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良心一刹那》收入《这个世界的魂》一书；
这篇随笔情感充沛、情怀优渥；
发表10年来，传播广泛。
一百年了，整整一百年了。一百年前的1906年7月12日，法国最高法院终于宣告德雷福斯无罪。被列为世界史上著名政治冤案之首的“德雷福斯案”，由此彻底平反。
时光倏忽过去了百年，但回首那一切，似乎都近在眼前，历历在目，切切如诉。“德雷福斯案”因为左拉，因为左拉的《我控诉！》，永铭历史、永留人心。一代法国文豪左拉，正是以他控诉的姿态，反而最终为自己的国家赢得了世界声誉——任何一个有良知、存正义的国度，都要为自己国家曾经出现这样的人士而感到骄傲。
法国邮政发行的邮票《左拉像》
德雷福斯，一位年轻而英俊的犹太裔上尉军官，尽管戴着眼镜，同样飒爽英姿。他做梦有没想到，自己会陷入这样的“情报案”中：1894年9月，法国情报人员获得一张给德国驻法国大使馆的“便笺”——据说是在使馆的一个纸篓里发现的，已被撕成六片，上面开列一份清单，有关大炮之类的“情报”。“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出叛徒”的行动开始了。在检查笔迹时，情报处发现德雷福斯的笔迹与那张便笺上的笔迹“有些相像”；当局还发现，德雷福斯是参谋部所有军官中唯一的犹太人，他的兄弟为了经营家产而保留了德国国籍。德雷福斯立马被逮捕，交由军事法庭审判。法国公众听说是个犹太人出卖了自己国家的情报，顿时群情激愤，大家都想给这个犹太人一点厉害瞧瞧，很多人要求对德雷福斯处以极刑。1894年12月22日，德雷福斯被开除军籍，处以终身流放；次年1月18日，他被遣送到南美洲法属圭亚那的魔鬼岛监禁。
德雷福斯本人拒不认罪，其亲属坚持为他申冤。1894年德雷福斯被判罪时，左拉并不在巴黎，所以起先他也像大家一样认为这名军官是有罪的；但左拉向来对排斥犹太人的行径深恶痛绝。后来，他接待了一位才华横溢的记者的来访，他叫拉扎尔，是他第一个在一本小书里对1894年德雷福斯案的判决合法性提出质疑。拉扎尔尽管没有完全说服左拉，但他提供的证据引起了左拉对这桩案子的关心关注。
德雷福斯被捕以后，法国的军事情报仍不断被泄漏，这事就奇怪了；军方又开始调查，到1896年3月，真正的“内奸”艾斯特拉齐进入了调查人员的视野。反间谍处处长皮卡尔在查阅艾斯特拉齐的档案时，见到他当年要求调往参谋部工作的申请，发现字迹与德雷福斯案件中的那张便笺一模一样。皮卡尔的朋友将情况告诉了左拉，左拉彻底明白了：被关在魔鬼岛的不幸的德雷福斯是无辜的！
左拉画像
良知是内心的审判者，有良知的人才有压力，而且是向内的压力。从此，左拉再也无法保持沉默。左拉的私生女德尼丝·勒布隆·左拉，在后来完成的研究性论文《我的父亲左拉》中这样说：“左拉当时在全世界的影响不亚于托尔斯泰，他感到有责任把他所知道的事实真相大声地公布于众；沉默，对他而言，不只是一种痛苦，而且是耻辱。如果不说出真相，他就再也不敢坐在亲人的身旁，同老朋友握手时也会羞得脸红。青年时代的那个理想主义者振奋了……”（见该书中译本第17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
挺身而出的作家左拉，连续发表《给青年的信》、《致法兰西的信》等等文章，无情揭露事实真相；在《致法兰西的信》结尾，左拉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法兰西，醒来吧，想想你的名誉！”这些是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早期著作。到了1898年1月10日，军事法庭审理对艾斯特拉齐的控告，尽管艾斯特拉齐承认了是他向德国人提供情报，德雷福斯不过是个替罪羊，但法官和陪审员们根据“上面的旨意”，还是宣判艾斯特拉齐无罪——军事当局因怕损害自身威信而拒绝改判！用一个荒诞的错误掩盖另一个荒诞的错误，没有比这样的错误更荒诞的了；这样荒诞的判决，引爆了有识之士更巨大的愤怒。
两天之后，1898年1月13日，星期四，人类权利保护史上，一篇伟大的檄文诞生了！那就是历久弥新、永垂青史的《我控诉！》。这是被激怒的左拉花了一天两晚的时间，在激愤中写就的万字长文。左拉派人把它送到《震旦报》，编辑们读完稿子后个个激动万分。原稿标题是《致共和国总统费利克斯·福尔先生的一封信》，但文章见报需要一个简洁的标题，大家苦思冥想的时候，主编克列孟梭忽然大叫起来：有了！原来文章当中就有接连出现的气势磅礴的“我控诉”。克列孟梭没去征求左拉的意见，就以《我控诉！》做了标题，用大过报纸名称的字号，在《震旦报》头版刊出了全文。这一天《震旦报》卖疯了，印发了30万份。
左拉发表的《我控诉！》
“只要我的良心和我那微弱的心声还在让我继续向前，我就要把通向真理的真正道路指给人们，绝不顾虑后果。”这是苏格拉底说过的话，左拉在《我控诉！》里就是这样干的。今日我们可在学者林贤治等主编的《人文随笔》2005春之卷，以及美国迈克尔·伯恩斯所著《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一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中，见到《我控诉！》的全文。在详细叙述分析了德雷福斯事件之后，左拉在《我控诉！》中用了8个段落的篇幅，皆以“我控诉”开头，控诉了案件中一系列必须予以控诉的人以及有关机构，正气磅礴、气势如山；能够与这样的语言文字相媲美的，也只有后来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
在文中，左拉毫不客气地说：“一个社会到了这种地步，就要解体了！”他“怀着强烈的信念”，把“真理在前进，无可阻挡！”再重申了一遍；在文章的最后，左拉大爱与无私共舞、激情和理性齐飞：“至于我控诉的人，我并不认识他们，我从未见过他们，和他们没有个人的恩怨仇恨。我在此采取的行动，只是为了促使真理和正义大白于天下。我只有一个目的，以人类的名义，让阳光普照在备受折磨者身上，人们有权得到幸福。我的激烈抗议，只是我灵魂的呼声。让他们把我带往重罪法庭吧，让审讯在光天化日下进行！我等待着。”
伟大的左拉
显然，左拉已经清晰地预感到自己要“出事”。正如萧伯纳所说的，“许多伟大的真理开始的时候都被认为是亵渎行为。”一星期后，左拉被起诉。伟岸的左拉嘱咐他的律师，要千方百计让公众知道德雷福斯是无辜的，而不要把精力用于证明左拉是无罪的。支持左拉的人和反对左拉的人于是分成鲜明的两个阵营。反对者主要是那些保皇党人、教权主义者、种族主义者，他们甚至下作地雇用大帮鼓噪者在法院四周大喊大叫；一位支持左拉的年轻人因为向左拉表示敬意而遭到一顿痛打。左拉置身于旋涡中心，谩骂、攻击铺天盖地，甚至有人以暗杀相威胁。最终左拉被判处一年徒刑并罚款3000法郎。律师们向最高法院上诉。其间，律师建议左拉应该离开法国，让判决失去执行效力。起先左拉并不同意，“宁愿坐牢也不逃跑”，否则人们会对他怎么想呢？但最后朋友们说服了左拉，左拉辞别了坚强支持他的夫人，于1898年7月18日，也就是发表《我控诉！》半年之后，“疲惫而绝望”地离开法国去了英国，成了一名流亡者。走时，孤身一人的他“只随身带了一件睡衣，折叠在一张报纸里”。
大写的人，才有大写的爱。在这场战斗中，左拉“单挑”国家权力，用现在的时髦话来说，就是他一个人与整个国家机器进行PK；他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和安宁作代价，为一个素昧平生的小人物伸张正义，彰显了无与伦比的良知、勇气与大爱。若是在一个知识界思想真空、人格矮化的国度，这是无法想象的。1899年6月5日，左拉从英国流亡回来，这时的他自己已经穷到极点；到1902年他去世时，银行里一分存款也没有。
平明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左拉》，让.弗莱维勒著，王道乾译
不过说左拉“单挑”滥权者也不准确，其实有一批智识者与他站在一起，支持他，声援他，与他并肩战斗。与左拉同时代的著名小说家、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郎士，就始终是左拉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法郎士签署过情愿书，还在1898年2月19日出庭为左拉作证。这一年，法国出版了一本《法国文学界向埃弥尔·左拉致敬》的书，书上那些支持左拉的人，由此被称为崭新意义的“知识分子”。有着社会道义和人间情怀的“知识分子”的抗争不会白费工夫，后来的时光是这样演进的：1899年6月，德雷福斯从魔鬼岛回到巴黎；9月9日，法国总统宣布对德雷福斯“特赦”；1906年7月12日，最高法院宣布对德雷福斯的判决无效，蒙冤12年的德雷福斯终于彻底平反；1908年，法国政府将去世后的左拉迁入先贤祠，德雷福斯在仪式上遭到民族主义者的枪击，幸好伤势轻微；1935年7月11日，德雷福斯去世。
“没有正义的地方就没有自由，没有自由的地方就没有正义。”法国的自由知识分子，自伏尔泰以降，真正形成了“为真理、自由、正义而斗争”的传统，出类而拔萃；而且，他们总是把自己的伟岸思想落实到为个人维护人身权利的具体事件中：在18世纪，作为启蒙思想家的伏尔泰为卡拉冤案奋力抗争；到19世纪，左拉为德雷福斯冤案而愤怒控诉；到了20世纪，波伏瓦为了德贾米拉案件挺身而出……正是这样的前赴后继、不倦斗争，才使真理不会断流、才让正义免于刑戮。
正义之外没有平静，真理之外没有安息。一万种高调的理由，也抵不上一颗滚烫的良心。与“德雷福斯事件”紧密相联的左拉，被称为“知识分子的良心”，“德雷福斯事件”就是知识分子良心史中一个鲜明的凸点。从这个事件以后，“知识分子”一词在欧洲就成了“社会良知”的同义语，他们始终坚持在本职之外关怀社会公共事务。在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作为智识者的知识分子，更明白公民的权利是什么、自己的责任是什么。正如罗曼·罗兰所说的：“公正是美好的，但真正的公道不是端坐在天平前面，静观两个秤盘上下晃动。”像左拉这样振臂一呼，表达的就是一个行动的智识者的良知与责任、道义与情怀。在国家的历史流变中，与普世价值背道而驰的那些当时的当权者，当然是感冒智识者发出 “我控诉”之类“有损声誉”的声音的；但是，时光往往很快就将“滥权者”或钉上耻辱柱，或删入垃圾箱；历史终将维护真理与正义者抬举得很高很高。在这一点上，哪个国家都不可能例外。
一个人的行动以真正的公共利益为目标，那就是人间正义。伏尔泰、左拉这样的行为，它产生的必然是世界级的影响。1978年，巴金在《把心交给读者》的随想录中，盛赞伏尔泰和左拉为维护真理与正义而斗争的精神，“我在梦里好像见到了伏尔泰和左拉”。而早在1937年2月，巴金回忆《家》的创作时说，他当时就是要写一部小说，为无数的无名青年牺牲者“喊冤”，“我要从恶魔的爪牙下救出那些失掉青春的青年。这个工作虽是我所不能胜任的，但是我不愿意逃避我的责任。”于是，巴金也喊出了“J＇accuse”——他使用的这一法文，就是左拉发出的那声伟大的呐喊：“我控诉”。
卡朗达什刊登在《费加罗报》的《家庭晚宴》，精彩地刻画出私人住宅中的辩论情形。漫画第一幅描绘一个安静的宴会，标题：“绝不讨论那起事件”。第二幅标题：“他们正在讨论那起事件”。图中可见辩论者当中有掐住对方喉咙的，也有用手指向对方的，椅子背推到了，似乎只有小狗大吠命令大家遵守秩序。”
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人类的美好今日，是先贤以澄明的思想奋击世间的混浊而换来的；正是左拉掀起的战斗捍卫了真理正义，阻止了公权蜕变，保护了共和民主，挽救了法国荣誉。左拉成为世界级声誉的左拉，不仅因为著作等身的文豪身份，更因为维护正义的人权贡献；在《我控诉》发表百年后的1998年1月，法国总统希拉克发表公开信，庄重纪念“已成为历史一部分”的《我控诉》100周年：“让我们永不忘记一位伟大作家的勇气，他冒尽风险，不顾自身的安危、名誉、甚至生命，运用自己的天分，执笔为真理服务……一如伏尔泰，他是最佳知识分子传统的化身。”“今天，我想告诉左拉和德雷福斯的家人，法国是如何感激他们的先人。他们的先人以可钦佩的勇气为自由、尊严与正义的价值献身。”左拉，人类思想宝库中伟大的左拉，以愤怒控诉的姿态，为自己的国家赢得了世界的声誉；不仅法兰西要感谢左拉，整个人类都要感谢左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