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有它的与众不同，精神的，物质的，历史的，地表的。“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至知”，要了解它的灵气，知晓它的底蕴，只有一巷一路，一宅一物，见微知著，才能见出妙来，才能看出它的岁月与凝重，文化与历史。
三山五岭
（金鸡岭）
在家家烧煤饼的日子，煤饼店常常要断货。断火人家，借饼续火的；买煤屑现做的；破篮儿排队的，都有。煤饼一到，人全齐了。这时，踏三轮车送煤饼的大郎受到责问了：为啥才兹送来？是不是金鸡岭的煤饼？
前一句人之常情，后一句费解了。金鸡岭厂的煤饼火头旺？金鸡岭的名声响？估计，两者都有。金鸡岭煤饼厂靠近解放路口，“磕头机”日夜不停，“嘭咚嘭咚”。从地势看，金鸡岭离东河不远，一马平川。以前是一条不宽的巷，墙门、浅屋栉次鳞比。
这就是老杭州说的“三山五岭”之一，其他“山”、“岭”，要是多事，较真起来，也都如此似是而非。譬如“三山”，大致指“祖山”（也称“武林山”）、“艮山”、“胭脂（燕支）山”；“五岭”是“灌肺岭”（现高银巷）、“群仙岭”（现“十五家园”附近）、“金鸡岭”、“骆驼岭”、“彩霞岭”（现候潮门南）。
（祖山寺原址）
“祖山”，因了“祖山寺”，三十年前仍然存有余名，相比较，它的另一个名字“武林山”，就惨了，“山”已淡化得无影无踪。《康熙仁和志》说：此“山”在“在武林门内一里”，有一座圣寿寺，寺中有一“小阜”（土包），“度（估计）高才八九尺（2米多），顶平，寺僧植桑、菜于其上，筑石砌临道旁，削为狭方，长可三十步，广得十五步耳。”
不过，这话在同一时代的《康熙（杭州）府志》上，蔚为壮观：“小土阜，高可三丈”，八九米哦。估计这是文抄公干的，照搬了明朝的说法。好在因了“祖山寺”的存在，“山”名一直没废。此寺原本是南宋高宗为祭祀“太乙神”而建，本名“圣寿寺”，后来几经变化，寺以地名。按方志所说的武林门内“一里”估算，即如今武林路83号及“群艺馆”方位。
“艮山”的说法大致有三，明朝田汝成说：山是有的，不高，“今已陵夷（被铲平了），莫可指索（谁也说不清方位）”。《乾隆仁和志》的学究气重了：按“易经”，“艮”表明此门的东北方位。《东都事略》以历史说话：高宗的老子在汴梁筑过“艮岳”山，“艮山”的命名，也算是对旧京的痴心。看来，田汝成老汉的可信度较高，毕竟他离南宋不远。
“胭脂（燕支）山”，有点晕，《武林坊巷志》有“燕支山巷”，南北向，曾经与藩司前附近的华光巷平行，“子丑寅卯”，也算与吴山扯上一点边了。不过，城北的“胭脂（燕支）山”似乎更靠谱一点。十五年前，一位八旬俞老伯带我到玄坛弄原电视机厂宿舍的墙边，他说这里曾经有过一块脸盆大的光石头，有石碑，上刻“胭脂山”。燕支（胭脂）桥，得名此“山”。翻阅《武林坊巷志》，在“元坛弄”条目中，有“胭脂山，仅一斗大……”以及丁丙按：“里老传为宝石山尽脉”的文字。
（“胭脂山”原址）
“五岭”也是，只有“骆驼岭”多少扯得上边。因为在吴山的东面，宋时还称“小坝头”，《成化（杭州）府志》说：“今废”了。其实，杭城地名中的“三山五岭”，都有被“废”的说法。只有掉书袋，穿越似的觅去，才有“老鼠拖木锨，大头在后”的故事。
不过，“里老”的说法似乎有一定道理，如果将武林山、金鸡岭、群仙岭、胭脂山、艮山顺序排列，会看到，在中古以前，老城的北侧，真像有一条时隐时显的宝石山的尽脉。它们和南面的山脉一起，像一把倾斜的太师椅圈，拱卫着这一块曾经的大海冲刷地。如果没有北边的拱卫，杭州恐怕难以形成。
上到江头，下到湖墅
这说法耆老们也各有侧重，指城河，说铁路（江墅线），称老杭城范围、叫跑码头的人，都有。如此的容量，也使得老杭州有了“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可能。要是就势说开去，几万字都打不住。只能“因陋就简”。
“江头”，城南沿江一带，也称“江干”。湖墅，概念大了，以前指运河的北新关（现大关桥略北）往南，直到左家桥一带，开埠后，往北延伸到了拱宸桥。清时的《勷善征信录》，有“上江浒、下湖墅”之说，这也是杭州“商埠文化”的滥觞。
北新关，不仅关卡一个，也是明、清时赋税机构所在，人称“大关”。杭城的“十门六关”（十座城门，及东新关、打铁关、观音关、八字关等税收关卡），都有北新关署派驻的税役。江干码头的“城南务”（税站），为了防潮汛，允许船只先行起塘（翻塘进入内河），但船家必须拿了税站的“起塘小票”，次日到北新关署上单纳税。税单一式“三连（联）”，一连交关署“船柜”纳税；一连交关卡兵丁核对；另一连作为船家凭证。
关署为啥设在湖墅，而不是广袤的钱塘江边？也许，运河所系的下三府之地，历来富庶，广货、洋货，也顺水北来辗转经此。钱塘江上游再广袤，除了西面的徽商，南去的水系都是穷乡辟地。而徽商为避潮水险恶，大多走杭徽古道一路，赋税远没有湖墅重要。
湖墅有过妈祖庙，在大夫坊，如今仺基新村的马路西面。妈祖庙往往建在大海之沿，神气“罩”着一方“靠水吃水”的人。湖墅的显赫，由此可见。越人孔武，到了这田地，只有乖乖地穿街过巷，“上到江头、下到湖墅”去关署了。阴雨风霜、低头哈腰，跑着跑着，见识多了，“盛世”看扁了，要依仗了，帮会就在“埠”中产生了。
其实，清雍正年间，北方曾有数百犯人来杭“充军”（发配苦役）。这些“好汉”大多派往荒凉的江涂，背纤、扛木排。他们有“某某‘道’”之称，各有“主心骨”，估计也唱“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朝北斗”。因为“道”是清初的行政区域，犯人也是以来源地所分的。六十年前的“海月桥山货淘”、“闸口水河淘”，可能就是“道”的误读。
湖墅的帮会更早，乾隆年间就有记载。后来的青帮三大佬之一张啸林，就出在湖墅。直到1947年，“市府”一听湖墅帮会，脑袋就大。那年9月，“喻郑埠”为争夺卸货，酿成“四百人”大“斗殴”，血肉横飞。“市府”与“警署”经“再三调解”（注意，只有“调解”），《申报》才称：“拖延一年之纠纷，始告解决”。“喻郑埠”，即老大关桥码头，这也是青帮中喻姓与陈姓的一次火拼。
这么成篇累赘的铺陈，只是为了说明“上到江头、下到湖墅”若仅仅说人事，是不为老杭州看好的，说着说着，如同狗啃骨头，猫偷鱼，泛指了，常用来说那些整日奔波而没有正经工作的人：“儿子啊，你再不好好读书，只有‘上到江头、下到湖墅’跑码头了！”
五十年前的“跑码头”，“阿庆”式的好汉少了，不入流的多。有衣袋上好别一支刻钢板蜡纸的笔杆，“雷锋”似的揽了外地游客的钢笔，潦潦几划，画一个“三潭印月”，再添“留念”字样。然后，伸手，说要几毛钱来。文雅一点的，用竹子、簧片，做出箫似的簧管，苏武牧羊似的在风景区悠悠扬扬吹，卖一支是一支。
那一年我去六和塔江面游泳，一步一步走过宽宽的滩涂，走进浑浊的江水，游到水没头顶处，见有摸黄蚬的。我踩脚一试，全是硌脚的黄蚬啊。憋一口长气，一个猛子下去，就是一大捧。我裤脚扎住，装了十几斤，一辆破旧自行车驼回。记得我老子吃得啧啧有声，最终的意思：“不准再去了”。穷归穷，但“上到江头，下到湖墅”这一条路，我老子还是担心十七岁的我会就此步入。
如今，此说多少带有一点做生意、挣大钱的意思，但在老杭州的口中，依然不是一个褒词。
桥归桥，路归路
老杭城的地名，大致以街、巷、弄、桥、里、营、园、阁、庙、寺、湾、荡、头、署、子、井为“眼”。“桥”的数量九十六，仅次于巷、弄（见《武林坊巷志》）。和巷、弄、街一样，“桥”的条目下有人、有掌故，也有成百上千乃至上万的文字。可见，在地名中，“桥”不仅仅是一座桥，而是一条巷、街的承载。
但在《武林坊巷志》中，“桥”后面紧跟以“桥”命名的“巷”、“街”也有，譬如“李博士桥”与“李博士桥巷”；“通江桥”与“通江桥街”，条目各有区分，也各有上千的文字。这一种时而将桥与通向的巷、街的人事、掌故作为一体表述；时而又“花开两枝”，桥与巷、街“各表一头”的做法，虽不多，但编者的意图，后人难知就里。
不过，有一点很清楚，《武》所收录的城墙内所有地名，惟独的一条“路”，是清营跑马场边的“马路”，更没有类似天津卫的“道”。尽管城墙外有，譬如“东新路”（并非如今的东新路）、“下菩萨大道”（现机场路）。
城内的“路”，最早出现在1914年6月的旗营废墟上，呈“井”字，四条。横跨井亭桥、八字桥、龙翔桥上。费解的是，其中的三条，却以被推翻的满清营门为路名：迎紫路（现解放路）、平海路、延龄路（湖滨路例外），而不是以传统的“桥”命名，似乎大违革命的初衷。
两年后出现的十几条次“路”，也无一例外，虽然将曲里拐弯的小巷、泥弄变成了整齐划一的宽路，却依然忽略了横跨浣纱河各条支流上的“桥”名。不少的路名仍带有满清的影子，如兴武路（现开元路）、惠兴路。以致六十多年后，河流填埋，不少桥名淹没，只剩下显赫如“龙翔、众安、井亭”等了。
这就是时人所说的“桥归桥，路归路”，互不搭界的缘故？“东街”一例，尤其有趣，狭窄的石板路拓宽成了碎石路，命名居然是“街”与“路”的简单相加，不尴不尬叫了“东街路”（现建国北路、中路）。如果以此路的“横河桥”为名，也就多一段城市历史的记忆了。当然，路名取得好的也有。1925年，小巷一条的清时“大街”拓宽，各“坊”拆除，改名“中山路”，宜时切义。
“坐不改名，行不更姓”，也有。现在的建国南路，比当年叫“板儿巷”时拓宽了好几倍，但147号的正门甬道，依然深深。一座气势不凡的二层“洋楼”，深藏其中。这就是1917年，安徽籍五大上将之一的“淞沪护军使”杨善德主浙时的府邸。
当时，杨善德带兵一个团来杭，轻易摆平了时任浙江督军的吕公望与下属警察厅长夏超结下梁子的大乱，接任督军。那时的斗富二桥与一桥、三桥都是小石桥，台阶上下，连接东、西石板小街，桥中有一窄窄陡坡，只能独轮木轱辘车嘎吱咕吱费力上下。朱瑞主浙时，前都督汤寿潜曾“乘舆”（轿子）过此，因“步哨”不认识他，曾被“拖扭下轿”过。
杨善德为带来的轿车行驶，开辟了从板儿巷到梅花碑督府的路面，斗富石桥的台阶全成宽宽的缓坡了，时兴的黄包车，也能无障碍上下了。不过，以“斗富二桥”命名的“斗富二街”，依然没改。难道这是杭州人“东西称‘街’，南北叫‘路’”的惯例？当然不是，法院路、体育场路、健康路等，也是东西向的。看来，“路”与“街”的叫法，并无方向定规。
杭城的道路扩建逐渐多了，共同的特点依然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那就是路中的桥名再怎么显赫，路名不会因此借光。
大姓与大宅
“杭州十大姓”、“杭州八大姓”，耆老的说法也有各异。当然，说的都是望族。
清末举人钟毓龙《说杭州》例举七家：横河桥许家、头发巷丁家、双陈巷高家、状元弄郑家、岳家巷吴家、木场巷叶家、柴木巷万家。有“大姓”，也有“大宅”。譬如“郑家”、“万家”，富商，只能称得“大宅”。
《三句不离本杭》，是旧浙江省民政厅长阮毅成所著，他说“杭城巨室不出十家”，书中例举了四家。其中丁家、高家与钟毓龙所说相同，另有王文韶、胡雪岩。王、胡在杭州只荣耀了一世，也只能称“大宅”。当然，以这么思路，还可例举，如东山弄钟家、元宝街朱家、金洞桥徐家、骆驼桥王家、崔家巷杨家。
钟家的“东山弄”，并非如今杭州植物园边的东山弄，以前在清泰街上，也属于徒有“山”名的一类。钟家在清时出过状元，后来杭城的酱业第一招牌“惟和酱园”，就是钟家后人创办。钟家与元宝街朱家、横河桥许家、崔家巷杨家，我都有文字专说过，不再赘叙。
近来在翻阅《山居杂忆》，作者高诵芬、徐家祯，母子。高诵芬，“双陈巷高家”后人，在《武林坊巷志》中，高家与“横河桥许家”、“头发巷丁家”，都是名副“宅”实的世家。后人也许只知道清河坊的“高义泰”布店，但很少有人知道，高家的祖先是锡箔匠人起的家，但他的后世三房，却个个以知识为重，一度名重江南。徐家桢，是“金洞桥徐家”的后人，曾祖父徐吉生，是被老杭州称作“徐半城”的。
也许徐吉生的知名度要晚于高家，徐家没有像“双陈巷高家”那样为《武林坊巷志》收入。但这位杭州庆成绸厂、缫丝厂，以及上海祥纶丝厂、制造厂的创始人徐吉生，确实有杭城丝绸业半壁之说。当年徐吉生的举丧，也号称行走了半座杭城。“徐半城”之名，是否也包含了这两种意思？众说不一。高家与徐家的联姻，也非个例。在老杭城，大姓联姻极多，“强强联手”似一张政治、文化，直至经济的大网，左右杭城。在《山》中，更多的联姻还有如名家张宗祥（与徐家）、清宰相王文韶（与高家）。
《山》有高诵芬堪称“红楼梦”式的生活回忆，也有徐家桢对历史的打捞与考证，母子俩的文字，多的是后代子孙们孜孜無怠的书香气。尤其在1905年清廷废了科举，断了读书人功名盼头后，对商贾后代来说，难得可贵。
《山》第一次发行告罄，准备再版。定居澳大利亚，长我九岁的徐家祯有意我为再版写序。其实，我对徐家，早几年也有过了解，与家桢先生的堂弟徐家圣有交往。不过，对徐家的历史，还是知之不多，譬如，为什么叫“金洞桥徐家”，而不是以徐吉生发迹时的“谢麻子巷”为名？
在《武林坊巷志》的“金洞桥”条目中，有“娱园”，又名“榆园”，描述甚细：庭院深深，亭阁处处、花石累累，晚清的名人文仕，常在此把酒聚会，泼墨吟诗。1918年，徐吉生向许（增）家买下了榆园，子孙三房搬入。此后，尽管有夏承焘、郑晓沧等名士的游历文字；尽管徐家桢的九叔娶了张宗祥的女儿后，张宗祥的晚年也在此居住到去世。但在杭城的记忆中，榆园表述模糊。徐家桢自小在外生活，其回忆虽然细节独到，但对榆园的方位考证，略显繁复。
看清末杭城旧图，当建国中路还是四五米宽的石板“东街”时，此街在横河（现“大河下”至“小河下”）的南北一段，称“金洞桥街”。据1965年离开榆园去宁夏插队的徐家圣回忆，榆园位于菜市桥与万安桥之间，在如今的“杭州联合银行”与“万安城市花园”区块。榆园的东正门，朝“金洞桥街”；园内的西庭、楼厅，临了东河。金洞桥，一座东河支流的小桥，早已湮没。据说，就在榆园的正门口，“金洞桥徐家”一说，也在于此。
（原榆园方位）
榆园的东南，隔了“东街”，有“横河桥许家”（“积厚轩”）与“庾园”，它们的范围：北至华藏寺巷，东到如今的大学路。“积厚轩”、“庾园”的宅门正对横河，园林与榆园相仿。尤其“庾园”，后人在表述上常常与“榆园”混同。这也见出，在得天独厚的老杭城，大姓、大宅的亭阁垒石与花木扶疏，并不逊于苏州的庭院园林。
（本文刊登于2015年2月19日《杭州日报》B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