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我们拿什么纪念袁庚
杭州日报 徐迅雷
除了改革,还是改革。困厄时期,改革的动力更足;温暖时代,改革的惰性更强。我们一定要当心改革的疲劳、疲乏、疲沓、疲软的种种症状。
对任何从政者来讲,改革都应该是人生的必修课。一位广受尊敬的改革先行者——袁庚先生,在2016年1月31日凌晨3时58分,在当年改革的最早实践地——深圳蛇口,安然辞世,享年99岁。之前的2005年11月15日13时46分,另一位改革先锋、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在广州逝世,享年92岁。这是仁者寿,这更是改革者寿。他们的璀璨人生,都是用“改革”二字铸就的。两位老人,留给世人的印象,都是笑意盈盈,那么亲切,那么和蔼,那么温暖,那么如坐春风。
袁庚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实际运作第一人”。此言不虚。如果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胡耀邦是改革开放的总工程师,那么,任仲夷就是当年改革的工程师,袁庚就是改革的技师,甚至可以称为拓荒牛。
那是一个在拨乱反正之后、百废待兴的时代,改革开放所遇到的阻力,昔非今比。改革的争议极大,开放的风向未明。而真正的改革先行者,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袁庚去主政深圳蛇口,改革开放才处于萌芽状态,是要破土而出,还是被压在大石块底下?多少官员在望风观察,多少干部在提心吊胆;而袁庚他干了很多在当时的人看来要犯政治错误的改革大事。那巨大的改革阻力,还真是让蛇口成为了“蛇口”。正如女作家黄宗英所言的:“袁庚是米开朗琪罗!”
1917年4月23日,袁庚出生于广东宝安,原名欧阳汝山,后改名为袁更,解放初期出国护照上误写为袁庚,于是将错就错,沿用至今。青年袁庚,可是从大名鼎鼎的东江纵队干出来的,经历过很多战役;他前半生主要从事情报工作,由此也培养了他胆大心细、喜欢挑战、擅长打开局面的风格,这对他今后披荆斩棘、大刀阔斧进行开放改革有很大影响。
袁庚前半生的传奇,招商局官方写的悼词,用朴实的语言梳理得一清二楚:
袁庚原名欧阳汝山,1917年4月出生于广东省宝安县。少年时期,他接受进步思想,追求革命真理,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加入东江纵队,在东江两岸和港九地区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
1942年,香港沦陷后,袁庚和他的战友们利用地下航路营救出八百多名爱国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其中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乔冠华、蝴蝶等各界精英,被称之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同时还营救出许多盟军被俘人员、国际友人、对日作战遇险的美军飞行人员。
1945年8月,日军战败投降,9月,袁庚同志以东江纵队港九大队上校身份,被派往香港与英方就港九游击队撤离九龙半岛问题进行谈判。袁庚提出,为处理抗击日军伤亡抚恤善后事宜,需在港设置相应机构,在取得香港军政府的同意后,东纵在香港弥敦道设立驻港办事处,袁庚同志任办事处主任,该办事处即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前身。
1950年,袁庚同志赴越南任胡志明主席的情报、炮兵顾问。
1952年,袁庚同志出任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馆领事。1954年,在万隆会议召开前,他收集了大量重要信息,为中国政府制定相关外交策略,顺利参加万隆会议做出了重要贡献。1955年4月,国民党特务企图暗杀赴万隆参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因周总理临时秘密改变行程,暗杀阴谋未能得逞。在此背景下,袁庚同志负责情报工作,为保卫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
1963年4月,袁庚同志参与破获了国民党特务刺杀刘少奇的“湘江案”。
1968年4月,袁庚同志被康生等一伙以“特务和汉奸”等莫须有的罪名陷害入狱长达五年之久,后经周恩来总理多次过问才得以释放。
……
手头有本《袁庚传》(涂俏著,作家出版社出版),写的是从1978至1984年的改革第一现场。在接手蛇口半岛之时,袁庚是一个与经济毫不沾边、而且已经年过六旬的领导干部,在交通部香港招商局任常务副董事长。袁庚很大胆,书中写到一个细节,给人深刻印象。曾任香港招商局办公室副主任的梁鸿坤,在接受采访时问作者:“他带我看三级片,你写不写?”作者大吃一惊,猛地站起来追问:“说什么?”“他在香港看三级片。”梁鸿坤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原来,当年袁庚在香港调研时,从报纸上看到“风月片”的分类广告,立马找到梁鸿坤带他去看,看了一半,觉得没啥意思,就出来了。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还真把梁鸿坤吓出一身冷汗,“袁庚后来对我说,有些东西,要敢于接触,你才敢于批评嘛!老是说那个东西坏,你不了解,你怎么知道那个东西坏?”是啊,改革家,一定需要知己知彼。
打开地图,看蛇口这个不大的半岛,处于深圳西侧,对岸就是香港的新界。在临近香港的蛇口筹建工业开发区,正是袁庚提出的构想:“这样既能利用国内的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又便于利用国际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料,把两者现有的有利条件充分利用并结合起来。”袁庚后来回忆说,“办工业区之前,这里是海上偷渡香港的口子,经常有外逃人员被淹死后的浮尸漂上沙滩,这些荒野陈尸大多数是农村的年轻劳动力。”1978年底开始,袁庚在蛇口半岛2.14平方公里的偏僻土地上,创建蛇口工业区,改革开放的破冰之旅由此起步。刚刚打开看世界的窗扉,蛇口的干部当年出的洋相可不少。有一回英国剑桥大学来人,有个干部径直问道:“你们剑桥大学造多大的桥?”可见封闭太久是多么的那个。
仁者无敌,勇者不惧,智者生存,袁庚把蛇口变成了改革的“蛇口试管”。蛇口工业区“炸山填海”的一炮,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山第一炮”。在建设初期,第一个工程项目是建造600米的顺岸码头。为调动工人的积极性、加快工程进度,袁庚制定了用于装载的运斗车“每超一车奖励4分钱”的制度,工人积极性高涨。4个月后,第一期工程比原计划整整提前1个月完工,创下了“蛇口速度”。可是没想到,这个行之有效的奖励办法,却被视为“滥发奖金”遭到勒令停止,原来急驰穿梭的车队又慢了下来。无奈之际,蛇口工业区的总指挥袁庚只好请新华社记者写了一份情况报告。最终这一做法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和支持,于是蛇口工地又恢复了大货车繁忙穿梭的景象。“四分钱惊动中南海”,成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改革故事。袁庚的改革,就是从这样的“四分钱”实践起步的。
袁庚那句著名的名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至今回荡在深圳的上空。这句口号的后边,其实还有“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这样的内容,也就是更具体、更细化了。显然,这口号就成了“姓社姓资”争论的火力集中点。袁庚后来说:“写这标语时,我是准备‘戴帽子’的。”
袁庚的另一句名言是:“大不了回秦城监狱去!”“文革”时期,袁庚一度入了冤狱,被关在秦城监狱。而今这一句气冲霄汉的话,最直接体现了袁庚大无畏的改革开拓精神。他还说,“要是成功了,我们都没有话说;要是失败了,放心,我领头,我们一起跳海去!”
改革最需要血性和勇气。在长达10余年的时间里,袁庚冒着政治风险,赌上了身家性命,冲破思想牢笼,杀出一条血路。除了现在看来已经很寻常、而在当年属于破天荒的招商引资、发展经济,他开创性地实施了工程承包、干部招聘、民主选举、同级报纸可以批评同级党委等等举措。在他手上开天辟地始创了股份制的招商银行、平安保险。袁庚主张按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手段去管理经济。他勇闯禁区,从计划经济中突出重围,向市场经济转型,“杀出一条血路”。他主导的改革,形成了新的时间观念、竞争观念、市场观念、契约观念、绩效观念和职业道德观念,成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精神力量。从此也没了“大锅饭”、“铁饭碗”、“铁交椅”之类当年的“普适价值”。他一直支持群众所自发组织起来的多个协会与学会,希望协会办成“压力集团”,把“民意”公开出来,形成舆论来监督领导……
“蛇口试管”,摧枯拉朽。“蛇口模式”,光芒璀璨。在蛇口的第一个“五年”,创造了24项全国第一。没有蛇口的拔地而起,就没有后来深圳的拔地而起。当代中国渴望革故鼎新,正是袁庚的众多变革,带来了一道道强大的冲击波。袁庚的思想认知是极其深刻的,他说,在中国没有纯粹的经济问题,所有经济问题的背后,必然都是政治问题;要使市场经济成熟、规范,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对于中国特色与世界潮流,他说,“中国特色”不能泛化、庸俗化,凡是与国际常识不相符合的行为与思想,均贴上“中国特色”的标签,这是荒唐与丑陋的;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随着世界人类进步,我们不能永远“食古不化”;市场经济、民主、法治、人权、自由这些都是人类的文明、世界的潮流。
改革的袁庚,真是实干至上、行动至上,真是精准发力、敢啃“硬骨头”。“我们为什么会如此地尊敬甚至是崇拜袁董?”著名企业家王石说得好,“其实,袁董集中了我们心目中最理想的官员的一切优秀品质:有知识有文化、有理想有激情、有远见有谋略、正派清廉、自信、对上不阿谀奉承、对下不跋扈、还特有幽默感。”
到了1993年3月,主政蛇口15年、已经75岁的袁庚,从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岗位上离休。此时的蛇口,人均GDP已经达到了5000美元,堪比亚洲“四小龙”。袁庚执掌招商局时,创办于1872年晚清洋务运动时期的招商局已走过了100余年的历程,当时招商局仅处香港一隅,实力薄弱;袁庚以开发蛇口为契机,为百年招商局注入了创新、发展的活力,将其从一个单纯的航运企业,发展成为业务综合、实力强大的企业集团,招商局第二个百年由此开始。
袁庚离休之后,之后的之后,他的很多改革探索并没有被延续下去;原定1993年蛇口工业区第三届董事会民主选举,宣告流产失败,这标志着蛇口改革就此画上句号,从此蛇口的先锋光芒逐渐褪去;到了2004年,蛇口开发区被撤销……
今天我们拿什么纪念袁庚?除了改革,还是改革,真正的深化改革。困厄时期,改革的动力更足;温暖时代,改革的惰性更强。我们一定要当心改革的疲劳、疲乏、疲沓、疲软的种种症状。改革要有新开拓。今天的改革,同样需要上下齐心,需要公众合力。是改革,就不能玩虚的;是改革,就要走对路、动真格,万万不能方枘圆凿、南辕北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