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恩
曹晓波
一、
我老家是义乌佛堂镇田心二村，住的地方叫“三角明堂”。我娘叫朱金英，听姑妈说，我娘嫁给我老头儿（父亲）前，问过媒人，田心发不发大水？她怕洪水，听说没有，才答应这门亲事。那是1943年初，我娘18岁。后来身体为啥噶（这么）差，日本佬来有关系。
1943年11月8日凌晨，我娘生了我。第二天，日本佬进田心村。我姑妈13岁，抱了我没命地逃，我娘后逃。她刚要走，日本佬到家门口了。我娘跳二楼的窗，下面是天井，堆了草啊粪啊还有沤的肥。我娘跳下，逃是逃了，产妇哎，受风受惊，又没条件调养，身体日渐衰弱。我估计，我娘的肺结核病，就是那时得的。那一天，我老头儿被日本佬抓走，关在十多里远的赤岸。好多日，托人才保出来。
我老头儿和邻居有过一段“不愉快”，我实在不想说。后来，我老头儿就坐牢去了。我的成长，全靠我娘含辛茹苦。
我娘说话不多，待人有礼。她个子比较高，病弱，擅长绣花和编织，但干不了农活。
1951年初，经人介绍，我娘进了金华被服厂，厂不大，在金华醋坊岭。那时“抗美援朝”，做棉被、衣服，也做子弹带，绑腿。我娘没缝纫技术，就钉扣子，锁扣眼，一个月10多万元工资（当时的旧币，1953年改一万元为一元），我也被娘接到金华读小学。
那一年夏天，金华特别热，工作也紧张，我娘肺结核发作，咳嗽又吐血。她怕影响工友，提出辞职，悄悄回了义乌田心，没钞票买药看病，在家硬挺，吃饭有上顿没下顿。被服厂的工友听说了，就发起了募捐。
当时工资都很低啊，最高的也就30万（旧币）一月吧。有工友一捐就是1万，也有5千、3千的，牙缝中省下来的哦。32位工友，共捐了13万9千块（旧币，即后来的13块9角）。当时，6万块钱就能买一担谷，对我家来说，这是一笔大钞票了。
募捐的人最年轻的叫单巧英，当时只有十七岁，我娘请她帮忙抄一张捐款人名单，那名单贴在厂门口，是工友方培正写的。我娘拿了这钞票，买“雷米锋”药吃，病好了不少。可以说，是工友们救了我娘。
我娘命苦啊，1954年，她又长了背痈，佛堂人民医院动的手术。当时我家真的一无所有，我要交学费，我娘说你找找某某亲戚，借2块钱。我去了，被人拒绝。田心中心小学王熙吾（音）老师，对我们好，他做工作，要单身老师把衣、被交给我娘洗。洗一床被1千，洗一件单衣3百（旧币）。老师签个名，抵充我的学杂费。
1958年初中毕业，我填了中专的志愿。7月，来信了，一看信封下许多“抬头”：杭州铁路局金华什么什么，我就晓得是录取通知书。拆开一看，吓了一大跳：学费、杂费、住宿费、饭费，七七八八要交48块6角。我一下子懵了。
什么概念？当时一个全劳动力做一天，晚上开会争得脸红耳赤，才10个工分，折1角8分。48块6角哎！怎么办？借个2块、3块都不容易，大家都晓得我家还不出的。学校报到的日子是8月13、14、15日，一直挨到8月16日，我娘翻箱倒柜，给了我6块多钱。她说你一定要去！其余钞票我再想办法。
二、
我一根扁担，一头棉被，一头网袋，走15里路，到义亭火车站花6角2分买一张金华火车票，赶到学校。传达室老师说你怎么才来？报到日子过了啊！我去请示一下吧。后来说先把钱交了。我说我没那么多，先交6块。
学校的全称是“金华铁路运输机械学校”，后来改名，去掉了“运输”。从此，我有了居民身份，有了粮票。当时是大食堂，大锅饭，放开肚皮吃。都是潮潮（初发育）伢儿啊，在农村很少吃过饱饭，猛吃啊。我进校体重才68斤，很快长到86斤。全校一个学期的粮票，一个多月就吃光了。
冬天到了，我只有三件衣服：外衣，线衫，破衬衫，上课冷得发抖。班主任朱冬英，和我娘差一个字，买了一套卫生衫给我。这恩情，现在我都忘不了。第一学期，学校给了我助学金，我交的6块钱，扣了书费，还还了我一点钱。
哎，我娘没能熬到我“出山”啊。1959年3月，开学不久，电报来了。我晓得不好，说朱老师，我得请假回去一趟。她说你电报都没打开啊。我拆开电报纸，四个字，“母死速回”。那时候，我老头儿还在蒋堂劳改农场养鸡。
朱老师给我2块钱，我买了火车票，剩下1块多，怎么办丧事？唉——靠不少阿叔，王关潮啊、王渭亮、王渭彩（音）等，都是堂房的亲戚 。拆了房板，做了一副棺材。这一年，我娘34岁，我16岁。
家里该卖的，都卖了。第二学期开学时已经卖掉一只落地菜橱，6块。最后卖的是一把抬秤，红木的，酒盅这么粗，2块。亏得学校改公费制，每学期只要交书费和代管费。
丧事办完这一天，我碰到田心小学朱淑娟老师，她是我外婆阿妹的儿媳妇，她塞给我2块钱。还有恩师严之初，给过我6块；堂叔王东有、王渭潮，一个给过我10块，一个给过我6块。另一个堂叔王关潮，有一年我说借5块钱，他给了本银行存折，说你自己去拿。1960年，我最困难时，外婆的妹妹给了我6个袁大头（银洋），我卖了6块钱。今天我说这些，都是对我有恩的人，我一生不会忘的。
三、
我娘是3月走的，走前一个月给了我金华被服厂的募捐名单。第一次放寒假嘛，过完春节回校，我娘晓得我从此捧上铁饭碗了，她说，你到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些恩人。有条件时你要找到他们把钱还给他们，并谢谢他们，我点点头。回校后，没有箱子，这纸就压在枕头下。有一次失窃，谢天谢地，这张募捐单没被偷去。
1962年毕业，近300名学生分配到金华、上饶、杭州三地。我到杭州，户口搁了一个月。后来听说，安排我们之前，铁路搞过一次精简，不少工人回家了。
罪过。要不然，我们技校生都没岗位安排。今天我说这话，就一个意思，人要懂得感恩，是他们把饭碗让给了我们，不能忘记。
我分在车辆段，望江门88号，上班去城站列检所实习。我的行李也就那点东西，捡了一只木箱，糊了一层纸，买一把锁，但我还是把娘的募捐纸贴身放的。后来两次火烧，1963年1月4日，单位火烧；第二次1月7日老家火烧。好在这纸在我身上。
在杭州我搬过四次家，小的倒腾还不算。第一次从三多村搬到五柳巷；第二次从五柳巷搬到陆官巷。这时我结婚了，两个伢儿，我堂房婶婶晓得我在五柳巷住了不舒服，她说我住到厂宿舍去，你们住到陆官巷来。那是一间9平方米的厢房，夫妻俩加两个伢儿，再加婶婶的儿子，晚上桌子半空吊起，搭眠床睡觉。
1975年，我搬到松木场铁路宿舍；1986年分到闸弄口一个小中套。就这么，搬啊，挤啊，折腾啊，我娘的这张纸，始终保存得好好的。我想，总有一天，要拿这纸去报恩的。
那时工作也忙，1965年调到南星桥修火车，后来又调到站修所。再后来抽调去搞红外线检测，1981年我提任技术员，又调到艮山门搞电动脱轨器，一年后调到技术室。每调一次工作，都要重新学习。每到夜深人静时，我还是会想起我娘的嘱咐。
有一次出差到金华，我去找过被服厂，没了。记得厂边有个教堂。1976年，我再去金华打听，都说教堂还在，但我还是没找到。后来听说金华被服厂搬到上浮桥去了，再去打听，被服厂有一厂、二厂、三厂，更没着落了。
四、
人不能忘恩，1998年母校举行周年庆典，我去了，听说金华三个被服厂转制成了服装公司了。那一次校庆，朱冬英老师来了。我很高兴，忙联络了几个同学，为她好好庆祝了一番。
说起领导岗位，又得提起我娘。1985年五月中旬，车辆段的段长在食堂和我说：王森章，调你到杭州（城站）列检所当主任去，怎么样？当时我没有思想准备，我说让我考虑一下。其实我很为难，不去，大家都是朋友，交代不过去。去了，我对我娘交代不过去。
为啥？这又要说起金华被服厂的这张募捐名单了，我娘给我这纸时，还说过：儿子，你今后一定记牢，两件事不能做：一是管人，二是管钱。
三天过去，我没给段长、书记答复。他们又找我：有没有想好？推脱不掉啊，我只好说“违心答应吧”。段党委马上宣布我上任。从那开始，我就走上了领导岗位。说一句不合适的话语，从此骑虎难下了。
两年半列检所主任，又调到车辆段第二大车间，当两百多人的修车车间主任。再后来，铁路体制逐步改制，我在不同岗位任过不少职。直到退休前两个月，退居了二线。
有了空闲，为我娘报恩的事就不能再拖了，再拖人都老了。就这时，那张捐款纸找不到了。
书都翻过，箱子也找遍，我连精神都有点恍惚了。白天找，做梦也找，我说我对不起我娘啊。老婆，儿子、女儿都为我惋惜。纸究竟放到哪里了？我说，再找不到，只有拿出一笔钱来，以原金华被服厂32位工友的名义，捐给慈善机构了。
五、
2010年1月22日，还有大半个月要过年了。按老规矩，我和老婆打扫房间。她整理箱中的衣服，一件一件折叠，堆在床上。就在这时，一张泛黄的纸不知从什么地方掉了出来，她说你快来看！我一看，就是那张梦寐以求的捐款单，59年了，32位恩人！
晚上，儿子儿媳，都回来了。我说，我一定要找到这些恩人，哪怕他们不在世，也要找到他们的后人，表达我的感恩之心。儿子与儿媳为我出主意：通过电视台找！
我去电视台前，儿媳妇从银行给我拿了1.5万元，我们决定以1千倍的钱数偿还那些恩人。电视台的人听了我的述说，很感动，马上做节目。还说这钱你先拿回去，等找到人，再说。我说哪怕找不到，这钱我也决定捐给慈善机构。
2月2日晚上，“寻人启事”刚播出，金华一位叫金菊仙的就打来了电话。她说，在这32位名单中，我看见爸爸金长明的名字了，他就是原金华被服厂的！没想到爸爸去世25年，我还能在这样的形式中看到他的名字！听到电视台转来这消息，我高兴哦。决定以金菊仙的线索，“顺藤摸瓜”，找其他恩人。
金菊仙帮我们找到金华被服厂的醋坊岭原址，面目全非了。又找到改名为金华被服二厂的宿舍，挨户打听。可惜，问到的人进厂都较迟，没听说过募捐的事。对名单上的32位工友，也有人知道几个。但时间太长，不是过世，就是搬迁。没办法，我们只好托金华的媒体帮助再寻找。
金华电视台播出这消息后，转机出现。首先是79岁的胡忠新和86岁的傅关求看到了，当年，胡忠新捐过3千元，傅关求捐过5千元，他们都淡忘了。听到我在找他们，很感动，开始帮我打听起了其他工友。
一位关键人物就在这时出现了，单巧英！单巧英当年17岁，2010年虽已77岁，却是32名工友中最年轻的。是同厂的胡益军老人看到消息后告诉她的。单巧英很热心，性子也很急，马上通过当地电视台联系上了我。哎呀，我那个激动啊，一时哽咽。单巧英说，你妈妈的事情 我都晓得的，你放心，我帮你找人，让大家都知道你的这一份心意。
单巧英身体硬朗，她就跑开了。没几天，找到了32位工友中的12位，大多数是第二代。我要当面向他们感恩。2月6日，我和儿子赶到金华，大家相约在名流酒店，两桌。哎，真的，我有点激动，说话都有点……我说，当年你们，以及你们的父母把这笔钱捐给了我母亲，今天，我代我的母亲感谢你们！我把酒一饮而尽。
偿还的千倍的钱，我已经装好红包，连同一封红纸感谢信，按名单一一交给在座的人。他们都很动情，收下了信，却没有一个肯收钱，酒桌上推来让去，搞得我也很为难。怎么办？最后有人提议，将爱心接力下去，委托金华电视台，把12位的钱捐给社会上最需要帮助的人，大家一致同意。
六、
还有20位工友怎么办？热心的单巧英说，我继续帮你找。我把装有9400元钱的20只红包，交给了单巧英大姐。
巧的是，单巧英的丈夫蒋长贤，也是当年金华被服厂的，1951年他分配去了缙云。蒋长贤80岁，身体不错，也很热心。夫妻俩又跑开了，向熟人打听，向114问询。光为了一个去世的李水土（当年捐了5千），夫妻俩先找到了李水土的弟弟的工厂，才知道李的弟弟也去世了。又几次三番找李的侄女儿，打听到了李水土老婆的电话，五百块钱转交了。
应一明（当年捐旧币2千）去世了，单巧英好不容易联系上了他的儿子李金枝。一次次通电话，却一次次没来取钱。最后一次打去，说是在日本，吓了单巧英一跳，这不是打国际长途了吗？好在李金枝回国后找到单巧英家了，他开了一家电缆厂，还是将钱领去了。李金枝说，他虽然不缺钱，但要拿这钱向全厂的工人作一次感恩教育。
当年捐1万的人有3个，其中一个是蒋春泉，在最困难的时候，也受过别人帮助。直到晚年，蒋春泉仍很节约，却不断为困难者和灾区捐款。当单巧英将1千块钱交给蒋春泉后，正好《金华晚报》和红十字会联手在办“牵手云贵，共战旱灾”的募捐活动。蒋春泉捐出了2000块钱，他对工作站的人说，这1000块钱是当年金华被服厂的朱金英儿子的。真没想到，我的一次报恩，会带来这么多的后续效应。
经过单巧英夫妻的努力，还有《浙中新报》记者陈巧丹的协助，历经半年，最终还是有2位工友没找到。一位蒋洪英，估计不在世了，老家山东，我和单巧英联系决定，由她将钱捐给当地爱心机构。另一位王宏球老人，我还是想继续找到他的后人，了却心愿。
2010年6月13日，我再次去金华，和健在的8位老人，以及22位工友的后代聚会，再次表达我的谢意。因为96岁的桑樟宝老人住义乌乡下，我决定先绕道桑家，带上他。那天好不容易找到桑老家，我拉着他的手，两人感慨万千。可惜桑老年事太高，女儿又走不开，很遗憾，他不能去金华相聚。
我赶到了金华七彩大酒店，已近中午，众人都在等我，热情万分。单巧英大姐迎了上来，我拉着她的手，好长时间说不出话来。我最终含了热泪说：单大姐，辛苦你，替我了却了59年的心愿。我向他们赠送了一点礼物，聊表心意。
那一天的场面很热闹，很动情。可惜，8位在世老人，桑樟宝没能来，蒋春泉答应来的，却没有到。我们再三打蒋家的电话，没人接。后来知道，蒋春泉老人耳朵不便，酒店的名字听错了，找到另一家酒店去了。真可惜。
（口述 王森章 撰写 曹晓波 本文刊登于2015年2月3日《杭州日报》B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