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是莫斯科中山大学。2010年，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创办85周年、停办80周年。创立于1925年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结果。是年，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逝世。为纪念孙中山和为中国培养从事国民革命的人才，共产国际和苏联决定成立莫斯科中山大学。彼时，中国国内的大背景是：国共第一次合作，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广州，有了黄埔军校培养军事人才，能有一所与苏联联手的培养政治人才的大学自然是好。在苏联驻广州国民政府总顾问鲍罗廷的倡导下，莫斯科中山大学于1925年9月成立，招收对象是国共两党的党团员，学制两年，第一期学员有600多人。
本文收在《只是历史已清零》一书中。此为最初原稿，若发现差错笔误请您留言
国共两党有大批著名领导人曾经就读于该校。查《辞海》第六版彩图本“莫斯科中山大学”条，在很简洁的介绍中，列举了国共两党5个知名人士的名字：张闻天、王稼祥、邓小平、谷正纲、蒋经国。邓小平是在五年半留法勤工俭学之后转过来的，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只呆了一年，因国内需要而回国了；他在中山大学时所撰的自传中说：“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见《邓小平自述》一书第26页，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1月版）邓小平与蒋经国虽然不在同一个班，但同在一个共青团小组。在同学中，蒋经国年纪最小，那时才刚满15岁。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学员纷纷被召回国，而蒋经国一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才回来。
莫斯科中山大学后来出了个著名的、带有贬义色彩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称呼，作为二十八个中一个的盛忠亮（盛岳），变节移居美国后写下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列出了名单，其中有多少大名鼎鼎的人物：张闻天（洛甫）、陈昌浩、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何克全（凯丰）、王稼祥、杨尚昆……（见该书第222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1月版）此外，还有乌兰夫、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赵一曼、左权等都曾经是该校学生。蒋经国说过，乌兰夫曾是他的同桌。
然而，世所不知的是，莫斯科中山大学还有大量的学生湮没于历史的现实与现实的历史中。原本，在生活上，学生们的待遇很好，莫斯科中山大学所有经费都是政府负担，学员不仅吃穿住全免费，而且还有达到富农收入水平的高标准津贴。但他们很快就被裹挟到路线、派别的斗争和联共（布）残酷的“清党”洪流中，很多人完全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他们或自杀，或被杀，或流放到西伯利亚，或遣送回国，或送至工厂去做苦工，或开除党籍团籍……他们成了苏联上百万被“清党”者命运的缩影。
“清党”的高潮发生在1929年，斯大林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发动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清党”行动。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那次清党运动，有点像瘟疫一样，任何人都有被传染的危险；即使平日自信是斯大林嫡系党员，到了这时，也不免要发生危惧。”（见该书下册第104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清党”涉及全国每个角落，被“清”掉上百万人，莫斯科中山大学一点都不是世外桃源，不仅无法幸免，而且成了一个重灾区。凤凰卫视不久前曾播出了《红色风潮——莫斯科中山大学往事》系列片，主持人陈晓楠神情沉重地说：“由于苏联格别乌（克格勃的前身）档案至今没有解密，所以在这一次清党当中，到底有多少学生被苏联格别乌逮捕、处决，今天仍然是个谜。在一些幸存者的回忆录当中，我们看到，他们在异国他乡处境悲惨，有的被长期监禁，有的在狱中被折磨致死，还有人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其中一位叫王一的女学生，在西伯利亚呆了二十五年之后，才回到祖国。大量的中国学生在清党当中客死异乡或者下落不明，最后能够历尽劫难回到祖国的，目前统计的数字只有十三个人。”
在清党中受到最严厉“清理”的这些学员，只有十三个人回到祖国，这是多么让人悲从中来的数字！在这里，让我们来看几个具体的人的命运：
——赵彦卿，成为清党对象后，他满面愁容、无比痛苦、嗫嗫而言：我唯一的出路只有自杀一了百了。而清党委员会始终对对象的名单秘而不宣，使得中大校园里的气氛非常压抑和恐怖，几天后人们惊恐地发现，赵彦卿上吊自杀了。赵彦卿死后，苏联格别乌到凡是有中国留学生的各个学校，进行大肆抓捕。
——瞿景白，瞿秋白的弟弟，一气之下就把他的联共预备党员得党证退给区党委，但就在他交还党证的那天，他失踪了，再也没有后续消息，“人间蒸发”，人们只知道他屈死于莫斯科。当时，瞿秋白和张国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也保护不了自己的弟弟瞿景白。还有，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也被送到工厂劳改。
——李一凡，第一批被逮捕的学生，他回忆到这次逮捕时说，格别乌以送他们回国的欺骗手段，将他们送进大牢，没经过任何法庭，由格别乌三人小组胡乱判决，并且无权上诉。李一凡后来总算回了国，1957年秋他参加“四清"工作，1968年被关进“牛棚”，次年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
杨尚昆在回忆录中，有一节的标题就是《清党运动》，其中说到清党的第二阶段是“停课搞人人过关”，中国学生要逐个在大会上“过筛子”，从个人历史讲到现实斗争中的立场，“讲完后，台下200多党员都可以向你提意见，揭发，追问，和‘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斗争会差不多”；“提意见和通过的关键，是看你是不是紧靠学校支部局，紧靠的，就保护你过关；半靠的，特别是不靠的，就揪住不放，进行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结果，全校有百分之五六十的学员被扣上托派、托派嫌疑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右派等政治帽子”；杨尚昆的爱人李伯钊也被开除了团籍（见《杨尚昆回忆录》第37-3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7月第2版）。
1929年的在校生，自然是最悲惨的，但托派反托派的“斗争”，两年前就开始了。1927年，是十月革命胜利十周年，11月7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庆祝典礼，斯大林检阅莫斯科卫戍部队和劳动者游行队伍（见《斯大林年谱》一书第365页，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没想到拥护托洛茨基的托派分子，在游行队伍中打出反对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标语，酿成著名的红场事件。是年斯大林48岁，他绝对无法容忍这般“无法无天”的行为。参与其中的有十多名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托派学生，立马被全部开除学籍遣返回国——这样倒也避免今后客死西伯利亚。到了年底，托洛茨基反对派组织被定性为反党、反苏维埃和反革命组织，托洛茨基被联共（布）开除出党，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
“斗争”有着无限可延伸性，既可前伸，又可后延，既可上传，又可下达。在1928年，中山大学闹出了一个“江浙同乡会”事件，所谓“江浙同乡会”，被莫须有地定为反党反革命的地下秘密组织，受到无妄之灾。展开这个斗争，其实是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向忠发，以及王明与时任校长的米夫向斯大林表忠心的重要举动；而且王明派系借机清除异己——特别是瞿秋白，这个原本就是虚构出来的“江浙同乡会”，说后台老板就是瞿秋白，而瞿秋白正是江苏常州人。对于一切反对支部局的学生，就给你扣上托派之类的帽子，还被称为“第二条路线联盟”，予以无情打击。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中有这样的叙述：“为了削弱这个第二条路线联盟，学校当局根据党支部局的建议，从1928年10月开始，把最调皮捣蛋的第二条路线联盟成员送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高承烈和林其涛都被送到了西伯利亚。”（见该书第222页）
斗争法则，从来都是上行下效的。未到而立之年就做了中山大学第二任校长的米夫，以斯大林的信徒自居，在“清党”行动中，他对治下的中大采取高压政策。王明成了他最坚定的支持者。中大的清党，最终演变成一出“挟私仇报恩怨”的闹剧和悲剧。只要在历次斗争中与支部局结下怨怼的学生，几乎都被扣上托派之类的帽子，许多遭到格别乌的抓捕，下场悲惨。当然，这些被清除、被流放、被杀害的中国学生，只是苏联党内斗争的很小一部分。
到了1929年秋天，莫斯科中山大学更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与国民党方面完全无关了。张闻天曾回忆道，到1930年暑假前清党才结束，七百多学生只有二百多人顺利通过，党员被开除党籍七八十人，团员大多数开除团籍，其余分别受警告、劝告处分。笔者想，中山大学这么多人是“反党”分子，斯大林一定极其失望。也就在这一年，联共（布）做出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停办的决定，寿命只有区区五年。显然，清党运动及其结果，是学校停办的重要原因。
所谓清党，本是党内“纯洁组织”的一种政治运动和组织措施。清除的主要对象是所谓阶级异己分子、敌对分子、骑墙分子、蜕化分子、官僚主义分子、道德腐败分子、党和国家纪律的破坏者以及老的孟什维克等等。从俄共（布）到联共（布），先后进行了五次全党规模的清党，时间跨度为1919年至1939年。前两次是列宁时期，属于俄共（布）：第一次清党在1919年3月至10月，规模不算大；接下来是1921年的清党，经过这一次清党运动，党员人数从1921年3月1日的73万，减少到1924年1月1日的47万，几乎减少了1/3。
与列宁时期“纯洁组织”的清党不同，斯大林时期的清党演变成了“清除异己”。斯大林有句习惯性的名言，是“我只要动一动小指头，谁谁就完蛋”。在1927—1929年、1933—1934年、1935—1936年，斯大林主事的联共（布），又分别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清党。在“斗争哲学”的指导下，“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做法，使清党严重扩大化。1936年联共（布）中央6月全会决定重新审查、纠正在清党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错误；1939年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决定，废除定期的大规模清党。但人们哪里想得到，斯大林支配着一切，与他抵触即被视为异端，替代“纯洁党内组织”的，是斯大林在1937—1938年的大肃反、大清洗，不仅党内，而且党外，尤其是当时的军队，都被大规模清洗，以致二战爆发时，苏军几乎找不到几个能征善战的高级指挥员了。
一部联共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斗争”的历史。手头有两本“老书”：一是由当时苏联历史学家集体编写的《苏联共产党历史》（中译本为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二是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中译本为解放社1949年9月版），翻开目录，触目皆是“斗争”二字。尤其后者，第一章的主题词是“斗争”，最后第十二章的主题词仍是“斗争”，章中每节的小标题，更是“斗争”二字不计其数。权力运行的制度与环境、历史与理想，培养、发展、壮大了斗争思想、斗争哲学、斗争现实。
斗争哲学，它似乎非但没有“原罪”，反而有着“原荣”——天生就是光荣的事，因为往高处说，这是阶级斗争，是一个被压迫的阶级对一个压迫阶级的斗争，或者就说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往中处说，那是对反对组织的反对，你不支持一个党委甚至一个支部的工作，就可予以斗争，也就是对反党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往最身边的低处说，最不济这个斗争也能斗出个快乐来，那就是：“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若说“斗争哲学”是形而上的，那么“斗争”就是形而下的了。这就是“与人斗”的结果：你与我政见不合、权力利益冲突，那么就以斗争来解决，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斗争成为剪除异己的手段。而且喜欢假借运动，进行暗斗。为了斩草除根，主事者会人为扩大斗争；为了让自己的权力利益最大化，下头各层级的“正确”一方，必然将斗争放大再放大，直到把反对自己的人清除干净。
一句话，这是自己与自己人斗。不仅“置之死地而后快”，还“置之死地而己安”。在热衷斗争者眼里，满目皆是自己的敌人或潜在的自己的敌人。他们不相信组织成员，不相信人民群众，只相信和崇拜斗争哲学，“我”之外的一切都可以成为斗争的对象。他们把路线的斗争、派别的斗争、个人恩怨的斗争，杂糅混搭在一起，使“清党”变成了一个凌驾于组织之上者个人使用的斗争工具，而且上行下效，层层乘机“借用”这个工具，所以，清党很快就变成斗争，斗争很快就变成镇压。捏造事实，逼供招认，“莫须有”真的被变成“稍等，有的”。斗争的对手，充其量只是“个人的敌人”，却被说成是“人民的敌人”，不是间谍，就是叛徒，不是反党，就是反革命，这样就可堂而皇之地将对方从肉体上消灭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结果使人们个个都笼罩在阴影之下，人人自危，“甚至看到自己的影子都吓一跳”。个人唯我独尊，权力唯我独享。而当一个人把所有的人都打倒、都消灭之后，最终必然灭掉的必然是自己，从而印证“连坟墓都不是恶主的避难所”。
没有宽容，不知妥协，无法合作，这就是联共党内斗争的一大特色。这样的斗争斗到最后，那就是在1991年发生了“8·19”政变事件——这场最激烈的“斗争”之后，这个“百年老店”随即被宣布解散，苏联宣告解体，从而书写了一部自兴而亡让人唏嘘的兴亡史。
斗争的哲学，无形的子弹，不能再飞了。在那历史的长河里，曾经飞了好一会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