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了街坊与宅屋，该说人说物了，这也是一座城市的灵气所在。写人写物，不能泛泛。谈花说月，肤浅了。要想写出地域的人情世故，惟有衣食住行、营生奔波，才能有血有肉，见出根底。
儿戏与儿歌
在泰国的曼谷旧国会大厦展厅，看到一组木雕：老妇和垂髻小儿，对坐，四手相错叠合，老妇的拇指与食指，正轻轻的捏起小儿手背的一坨“嫩肉”。看那老妇的嘴，似乎念念有词：“哎呦哇。咋啥啦？蚊子苍蝇咬我啦。快快爬上来”。
当然，我说的是杭州儿歌，在蚊子苦多的昔日，这儿戏与儿歌，几乎伴随过所有杭州人的幼年。如今，在异国他乡，几百年前的泰王宫中，竟然见到如此的雕刻表现，不是眼见，难以置信。我苦苦思想，是从中国，或者杭州传过去的？还是从泰国传到杭州来的？
有一个池田静夫的日本学者曾著述：元朝一统中国的只是土地，却无法改变前朝文化的统治地位，后人始终将以杭州为代表的南宋文化视为正统。池田静夫是七十年前说这话的，陈桥驿先生对此有过赞可。明时的杭州文士郎瑛写《七修类稿》，也说到这点。或许，曼谷旧国会大厦中木雕儿戏所表现的，就是明时以杭州为代表的正统文化。我想，这应该是惟一的解答，郑和七下西洋的文化传播，就是佐证。
如此儿戏中的时代印痕，说开去，还有。譬如辛亥革命以后，咸鱼大翻身的帮会又被打入“地府”，浙江的朱瑞奉命捕杀过。“好佬”纷纷隐身，凭借手势与器物的摆放在茶肆酒楼寻找“同宗同帮”。据载，手势就是五指的不同屈伸。四川大邑的一位地方史研究者和我说到袍哥的手势互通，也有大同小异之处。
“石头剪刀布”的儿戏，老杭州叫“寻宗帮”，就是“好佬”寻找“同宗同帮”的原型，是“上到江头，下到湖墅”的“江湖文化”的影响。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当年这手势是只做不说的。还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游戏有“非儿”的因素，譬如像“蚊子咬”儿戏中的老人的引导。
有一种“跳格子”儿戏，两两对垒.伴有儿歌：“腾，腾钩折啊；折，折钩帕啊；帕，帕钩腾啊”。“腾（石头），折（剪刀），帕（布）”，应该是老杭州“正版”的“石头剪刀布”。“寻宗帮”的口令如今成了“石头剪刀布”，是又一个时代的开始。
当然，印痕模糊的儿歌也有。“睏睏小眠床，喫喫白相相，……五块五块喫大菜，六块六块喫小菜，……”这儿歌表达什么？伢儿不会深究，后来不让唱了，是大人追究了。现在看来，这歌中的“翻过钱塘江 ”去“白相”，去“喫大菜、喫小菜”（其实是大众菜和小灶菜），应该就是“休闲文化”的影子。不同时代，意识不同。
信口胡诌的也有：“人造卫星，小小月亮，飞机大炮，打煞‘某某某’”；“天上有桥，桥下有水，水上有船，船到杭州，周吴陈王，王先生做梦，梦见娘舅，娘舅原来是个‘某某谋’”。这“某某某”，也有不同的代入：譬如“日本佬”，“美国佬”，“蒋介石”，“杜鲁门”，也可能是身边的“某某某”淘伴。
以上儿歌往往伴随“赢逃输关”的儿戏，“赢”者唱完，被“关”的“某某某”在“赢”者的一哄而逃中脱“关”穷追，抓一个“替死鬼”。当然，这说的是五十多年以前，尤其月黑，父母在忙，小儿沸反盈天。
老派女人
某天，见两位不期而遇的老妇，70多。穿踏线花格棉裤的拄了拐，她说这棉裤是展销会买的，100块五条，我说老板太多嘞，他退了我25块，算我15块一条。另一老妇大声赞叹：大姐姐，合（ge）算的哎。
这就是杭州的老派女人，第一的信奉，是“宁买不值，不买吃食”。她们风韵犹存时都吃过苦，大多没有工作，打点全家吃穿是她们的职责。兵不荒马却乱的日子，男人一时分文不进也有，女人苦苦支撑，能轻易诉求的，大多是至亲，比男人多了一份内心的艰辛。男人就不同了，穷爱面子，“放进五脏（无常）庙最好”，口福还是要的。
民国了，共和了，老派女人仍好欠腰作揖，说“打扰”，说“折寿”，前朝遗风要比男人重。尤其一声“谢谢”，老杭州好说jia/jia，老派女人却说ji/ji，这就是满语“jilz”的影响：宽恕、得罪。杭州旗营两百五十多年，后期的满汉婚姻互通，往往使得老派女人的身上仍有“共和”前的影子。
底层也有双重性，大多是社会逼的。当“国民”了，要养家糊口了，一味的“多礼数”就少了。我的小姑妈就是，男人早没了，摆一个小水果摊，拉扯三个子女。一时兴起，唱一段“苏三起解”，极脆；懊丧时也会猛爆粗口。我老子常说她“沸点点”。其实我老子有点迂。女人应该有真性情，与老派的规矩无关。
那时，不亲不近的男人一般不好叫杭州女人为“嫂子”的，这多少有一点武二与小潘的阴影。叫“大姐”就多了，叫年轻女人“大青娘”的也多。青涩、青壮、青色将褪，青有青的“挺刮”。这么叫，有道理的。青是要熟的，要红的，要挂不住枝的。所以，“女大不可留”这句话，若拿“大青娘”说事，就明白多了。尤其大墙门内，厢房挨了厢房，哪怕“芬芳美丽”、“又白又香”，隔壁的“鼻头涕阿二”说不定哪天就会将这挂不住枝的“果子”打下地的。生米做成了熟饭，娘老子只好说“啊呀呀”了。
所以，老派女人择婿讲究门当户对，不会高攀。潜移默化，她们的女儿就算如花似玉，眼睛一般都是平视的。一旦看上，没房没瓦，也会哭着喊着一根筋扳到底的。有一好友，他说他现在的老婆也就是当年的女朋友第一次进他家门，撸起袖管就做煤球，为的是讨好男方父母。满腹的滔滔碎语，只剩“痴心”二字。
这样的女儿，勤勉，硬扎，素面朝天，浓眉触鬓，个个是扮“喜儿”的不二人选。哪像如今影视，扮演的村女老妪，寡妇穷姑，无论深山辟地、饿死人的年代，全都眉毛拔光，全靠描画。毫无真实，何谈敬业。
这样的女儿，在手拎双喇叭收放机盛行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胸衣仍是自制的。夏日出门，那胸是横看似岭侧成峰，从美学的角度说，有点“暴殄天物”。那像现在，平胸都能“整”出个小山尖尖来。好在，这样的女儿也赶上了幸福日子，开始往“劳保舞厅”去“蹦擦擦”了。赶时髦的，蚕眉拔过，毛孔粗了一点，纹出的柳叶弯弯，还是中看的。就是那腰勒得紧了，有“救生圈”与“铁轨”出来。挑一个“老泡儿”吧，搂一起跳，也蛮有趣。
时兴广场舞后，她们就跳出花样来了，“佳木斯健身舞”远不远？照样跳到了杭州，这也许与“下乡”的经历有关。她们的诟病就是喉咙稍微响了一点，这与她们一度出大力流大汗与男人扛“半爿天”有关。退休了，凑一起了，出一点“音响”，难免的。
钢丝车
在早，杭州女人也有拉车的。这一点，与前清与民初的轿夫限于男人不同。女人能拉得的车子，杭州叫“钢丝车”。
萧山也叫“钢丝车”，那是靠近钱塘江南岸一带，受杭城的影响。稍远，不同了，叫“板车”，叫“人力车”。城东的临平也这么叫，城西的袁浦却叫“双轮车”。周华诚的《没人知道你在寻找什么》，有“架子车”一说，我相信他写的就是钢丝车：两轮子，木板车身，两条拉杠。华诚是常山人，叫法上相差远了一点。
钢丝车之前，也有车。拉的，推的，牵的，人力兽力都有。车轱辘、辐条、轴全是硬木，几千年了，“咕咚咚，咕咚咚”，得有兽似的蛮力。1913年4月30日《申报》载：卖鱼桥一带的街、桥，石板“破损厉害”，乡绅出捐补修，提出每过一辆“人力车”要“加洋五角”。
那时，北上的都得去拱宸桥大同街坐船，往日租界寻花问柳的男人也多。私人包月、包年的“黄包车”没出现之前，统称“人力车”，也叫“东洋车”，刚从日本传入。要命的是，不少车轮，还是木轱辘。对桥、街石板的破坏不说，臀部少肉的人是绝对不看好的。年事高的，不赶这时髦，还是坐轿。
当然，坐人、拉货的人力车形状有区别，当前者出现包月、包年后，这车就被“黄包车”一言代之了。尽管没被“包”的车有点寒酸，也没有“叮当”作响的铜铃，坐人的人力车还是沾光“黄包车”的名了。当然，这是有了橡胶轮与钢丝辐条以后，至少是过了1913年，也有“双轨制”的过程。“钢丝”辐条比木辐条要细几十倍，橡胶轮弹性十足，拉风，夺眼球是肯定的。
于是，人力拉货车就有“钢丝车”的专用叫法了，这是杭城的市井独有的叫法，也能看出杭人对外来物区别的一语中的，“命脉”摸得很准。呼儿嗨呀，这就杭儿风了。据1923年4月的报纸，杭城“人力车公司”有“四十七家，共车二千五百辆”。注意，媒体的书面语仍称“人力车”。
有一张上世纪40年代美国大兵拍的杭人拉货车照片，那不是钢丝车，是大板车。宽度、长度、载重量比钢丝车高一个等级，用的是汽车轮，属当年运输的“重工业”。拉大板车主杆的，也必须是重量级的男人，有点像北方马车套的辕马（比喻不当）。
拉钢丝车的女人就多了，还是主拉。老波儿时，隔壁姆妈就是。儿女不听话时，她往往破口大骂：我都拉得子宫下垂了，你们……。那钢丝车，一早一晚好靠在门外电线杆上，车轮滚到家中。她家南北贯通，我家被房管所改得南北隔断，走后门。去前面的街，好穿他家。
“上山下乡”之前，我“吃闲饭”。某日，有邻居说，前面有人找我。我穿过隔壁，看见上海的姨夫，鸟一样蹲在钢丝车边。他说不去你家了，你给我点钞票，我先去萧山避避。姨夫出事了，是逃出来的，萧山有他的徒弟。那年月出点事并不意外，我说我去借。他说“多少多少”分钟（忘了），我在“力车”下等。我姨夫将钢丝车称为“力车”，我有点诧异，那只是慌乱中的一闪。
长话短说。姨夫拿了钱走了。只两天，居民区治保主任叫我，见两个戴红袖章的，说是上海某力车厂的，问我姨夫是否来过。估计我是叛徒转世，就几句询问，彻底坦白了。我姨夫就从萧山押回了上海。后来据我姨夫说，力车厂是开埠时外国人办的，他是技术“大拿”，洋人叫“Number one”，国人称“拿摩温”。江浙一带最初生产的人力车的宽度，都是依照上海几家力车厂的钢丝轮的轴距造的。
从木轱辘到钢丝车，长达两千多年。三轮车的出现，依然脱不了钢丝车轮。仅仅百年，汽车盛行。“钢丝车”的特征，就这么以杭州人的语言，存储在历史的硬盘中了。
便具
老杭州好说上江人不用马桶，这说的是住在江头的上江人，即宁、绍、台、金、衢、严、温、处（丽水）旧时上八府人的统称。这就笼统了，至少宁、绍的马桶是盛行的。四十年前，我去过江头的朋友家，从复兴路挤挤挨挨延伸到江滩，几乎是凌空而架的矮屋。有没有马桶，没在意。
三十年前去新昌丁村，一个深山，潜溪的源头，我岳娘老家。以前，村民顺水能行船到钱塘江的。那天临睡，亲戚给了我一把尿壶，我儿时用过这物，倒也得心应手。我老婆怎么办，我有点懵。好在她也算半个当地人，说女人也用这个的。
我家以前也有马桶，上辈所传，像是尺寸放大几十倍的绍兴咸亨酒店汆筒，厚厚宽边。在早，对付这种笨重的马桶，城外倒粪的菜农上门，配有杀腰的宽带。这马桶也不“金鸡独立”在床前明月光中，配有“马箱”：樟木制作，朱红色漆，一米见方，上盖中间藤条编织，透气散秽。马箱的正面，阴雕盘龙戏珠，估计民初的物事，祖父阔过。要是前清，屁股坐龙上，要砍头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我家大小三个男人，各有“主义”，就是懒得倒这只笨重的马桶。返璞归真，用尿壶。
尿壶乌黑，精光溜滑，八成是古董。口子比丁村的那把略小，容量不大，轮到我要尿第二泡时，往往得憋回三分之一。倒尿壶是我一早的职责，某日，下楼走了几档，想起某事，我将尿壶放楼梯档上，又返回楼上。那时，我小姑妈的外孙也和她住一起，用一个楼梯。那是个直梯，很陡。大外孙下楼，走了几步，咕咚咚，翻下楼梯了。我小姑妈大怒，问他是怎么走的？二外孙自告奋勇，学老大怎么走的。也是几步，咕咚咚，又翻下楼了。奇怪，我小姑妈小心翼翼细看，是尿壶作祟。好歹我是娘舅辈，没话好说。
尿壶与马桶都有上千年的历史，应该并行不悖。前者少有文字记载，马桶倒有，什么样子？是“汆筒”还是“腰鼓”？语焉不详。譬如冯梦龙的《警世通言》，说到许宣的东家李克用，见倾国倾城的白娘子净手蹲马桶，便“张”了板壁缝。至于马桶的形状，或略了。
我家的尿壶用到哪年哪月？说不清。只有半夜要“救急”，才用“汆筒”。白天，家旁就是公厕，“近水楼台先得月”。儿时，我也如梁山好汉，有绰号，人称“茅坑里的连根”。“连根”是我的原名。叫这绰号的，大多是我同学的妹妹。
我去下乡，第一年没回杭州，分了红，钱寄给我老子，写明要他买一只普通的马桶。我怕我老子年岁大了，端不了那“汆筒”去走楼梯。那年头，一早一晚，这比“安塞腰鼓”大的马桶排满巷头，等粪车摇铃到来，也算一“景”。更大的“景”是公厕一早的排队，急出一个好歹来的，估计也有。好蹲坑看书读报的，这时很容易被人指了桑树骂槐的。
也有搞“西化”的人家，白搪瓷马桶小巧玲珑，悠悠然拎来了公厕。这一景要远远早于杭城用痰盂代替马桶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应该是留洋过的知识家庭。后来时兴痰盂做便具时，往往用高脚的，便于起蹲。尼克松来华与老人家作哲学谈时，他的脚边曾“岿然”独立过。这也应了庄子的学说：一种用法不通兴之后，再变通另一种，便显出了物的妙用。
杭州人时兴自砌卫生间与蹲坑是八十年代，前提是家中空间多少大一点，下水道要离主污水管道近。这时，分到新房的幸运人家也有了，他们拥有了独立的卫生间。尽管窄小，尽管是蹲坑，尽管有的还与厨房连在一起，尽管也听说过某家剖鱼时鱼儿勇敢地跳进蹲坑的事。但城里的月光洒在身上，已经很幸福了。
“抽水马桶”一说，百年前杭州建“新新饭店”时就有了，与“洋铁锅子”（铝锅的最初叫法）一样，同属一种对外来物的偏正用语。九十年代，当这种“马桶”哗啦啦的冲水时，最初的杭州人多少是“肉疼”的。水箱中加一物件用来减少水的储存量，也被推广过。
相对“马桶”的逐渐消失，“抽水马桶”的原名“坐便器”渐渐被“拨乱反正”了。对它的质量与舒适的追求，也成为生活指数提高的象征。住家扔出的完好的旧坐便器多了，“日新月异”的时代感也就变得那么的清晰了。当然，这不仅仅指杭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