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着一千五百多年城市史与近一百五十年“京城”文化的杭州，有风花雪月、金戈铁马，也有小桥流水、青石坊巷、深宅大墙。老城墙没了，意识还在；地表文化少了，精气神还在。哪怕“挂一漏万”地写，也难以道尽它的秉性与底蕴，说尽它历史文化的好来。
一、墙门（1）
我常有一个窜墙门的梦境，张皇进去，曲里拐弯、死里逃生，往往以抗战神剧题材为多。我知道，这与我儿时对墙门深深“柳暗花明又一宅”的好奇有关。
小学的祥同学住陆官巷中部一个大墙门，这巷如今已消失。祥同学住一间偏厢房，进出是陆官巷。但他好带我往墙门深处走，那是学校的方向。穿门过户，虚掩或插了拴的门被一一推开，有一种“密室逃脱”的兴奋。老妇劳作的厨房，少妇憩息的偏厢，几乎熟视无睹，另一头的门就是四宜路。老杭州知道，这一个直线距离，将近200米。
“赤卵兄弟”张同学，住四条巷19号。按“东、南为前；西、北为后”的堪舆说，四条巷是正门。走入，大方砖铺地的轿厅，进右侧小门，左手大天井，右是偏厢，中甬道直达第一道厅堂。再后，厢房与高墙交错，约百米深处，又一封火墙，马头墙重叠高翘，正中有石条门框，斑驳门紧闭，隔开了河坊街的一排房屋。1931年前，河坊街还是条窄巷时，墙门更深，应该近150米。
张同学住第一厅堂后的左偏厢房，按旧规，女眷以此为界，不能越厅堂了。张同学结婚，我在壁上糊报纸，板壁极薄。墙门内的夜晚，若隔壁有人起来小解，凭音响是能猜准谁的。那天我上了梁，居然摸出一包，尘灰中露出一本家谱，蓝面，黄纸。记不得家谱何姓，据说，当时这墙门已无此姓。不知他们的断代，何年何月？
大凡老墙门，能说得清原宅主历史，不多。有关狐仙鬼怪，却有不少。
1939年春天，国民党军统局“三毛”之一的毛森，在原清吟巷8号清末宰相王文韶府内设立军统浙江站。毛回忆说，那墙门贯穿四、五个“石库门”（即每道封火墙的石框门），他租最深一个。那门内的东侧，原是王文韶书房，有空旷多年的花园，一个“七品”的“老阍包大爷”看守。包说，此有仙狐出没，无人敢住，才廉价出租。
书房一列五间，有二楼三楼。三楼的一间供“狐仙之位”。包说：每月初二、十六，你应在牌位前供奉水果、鸡蛋及清酒二杯。否则，阴雨晦暗之日，狐仙会来骚扰。毛森“原不信鬼、仙，但恐真有怪异，把秘密文件掀出来，岂不糟了？”果真，供奉的次日，总见果皮，蛋壳和空杯。毛森还记述了几件怪事，每次其妻都吓得面灰唇白。毛认为，“想是杭州历史悠久，古老深宅，难免衍生神怪”。
这一年，毛森被日本人抓走，入狱半年，家也断了来往之人。某日深夜，毛妻忽闻有人下楼梯，“托─托─托”。毛妻也是军统中人，手中应该有枪，她“强作镇定，睁眼向房门外盯视”。当脚步经过房门口，毛妻“原已紧张的心都要蹦出胸腔了”，只见一只两眼绿光，凶焰慑人的矮脚肥壮灰色狸猫，朝她看了一眼，从容走了过去。
毛森在戴笠的营救下出狱后，院内再无怪事发生。他说“岂真狐怪助兴不助败，是我气运转旺？
二、墙门（2）
（元宝街1号）
狐仙之怪若非亲见，被惑的知识之士也有。
元宝街，以前有市文保单位“源丰祥茶号旧址”。按门牌惯列，从东往西，此墙门原为1号。正厅轩敞，范围极大，金钗袋巷79与87号原是东院，西院门在牛羊司巷25号。当北面的望江路尚是一条巷子时，墙门深达百米以上。2007年初春，我对此有了兴趣。
1号正门一整条青石上，突兀一个拳头大的“拴马孔”。雕凿的艰巨，马绳的勒痕，“上马石”的配置，都见出宅主的显赫。西侧胡雪岩故居也有“拴马孔”，只是实芯的装饰。1号正门的东侧有“朱界振宜堂”墙碑，但方志查无此人。东、西大院的济济住户，对原宅主也众说纷纭。
苦心不负，这年夏天，我在上海找到了这宅的后裔朱建先生，84岁，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他说，曾祖父朱智，光绪五年（1879）任兵部右侍郎，三年后告病还乡，祖宅就是元宝街1号。朱建自小随父朱应鹏（字“振宜”）生活上海，幼时每年清明、过年回一趟祖宅。他说，朱智的父母，及原配与嫡子，都死于1960年太平军攻入杭城。祭祀那天，画像全都供奉。他又说老宅太大，住有狐仙，曾祖母常年供奉。有一年，读小学的朱建又返祖宅。某晚，二楼有摆弄桌凳声，他大了胆跟家人上楼，只见家具尘封，并无一人。对此，晚年的朱建仍一脸困惑。
（国防部原五院导弹专家朱正与朱宅界碑 2005年）
朱建的四兄朱正老人回忆，那二楼，原摆放了几箱朱智遗物，有朝廷表彰，有曾国藩、左宗棠、曾国荃等人来往信笺。后人对此极尊，轻易不上此楼，狐仙长期“占用”。当然，朱氏兄弟并不信神怪，此谜却始终未揭。
有一本《枢垣记略》，是朱智在咸丰五年（1855）任军机处章京时写下的。1981年中华书局再版“序”说：朱智“因在家乡办赈出力，受到嘉奖。”办什么赈？受谁嘉奖？并不清楚。为此，我写《寻找元宝街1号的主人》。
转机来了，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所的清史专家孔祥吉教授读到我文，他在2008年第9期《博览群书》撰文《清档中的朱智与杭州六和塔》，说出了“狐仙”所居二楼的文献主人的始末，令人敬叹。
孔文称曹晓波的文章表明，杭州人并没有忘记朱智。他说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杭城，江堤毁坏严重，象征镇潮的六和塔被烧剩塔心。疲于战事的清廷无力拨款修复，是抱病在家的朱智独自出资建筑的。孔提供一份朱智给光绪帝的奏折：“……濒江石塘，坍塌已甚，并六和塔年久失修。臣目击情形，工程紧要，自愿分年措资，独力修建。……今年入春以来，（朱智）旧恙增剧，料不久于人世。臣子早经即世，臣孙应鹏，尚在孩提。现在塘塔工程，幸已及半，惟有遗嘱家属，悉心经理……早竣全功，了微臣未竟之志。”光绪帝批旨：“知道了，钦此。”
朱智的这一奏折，写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四月，当月二十八日，朱智病逝。从奏折中看到，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光绪皇帝曾亲笔题匾，赏赐朱智。
光绪帝的匾写了什么？朱正终于在国家第一档案馆找到了，是“功资筑捍”。同时发现，光绪三十年（1904）冬，钱塘江大堤和六和塔竣工，浙江巡抚聂缉规代朱应鹏上书朝廷“请准予销案”的奏折。其中说到江塘工程为“二十余里”（这几乎是现之江路九溪段到九堡的里程）；说到新增垒石“六百二十六丈七尺六寸”（若按旧尺换算，也在1500米以上）。奏折还说到六和塔新建了“塔屋三百十二间”（七明六暗共十三层），“门垣檐宇及佛像彩画等，重新改作，悉复旧观”。
朱智去世时，长孙朱应鹏8岁，耗资巨大的后续工程，实际是朱智夫人（朱李氏）耗尽资产在苦苦支撑。这也是朱宅最终将主厅租给了“源丰祥”（一说是“卖与”）的原因。
朱建老人曾说：祖宅有一地下室，朱智遗物在“文革”中或许并未毁尽。他嘱我暂时别张扬。这地下室，在朱宅管家的后人夏培庆老者口中也得到证实，他说幼时下去过，记不得方位了。如今，朱宅已被冠名“朱智故居”，我想，将这墙门的秘密说出来，老人是不会怪我的。地室若能重现，也是杭城历史的幸运。
三、青石板
说老杭城是个“青石板的时代”，并不为过。城墙、牌坊、埠头、门框、照壁、天井、甬道、走廊是青石板，街、巷的地面，也是。那时，出了清波门城洞往南，从长桥一路上玉皇山道，地名就是“阔石板路”，可见铺地的每一块青石板，是要比城内路面用的石板，宽出许多。或许，那就是南宋皇城边曾经的威严。遥想当年，若是深夜，快马的铁蹄是能迸出火星来的。
城内的青石板四通八达，也有雕出花的，那往往是近了府署与权贵、富商的宅邸。街、巷的两侧，在屋檐下细听，有涓涓水声。当然，这说的不是雨天，晴天也是。在青石板下，大抵有水沟，有窨井。不少老地名，如“水沟巷”、“流福沟”，都显示它们的存在。
1913年杭城扩巷造路以后，主街的青石板没了。1934年的《新杭州导游》上，有了湖滨、延龄路、迎紫路（现解放路）近二十条“柏油马路”，但更多的是碎石路。汽车通了，风过尘起；下雨过后，泥泞泛起，这也是一个大城市开始的牺牲。
这时的杭城，青石板依然是巷子的主要风景。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上海来的穿高跟鞋女人，在城站下了火车，她若不叫三轮车，径直穿金刚寺巷到官驿后，那鞋跟敲击青石板的“啯啯”声，会随之而起。若是夜晚，她走进巷头，巷尾早已知晓。
青石板造就了杭谚，譬如“青石板上掼乌龟——石劈石硬（ang ）”，那是说做人的硬实，靠得住。“石板底下暴出来的！”就是骂人无爹无娘、无法无天，出处是《西游记》，歇后的是“猢狲精”。当然，能如此引典据故的人不多，多少也减轻了这“杭骂”的力度。
有关青石板的语言也有不限于杭州的，“点水石穿”就是。但是，您要是没见过“青石板的时代”，难以想象石板厚达寸许，竟然会被檐瓦的雨水滴出洞来。是的，我没有亲眼见过，但青石板上深凹的滴水坑痕，是见过的，这也是幼时励志的常谚。
“青石板，青又青，青石板上钉连钉，夜里发光亮晶晶”。这是当年小学的语文，也是谜语。那时的夜晚，天如青石板的平和、润泽。说“钉连钉”，是说铁锥在青石板上留下的凿痕，平如砥石，累累点点，能看出一个石匠终生的手足胼胝。
“人享受一日万变的生活，而我更多的无奈是消磨；当我感受到有爱在身上走过，幸福也能把我的坚硬激活”。这是成龙的《青石板的诉说》，也是造就一座城市的生命的象征。
青石板路逐渐消失的年代，充作洗衣板、石桌、石凳、息脚石，以及灶台、煤炉搁板的青石板就多了。息脚的石板往往极厚，一面“毛相”，不平整，陷入泥中，部分要垫上石块。五十多年前，在西河坊街413号与415号间的屋檐下，有过这么一块。
某日，有歇息的，掏了口袋，带出纸条在息脚石间。那时我不足10岁，能清楚记得，也因为这是我一生所有不光彩事情中的一件。我走近，是一张电影票，那人尚未走远，我没叫他，一半也是不清楚是否废票。我蹲下看，是当日下午的票。我说不出当时的心是何等的跳，但至今能说出那《芦笙恋歌》的电影，在新华电影院。后来我迟迟不敢去那座位，怕那人找来，但他始终没有出现。
与青石板有关的不光彩的作为还有偷：风高月黑，几个人不顾死活的抬了石板回来。凿石鼓、凿石锁，说要强身习武。凿，真是个功夫活，有的石板年岁一长，锥子用力过度，往往断裂。幼时常见“大力士”表演的，大冬天，赤膊上身，压块青石板，有人举锤猛击。“哐！哐！哐！”吓死人的几锤，石板断裂，“大力士”一跃而起。这样易碎裂的石板那时极多，一个“大力士”一天要敲裂好几块，海了。
当我们练得肌肉日渐鼓起时，早已把曾经的“大力士”看轻了。这时候，水泥浇件就多了，人行道、路面、桥梁、石雕，还有凳椅，表面都会辅以斧琢的细纹，一种对青石的追思。更多的“追思”是在近十年，路面多了花纹养眼的大理石和色泽黝黑的花岗岩，它们经切割、打磨，油亮、华丽，一如“奶油小生”。这样的地面容易打滑，电石或煤气的喷枪将它烧出爆裂，哔哔啵啵。
青石板给我留下了的最后印痕，是百岁坊巷的拆迁。也就五年前，我走进这一条古老的窄巷。在一个藓迹斑斑的墙门内，见民工挖一块青石板，一米多宽，三米多长。当它的一头被抬上平板车时，另一头断裂了。那一天，来往的平板车堵塞了弯曲小巷，有石板，有井圈，井圈上绳的勒痕，似乎是城市历史。民工说，坐船过江，运去乡下。
四、弄堂
“弄堂”这名很怪，在一坊（辖）一巷（或一街）的方志中，往往或略了它们。至少，南宋留下的三本方志如此。当然，在巷与巷、巷与街之间的这些狭窄通道，当时是存在的，能行得人的，也有大户之间避火的功能。南宋后期，人口猛增，杭城的“坊”从六十八个增加到了九十六个，这一种通道就更多了，后来的方志称“衖”。
“衖”《唐韵》标音为“胡絳切”，接近“hang”。元朝《大典》中的“火弄”，应该就是前朝的“衖”。元不到百年，后人以南宋文化为宗，因“衖”的功能与“封火墙”一样，“火弄”的说法也被杭人认可。不像北方人，舌头一含糊，“火弄”叫成了“胡同”，有点莫名其妙。“火弄”一说后来淡去，单称了“弄”。但城外人仍有沿袭，譬如“大浒弄”，就有“火弄”的影子。
到了清末，杭城有地名九百四十七处，“街”有四十二条，“巷”有两百六十一条，“弄”有一百四十六条（见《武林坊巷志》）。当然，后者还不包括诸如“毛（茅）坑弄”、“缸甏弄”、“方福弄”“劳工弄”、“劳动弄”等等，这都是民国后的事。
当然，明清遗留的更多，譬如中山中路的“扇子弄”、“木瓜弄”。这一种前朝的尤物，高墙之下，窄得两人并行都得侧身，好在有青石板铺地。莽太阳下，这一种小弄被遮挡得阴阴凉凉，只有尽处，似乎豁然有光。若迎面来一个赤膊的莽夫，胆怯如孩童者，总是会提心吊胆。夜晚，宁可多走几步，去绕太平坊巷，也不会走这两条小弄的。
“勾山弄”也是，在“三衙前”西头，南有高高的“勾山樵舍”大墙，北墙也相对不低，对孩童来说，大抵高可达天。此弄狭可及肩，更要命的，中部还有一个直弯，猛一看，以为“塞死弄堂”。走过去，都不晓得直弯会突然冒出什么来。早年此地偏僻，做亲娘的晓得伢儿要走这条小弄，总会告诫：“‘厏泡嘘’再走”。“厏泡嘘”就是撒泡尿，怕弄中突然窜出猫儿狗儿，吓儿女一个激灵。
听出来了么？这样的窄弄，老杭州叫“弄堂”，莫名其妙吧。“堂”宽敞高轩，难道是语法上的“偏正”？这似乎是后人的说法。前朝人嘴里，“弄堂”永远是弄，“巷”永远是巷。哪怕一条曲里拐弯小弄一样的“九曲巷”，也是“巷”，泾渭分明，从不混淆。
这就是地方文化，能称得“巷”的，历来是有人居，有官署。“九曲巷”虽狭如小弄，是有过“轩辕宫”的。估计，当年官轿进出，一条巷全给它了。“文革”前，“轩辕宫”是“杭州千斤顶厂”的发轫地，一辆三轮车，巷就堵了。
那么，弄是不住人的？也不是。人口逐渐多了，大家大户的大墙，也有“开腔破肚”另立门户的。小弄深处，也有“滚地龙”似住了人家的，譬如膺白路（现南山路）中部外来乡人聚居的“新民村”。此时的弄，就不单单是大墙之间的走道或防火道了。
难道有了人居的小弄就不能改名称巷？是的，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城市，地名就是它的标识。“缎局司弄”、“火药局弄”、“翁家弄”、“羊千弄”，以至城外的“江山弄”、“假山弄”、“贾家弄”，哪怕这弄中有了显赫的官署、府邸，地名永远口耳相传。你看“胭脂弄”，现在成路了，还得称“弄”。
特例也有，那必须是众口一词的认同。清波门的东边，曾有“周孝子弄”。八百年前，住了随宋高宗赵构逃难来的周姓人家，世代以孝闻名。到了清乾隆年间，周家出了进士周玉章，有了牌坊，改称了“孝子坊巷”。一座牌坊，改了一个地名，在帝制时，这几乎就是一种文化。
说了半天，杭州人为啥要将“弄”叫成“弄堂”呢？这似乎与杭人好藏瑕彰瑜有关。当一条弄中有了官署，有了府邸，您再叫“弄”，总显得寒碜了一点。这就有了口头上的变通，添一个“堂”的词缀，皆大欢喜。就像如今叫“公寓”，您不往集体宿舍去想，想出了“白马公寓”，多好！（本文刊登于2015年2月5日B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