黄亚洲：重大历史题材写作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四川日报悦读
日前，由新华文轩北京出版中心·华夏盛轩图书有限公司与天地出版社联合 出版发行的长篇小说《红船》在杭州举行首发式。《红船》的作者、著名作家黄亚洲现身杭州，对红船精神进行时代解读。
这部60万字的长篇小说全景再现了1919年到1928年间，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发展到壮大的历史进程。黄亚洲在讲述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诞生、国共第一次合作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同时，还描写了嘉兴南湖会议当天游船上订来的一桌风味饭菜这样的细节。
这些细节从何而来？写党史又如何把人物和细节穿插其中？听悦小读和黄亚洲老师的聊天，也许你会更加了解。
悦小读：献礼建党95周年，您为何会选择回到起点，写作《红船》这本书？
黄亚洲：应该说，不是我“选择回到起点”，而是我本来就在这个“起点”工作与生活。
我是由于当年的“上山下乡”而从杭州到了嘉兴地区的。三十年前，我在在嘉兴担任作协主席，也就是说，很自然地就关注了这条不同寻常的红船。走在嘉兴的街巷间，耳边都是橹声。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由于历史局限，党史研究、历史研究禁区颇多，众说纷纭，于是我就开始研究身边这个值得探讨的创作题材，越研究，从笔尖流出来的文字就越多，直至当今。
悦小读：《红船》60万字，您创作它花费了多少时间？有没有遇到过特别困难的时刻？
黄亚洲：改改写写吧，很难计算时间。直接的写，应该有两三年。困难始终存在，也没有特别的难，关键是历史唯物主义观在实践中的落实有差异，你这样想，别人不这样想，有一个对重大历史事件与重要历史人物的尽可能的公允评价问题。
悦小读：创作中有什么特别难忘的记忆？
黄亚洲：我曾专程前往上海，采访陈独秀当年的秘书郑超麟。这位饱受牢狱之灾的老人曾与周恩来、王若飞等人留学法国，喜吃法国面包，有法国面包他就谈兴较浓。我就赶紧在上海面包店购买各种各样的高级法式面包，拎了一大袋，于是这位被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采访后称作“革命老人”的郑老，难得地喜笑颜开，跟我说了很多故事。
他两年后辞世，我还收到了治丧小组寄来的讣告，通知送别时间。看来这位老人把一个仅仅采访过他一次的人就划入了“亲朋好友”一栏，其中也可能就有一大袋高级法式面包的作用。
还有一则笑谈。一位杭州记者在读了我的长篇小说之后笑说，“毛泽东与杨开慧新婚之夜说了些什么，全世界只有三个人知道，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杨开慧，另外一个就是黄亚洲。”这是对我融会历史进行人物刻画的肯定评价。我谢谢他，同时也渴望听到批评。
悦小读：从《建党伟业》《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到《红船》，您总是能将大家眼里严肃、庄严的党史、革命史写得十分好看，秘诀是什么？
黄亚洲：注重文字与可读性，是一个作家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处理重大历史题材，除了思想性、学术性之外，就有一个文字问题，毕竟是长篇小说，是要读者沉重地捧在手心里一行一行读的。尤其是眼下的图文时代，有心读长篇的读者实在是不很多，如果还是板着脸讲历史，就有点不靠谱。
我关心人物性格的刻画与细节的捕捉，关心历史空白处的形象思维，所以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努力，当然努力不够，我要检讨的地方还有很多。
悦小读：《红船》是一部小说，但同时也是中共的建党史。历史与小说之间，你如何把握？
黄亚洲：我刚才说过，我在小说创作中，关心人物性格的刻画与细节的捕捉，关心历史空白处的形象思维，这就与单纯的“纪实文学”有了区别。当然，历史是严肃的，我不能与历史的严肃性开玩笑，同时也不能与小说的虚构性开玩笑。这就需要把握一种平衡。总之，“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依旧是重要的写作参考原则。
悦小读：和《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一样，《红船》同样是“既把历史脉络梳理得一清二楚，又把人物性格刻画得活灵活现，粗细线条交错”。但《红船》中涉及到这么多人物，又都是真实人物，对于这些人物，如何下笔去写？
黄亚洲：历史间人物太多了，只能选一些重要人物上台，而且都是片段。有点片段多一点，有的少一些。这里就有一个取舍的问题，但考虑问题的关键是要把历史的关节点叙述清楚，而且这些关节点必须与你所要表达的历史逻辑相衔接。
取舍是很费思考的一个问题，毕竟就这么几十万字的篇幅，要反映的是十年间中国政治历史的基本大事件。所以，既然选了这些人物，就要好好描摹一些细节，借以生动与深刻，不然就对不起篇幅了。
悦小读：《红船》还描写了嘉兴南湖会议当天游船上订来的一桌风味饭菜。甚至写到1921年7月23日晚上法租界望志路一百零六号房间里，房屋主人数月前结婚时刚买的一只玻璃大花瓶。这样的细节，都是真实的还是合理想象？你是怎样获知的？
黄亚洲：一些细节，都是有根据的。有的细节，来自于一手材料；有的细节，来自于二手材料。你所举的两个例子，都是有历史依据的。
悦小读：回望95年前的历史，通过《红船》这本书，您希望能带给读者什么思考或者启迪？
黄亚洲：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一个只有五十几人的小党，仅仅28年以后就带领人民推翻了统治阶级，建立了新政权。这一历史进程，无可讳言是一种“开天辟地”，也是一种新思想的开拓精神。开拓精神对于当代而言，也是太重要的一件事。现在国家号召创新，创新不光是技术上的创新，思想上也要创新，各个领域方方面面都要创新。只有不断的创新与开拓，敢为人先，舍我其谁，一个民族才会有宽广的前途。
悦小读：作为四川“人”，我必须要问一个问题。您的新作《红船》为什么会选择华夏盛轩，交给四川的出版社出版？
黄亚洲：这个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我写的长篇小说《雷锋》，也出版了我参与编剧的《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小说版。为了能及时让读者读到这部反映邓小平在历史转折时期深刻形象的长篇小说，出版社一反常规，专门为我配了一位有北大研究生学历的编辑小郭打字，我每天去出版社“上班”，由我一段一段口述，整整花了半年时间，顺利完成了这部70万字的作品。我不能不为这家出版社点赞。所以，顺理成章，《红船》的出版，也不能不锁定这家“不按常规套路”出拳的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