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淳祐七年（1247），连续三年大旱，《宋史·理宗本纪》载：六月“丙申，以旱避殿，减膳，诏中外臣僚士民，直陈过失，毋有所讳”。一桩皇上的反思、节食与“中外”人士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由此开始。
大旱仍然“未释”，十二天后，理宗对部分批评付诸行动。下诏“两淮、襄、蜀”等地，对一直“遗骸暴露”在野地的前线阵亡将士，尽数“收瘗”；七月，又下诏，罢免办事不力的“同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政事吴潜”。
三年自然灾害，尤其以淳祐六年六月最甚，“镇江、常州亢旱”，也就是极度的干旱。镇江、常州，时属两浙范围，也是京城临安（杭州）百万军民的粮源。连续三年，粮食大幅度减产，严重影响到了首都临安的安定。
那时候，从北面“苏、湖、常、秀（嘉兴）、镇江”进临安的粮船，分为两路。一路“自东”，走大运河，到北新桥，也就是当时临安的北关，现在登云桥的南面；一路走德清，到奉口，“沿溪”，经梁渚（现良渚），过现在的小河直街，到北新桥。要说明的是，当时梁渚这一路，是“溪”，不是“河”。溪水之窄，行船艰难，全靠纤夫肩拉。这样的水运，也“止可载十余石米舟”，约现在一辆长安小皮卡一吨多的载量。
“梁渚”这一路，是从奉口过来的水流，应该是“西塞山前白鹭飞”的苕溪。淳祐七年，大运河“断流，米船不通”；德清一路的溪流，“自奉口至梁渚，仅有一线之脉”，也是断断续续；而梁渚至北新桥，溪流尽“皆干涸”。尽管灾区人民勒紧裤带，支援京都，但“诸路纲运，及贩米客船”却全进不得临安了。
“纲运”属朝廷的计划调拨；“贩米客船”是市场行为。到了这时，惟一是“肩负”，从德清到北新桥的“步行费”，每一石米要付“几十余千”。
南宋中期，一石大米（约120斤）的价是三贯铜钱，也就是三千个铜板。后来兵荒马乱，米价上涨，再加上这脚夫的“几十余千”步行费，《淳祐临安志》称：“米价之增，灾由于此”。
这一个“灾”，就不是仅仅指大旱了，还有脚夫的费用所带来的“米价之增”，为此，饿殍更是大增。不过，在相关的文字中，临安并没有饿死人的记载。在《淳祐临安志》上，由此引出的，也只是抗灾的成绩：临安府尹赵与筹的开挖运河。官样文章，千古如此。
赵与筹在派员查看北新桥至奉口的小溪后，决定，将此溪沟开挖成一条大河，一劳永逸解决临安城的粮道。根据当时溪沟的宽度，从“北新桥到狗葬”，再“开阔三丈”；从“狗葬至奉口”，加阔“一丈”。并清除河道淤泥，加深河底四尺，形成了“共三十六里”的新开河。
“狗葬”，现称“勾庄”，邻近“吴王村”，并非越王勾践、吴王夫差所遗。赵与筹扩溪前，葬狗一片荒冢，溪流“纤路狭窄”，纤夫“艰于行走”。赵与筹“差委官属，分段开掘”，并将挖出的河泥，加宽纤道，“帮筑塘路”。估计这一个“民心工程”是公认的，出工踊跃，当年开掘，当年完工。
“新河开成，漕输既便顺，堤岸亦增辟。子是，往来浙右者，亦皆称其便焉。”从光绪十九年（1893）的“浙江全省舆图”来看，这一条径直的人工河，依然标注清晰。南起小河直街旁的会安桥，北至现在余杭区獐山乡的奉口村，横跨石桥14座，桥名依然。现在勾庄的社区，用的就是当年“万年桥”的名。
民国地图，称会安桥至勾庄段为小河；勾庄至奉口段为西塘河。三十多年前，这条沿了104老国道的河，仍有30多米宽的河床。蒹葭垂柳，飞禽掠水，河埠农家，颇有野趣，乡民称之“白洋河”。
如今，“白洋河”的祥苻桥一段，因早年圈在某造纸厂内，水流狭窄，几近小溪。祥苻桥至勾庄段，因104国道的一再拓宽，也成了驳石高岸的狭流。没办法，不这么筑，国道不“国”，家家拥有的汽车怎么过得？再往北，上纤埠至奉口段，已近淤塞。倒是棕榈湾住宅那一段河道，借了卖房的要求，成了小区的美景，还有一点原本的野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