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之外的行动启蒙

　　按语：

　　昨天收到一位读者的信，强烈要求我为高考考生提供一些写作的考前材料。很抱歉，我不喜欢为考生提供一些“零时抱佛脚”的所谓材料。不过，我倒是很乐意为包括考生在内的读者提供一些篇幅短小、内容隽永、视角独特、材料新鲜的文章。如果你每天肯花上10分钟读读这些材料，没准它真的就是你写作的宝贵资源了。另外，我强烈推荐我的《当代时文的文化思辨》《现代杂文的思想批判》《经典名著的人生智慧》《古典诗歌的生命情怀》这四本书。要说材料，那里的材料已经够多的了。 

　　第一期推送徐迅雷老师的《思想之外的行动启蒙》。徐迅雷，当代著名杂文家、时评家。我是徐老师的忠实粉丝，长年持续跟踪阅读徐老师。因此，也有幸与徐老师保持着友好的联系。最近收到徐老师馈赠的六部大著。很多文章先前都读过，再次浏览依然心潮澎湃。徐老师是杂文家中兼具情怀、知识、才华与思想的大家，与我尊重的杂文家鄢烈山、狄马一起，是我最敬重的老师和朋友。

　　做为写作资源，这篇文章可用来写作诸如担当、责任、人文关怀、思想与行动的关系等话题。下图为徐老师的亲笔信，观其字，字如其人，春风拂面，可以想见。

　　卡拉这下怎么也无法0K了。让·卡拉是个法国的商人老头，为人宽容厚道，1761年他64岁。卡拉有6个子女，大儿子是安东尼·卡拉，29岁，性情抑郁，搁今天会让人想起张国荣。安东尼·卡拉喜欢读《哈姆雷特》，喜欢研讨自杀。1761年10月13日晚，卡拉家里来了一位客人，席间安东尼·卡拉和二弟拌了几下嘴，随后他就离开了餐桌，可谁也没往心里去。没想到，家宴结束送客时，家人发现安东尼·卡拉已在店铺门框上自缢身亡了。按照当时的法律，自杀是禁止的；而在图卢兹当地也有条法律规定，每一个自杀者都要脱光衣服，倒挂木杠，游街示众，最后还得上绞刑架上暴尸。  　　

　　悲痛中的老父亲让·卡拉不愿意看到这幅惨景，试图对外证明儿子是自然死亡的。不想外界却传说是老卡拉谋杀了小卡拉，“理由”是儿子卡拉要改信天主教而父母不肯，所以将儿子活活勒死。这下麻烦大了，案件由图卢兹法院审理，卡拉全家身陷囹圄，老卡拉更是受尽严刑，但他并没有屈服而自诬认罪。这个荒唐的“杀人案”当然没什么证据，可在宗教狂热分子的压力下，当地法院于1762年3月9日判处可怜的老卡拉车裂，翌日执行酷刑。  　　

　　老卡拉就这样死了。这个案件最终能载入法国史册，是因为有了伏尔泰。惨案发生后，伏尔泰一位朋友来探望他，顺便将此事告诉伏尔泰，这引起了伏尔泰极度的震惊。在了解了真相后，伏尔泰拍案而起，立刻投身为卡拉冤案平反的行动中，为这个非亲非故的死者奔走呼告。“人们往往只谴责‘暴行的残忍’而没有注意到‘暴行被实施时的轻率’。”这是当代捷克作家赫拉伯尔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说过的话，而作为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当时就清晰地看到了那“暴行被实施时的轻率”，所以他义无返顾地开始“咬住了魔鬼的耳朵”。

　　1762年的伏尔泰，已经是68岁的老翁了。1762年，中国的乾隆皇帝在春天开始了他的第3次下江南，俄国圣彼得堡的冬宫建成；而这一年，法国的卢梭发表了他的《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见上海古籍出版社《世界文明史年表》一书第1094页），相同的时空，不同的翕动。是年68岁的伏尔泰，在法国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中已经成为了导师与领袖，尽管他后来一直战斗到1778年84岁上逝世。从青年时代，伏尔泰起就致力于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宗教对人性和社会的束缚，倡导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普世价值。当然，他自己也多次曾经经历了被捕入狱的命运，巴士底狱使他对冤案感同身受。在法国的历史舞台上，伏尔泰活动时间很长，占了十八世纪的四分之三，难怪法国著名传记作家安德烈·莫洛亚在《伏尔泰传》中这样说：“十七世纪是路易十四的世纪，十八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  　　

　　而眼前的卡拉案件，使得伏尔泰变得从未有过的严肃认真。他不再是一个温文尔雅的文人，而是变成了一位斗士。“在这一时期里，只要我稍微笑一下，我就会责备自己犯了幸灾乐祸的罪过。”而此刻，他选择了那个著名的格言：踩死败类！与其说“踩死败类”是个口号，不如说是个不折不扣的行动。历史将永远铭记作为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的伏尔泰，更将铭记作为行动者的伏尔泰。在为卡拉案件翻案过程中，伏尔泰全身心投入，前后用了4年时间：他亲自收集所有这个悲惨案件的材料，写成小册子自费印刷散发各地，努力让大众知道并反思这起恶性迫害惨案；他发动周围的朋友、法国上流社会的贵族们，甚至唤动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俄国新即位的叶卡特琳娜二世为卡拉案件呼吁，使本案成为轰动全欧洲的重大事件；这样的“滚雪球”，终于把“一个人进行的一场令人惊讶的、闻所未闻的大战”，变成了世界瞩目的战役，正如房龙在《宽容》中所说的：“伏尔泰打亮了所有的灯，雇用了庞大的乐队，邀请大家来参战，逼得敌人走投无路。”  　

　　伏尔泰的努力最终赢得了重新审判的机会，他于是亲自起草校阅各种记录，修订辩方的全部陈辞，“将论述变得简短有力、不容置疑，处处闪烁着智慧、理性和辩才”；1766年3月，在卡拉遭受车裂酷刑死后第4年，巴黎法院终于判定撤销原判，为卡拉一家恢复名誉，卡拉遗孀也获得了赔偿抚恤金；而在30年后，法国大革命取得胜利，国民大会专门作出决议，在害死卡拉的图卢兹广场为“牺牲者”卡拉建立了一个大理石纪念碑。  　

　　在法国，正是有了伏尔泰，才有后来的左拉的“我控诉”和杜拉斯致范文同的信。在“思想启蒙”之外，正是伏尔泰带来了“行动启蒙”。思想的伏尔泰是智慧的，行动的伏尔泰是善良的；思想的伏尔泰是高贵的，行动的伏尔泰是伟岸的。“上天绝不帮助坐而不动的人。”这是古希腊哲人索福克勒斯说过的话。而伏尔泰自己在《哲学通信》中则说得更生动形象：“人生来是为行动的，就像火光总向上腾，石头总往下落。对人来说，一无行动，就等于他并不存在。”一个民族开始思考，就不可能阻止他；而一个民族开始行动，就更不可能阻止他。 

　　卡拉案件之后，伏尔泰不顾自己年岁越来越高，继续为其他诸多冤案奔走呼告，他为西尔文冤案奔走了8年讨回了说法，他还为农民马丁冤案以及蒙巴依夫妇冤案找回了公道。为拉贝尔和艾泰龙这两个小青年的冤案，他费了十多年的精力，尽管到他去世时尚未成功，但照样功不可没；日克斯地区人们承受过重的苛捐杂税，伏尔泰也仗义执言，最终使之摆脱了沉重的负担……这不禁让我想起，尼采在为纪念伏尔泰逝世100周年而写的《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本献给自由精灵的书》一书中说到：“紧挨着完全黑暗的人，总是有一颗光明的灵魂，几乎作为一种规律，又好像是同他们捆绑在一起似的。”（见该书第54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  　　

　　没有伏尔泰、没有卢梭，就没有1789年法国颁布的《人权宣言》。《人权宣言》用理性法庭宣判了扼杀人类天性、践踏人类尊严的各种“特权”的死刑，用庄严声音宣告了追求幸福、反抗残暴是人类天赋的、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保障人权，保障人的权利，伏尔泰是思想的先驱，更是行动的先驱。“尽管我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人类世界将永远激荡着伏尔泰这一捍卫权利的伟大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