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零一月又一日琐记
周艺强
2015年12月5日
西藏十年有着我们生命的历史，其中还有一段不愿多讲的经历。老同学鼓励下，我写下一些不能忘怀的往事，算是对后人的一个交待，对关注我，鼓励我的老师、同学、亲人也算一次坦诚。
他的名字像我
1977年12月22日，清晨，三四十位职工自带小凳子，拥挤上一辆解放牌卡车，向日喀则开去，参加一个什么大会。五十多里山路，颠跛不停，我早已习惯。雅鲁藏布江渡口，想到再过一个多月可以回杭休假，亲亲四个月的双胞胎女儿，幸福的暧流象眼前奔流的江水，不断涌来。
日喀则万人大会似曾相识，电站职工分两列坐着，台上宣读一个什么，台下抓捕一个人犯，一个一个押上去，说实话，我不在意，因为我不晓得那些人，不晓得那些事。大约轮到第五个，地委组织部的什么人宣读“开除XXX党籍的决定”。我愣了，半开玩笑地说一声：“他的名字像我”。旁边的小杨（东北工学院大学生）拉了一下，我清醒了。这时公安局宣读逮捕令：周艺强，男，浙江杭州市人，31岁，1976年10月入藏，反对毛主席，反对华主席，给姚文元写黑信……，构成反革命罪，立即逮捕。“是我”，倾刻我换了一个人，嗖地站起来，从裤腰带上解下一串钥匙，交给小杨，说了一句话：“告诉冯广甬，放心”，本能地伸出双手，等待……。“坐下、坐下，不要动！”两名公安喊着从后面窜上来，我被套上手铐，押上主席台。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牌子挂在脖子上，或许细铁丝的缘故不舒服，我摇晃一下脑袋，一只大手立马摁往后脑往下压，不能动了，我静静听完抓我的理由，心平静许多，上面说的罪行全是假的。
在宣闹声中，我坐上囚车来到日喀则地区公安局看守所。全身检查一遍，防止上吊自杀鞋带没收，防止刺进心脏钢笔收去，关押在201囚室，大约12平方左右，一种新的生活从这里开始了。
生存下去活着
四面高墙，一排牢房有10间囚室，前面是一块空地，厕所在西端。每间囚室三个地铺，我睡在中间2号铺，靠近铁窗是狱友毡头，据说他是尼泊尔间谍。我不会藏话，两人沟通有障碍，这种西藏囚犯塔配是最佳管理方式。
我睡觉的草垫跟杭二中体育课训练后滚翻的垫子一样，我把电厂蓝色工作皮大衣分两层，一层垫下面，一层盖上面，被子夹在中间，用手帕把上下两层系牢，成了一个热烘烘的睡袋，再冷的天气也能扛下去。室内墙角放着一只无盖水桶，囚犯在此大小便，自己的屎和尿不觉得臭，24小时清理一次，我欢喜倒马桶，乘机走出囚室一回。
一天三餐，粘粑、米饭、馒头，就是吃不饱，油水少，只有星期天晚餐有点肉骨头萝卜汤，能吃就吃，能多吃则多吃，囚犯的生存法则。我曾用一条半新旧床单、两双袜子，按等价交换原则与毡头换土粑填肚。
黑夜没有梦，翻来复去睡不着，铁窗外星星在夜空闪烁，愁上加愁，白天呆呆坐着，比夜晚更难熬。好的生存方式有事可做。有一次突然想到恢复高考的数学试题有一道计算题，一位考生问过我，COS75。=？我从竹扫帚上拆下一根竹子，在坚实光滑的泥地上画一个坐标系，再加一个圆周，布上周线，反复思考，画了又改，改了又画，终于用几何方法答出三角函数公式，题目解了。我举起双臂呼一声“乌拉”狱友看着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竟能如此高兴，其实就是痛苦着的思维被有效的思维短暂代替了。
我几乎每天在囚室内跑100多圈，其实不是跑，只是提起脚小步快走；其实没有圈，只是来回走动，体内微微发热，舒服一点罢了。囚室里的生活，动动比不动好，唱歌可以减轻寂寞，加上手势伴舞，别有情趣。记得二中文革时，我表 演过囚歌：“带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正，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 狱中唱起来特别带劲。
还有一件事想起来蛮有趣的，毡头睡在窗前，窗帘拉得严严的，最需要的阳光被拒之窗外，免费的新鲜空气丢弃了。一次我自作主张拉开窗帘，他马上恢复原样，很不高兴，摇摇手，示意我以后不要再动了，我只好点点头。一次毡头咳声吐了一口痰，上面有一点点血丝，机会来了，我拉他看有血丝的痰，指着他的胸膛说：“咔咔劈察了”（胸肺坏了）用手势告诉他阳光空气进不来，整个囚室就会臭气冲天，肺就坏了，狱友顿时醒悟过来，为了生存立即拉开窗帘，阳光请进来，新鲜空气跟进来，囚室活了，藏汉两位狱友笑了。
享受放风的待遇
大约半个月我获得人道主义的放风权利，所谓放风就是从囚室出来，在院子里享受大阳光、大蓝天、大空气。201囚室与高墙连着，形成一个角落，站着晒太阳，清除悔气、霉气、臭气，伸伸臂弯弯腰，做些自己都不晓得的自由操，舒服极了。偶尔会想起六盘山的劳动，在太阳直照下脱下衬衣抓虱子的情景，西藏缺氧，即使如此臭气熏天的囚室里虱子也难生存。
看守所关押的都是嫌疑犯，相互不能说话，只能一个人一个人、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轮流放风。高墙下若大院子一个人晒太阳，除了身体舒服还会有一种大寂寞的凄凉，索性放声歌唱，与孤独寂寞同行。第一天放风我就唱“藏族人民再苦也有边”，一唱生情，越唱越响，歌声传遍整个院子，我猜狱友们会听到，就是看不到谁在唱。突然间站岗警卫从房顶上过来，端着枪，朝我怒吼“唱什么？”我抬头大声回答：“歌唱共产党，歌唱毛主席，歌唱喜马拉雅山，唱雅鲁藏布江”还婉言说了句：“想爸爸妈妈了”。
放风有一个好处可以借上厕所的机会，瞄一下其他囚室里的狱友。这里特别提一下：囚犯进入厕所，必须喊一声
“报告”，让站岗的知道囚犯的动向。清晨每间囚室一人倒马桶，几乎都会凑到一块儿来“报告”“报告”……一声比一声响，不同音频的报告声，成了一串有音符节奏的声浪，真是凑热闹，穷开心，苦中乐。
一次上厕所我经过204囚室，“哪里人？”三个字从铁窗里传出。“杭州人”我边答边走，还添了三个字“肚子饿”
这半句话有效益。另一天放风，唱歌的时候，听到不远处传来敲碗声，我借个机会上厕所，看见204囚室铁窗外台上放着一只洋瓷碗，里面装有四五个熟土豆，我边走边抓出土豆，往西直去，没有说谢谢，我知道这两个字在当时是多余的。
临行喝战友一碗茶
一天半夜牢门打开，来了一位穿军服的犯人，押送干部用手电筒扫了一下囚室，指了指3号铺位，多一个人囚室就热闹了。他是汉族，没几天我俩就混熟了，知道一些外面的情况，他对我很好，见我头发长，向管理人员借了理发剪，和一张凳子，给我理了一次发。他讲了许多实话，还告诉我春节前要处理一批犯人，要开一个宣判会，要枪毙几个人，肯定有人陪绑。陪绑就是囚犯被绳子捆实，到沙场看别人被枪毙，震慑自己。他重重地对我说：“早上一定不要喝水，小便流出裤腿十分狼狈的，一定要穿厚实，能穿的都要穿上，绳子捆的很痛。”真神，没过几天，早晨管理人员喊名字，叫我准备出去。这不象提审犯人，“叫我干什么？”狱友说：“陪绑”。我立马镇静，棉袄、毛衣、衬衣……全部穿上，喝了一口茶水，做了个手势，用红灯记李玉和的腔调唱喊起来：“谢谢战友，临行喝战友一碗茶，浑身是胆雄纠纠……”。唱罢，双手一拱，对着狱友说：“走了”。到了院外，二十多个犯人一字型站队，还有2名女犯人，管理干部宣布今天劳动任务后，带着一队犯人走出高墙。原来是叫我劳动，不是陪绑，真是一场虚惊，牢房里的京剧表演成了说唱演出，但确实是一次特殊环境下的真实表现，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红灯记实在好，管用，李玉和一家三代中国人民的英雄，深深地活在我心里，追求光明，无私无畏。
看守所劳动的收获
看守所劳动是我新生活的一个阶段，天天劳动就是天天放风，大太阳、大蓝天、能见到许多狱友，有北京知青、入藏大学生，刚脱军装的犯人，还有干部……，我们相互说话是允许的，但不能离岗乱走乱跑，有事要报告，大小便列入报告事项。女犯小便的报告声常常引起男犯的神经质，她就地蹲下，藏袍遮掩，方便利索，厕所随人而行。劳动不野蛮，几乎都是六盘山插队落户时干过的活儿，不同的是有带枪的人守护着我们。
有一种劳动叫打土坯，与六盘山做土砖的工序差不多。第一步将泥巴拌均匀；第二步把匀好的泥巴倒入模子里；第三步用刮刀拖平，晒干即成。在六盘山我是来回用洋锹一铲一铲把和好的泥巴倒入模子。在西藏一个人先用洋锹把泥巴放到我的背上，然后我弯着腰走到模子旁边，忽地挺身直立，泥巴滑落到模子里。一天干活下来，腿酸不怕，怕的是湿气，即使用两个麻袋垫在背上，湿气还会透过衣服，渗入肌肤。说实话今天的腰酸背痛与这种劳动条件分不开的。
有一次到公安局清理厕所，化粪池大小便已满了，在冷冻下结成黄黑色板块。我穿着解放胶鞋，站在板块上，与其他两人一铲一铲往外扔。我高中拉过粪车，在家倒过马桶，下乡清理过自备厕所，这种劳动算不了什么，劳动脏点，劳动累点，早已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有意思的是，我们几个人用中午吃饭休息的机会，到公安局干部宿舍转了一圈，在一家门口发现几只丢弃的罐头壳儿，它的内壁和底部残留一点点肉碎子，拿回来倒入烧开的茶水，摇晃几下，再倒回碗里，成为香喷喷的肉汤，一口馒头一口肉汤，就地享受了一回。
劳动还有意外收获。比如，搬运粮食，重的麻袋不扛，轻的我会坚持。有一次麻包里装的是黄豆，我设法抓出三四大把放裤袋里，在收工的路上，几位藏族人朝我笑着说：“谷木、谷木”意思是小偷，我脸皮也厚跟着说：“谷木、谷木”。管理干部知道我的小动作，听到大伙儿都在说谷木，谷木，觉得有趣也笑了。比如，农地种有大蒜头，我很喜欢吃，乘人不注意，拔出几颗，吃饭有大蒜头，既开胃又养身，有一次地太硬，大蒜头拔不出来，一没有工具二没有石块，我灵机一动随手小便，浇在大蒜地上，一会儿土就软下来，用手指一挖，蒜头出来了。说到这里特别高兴，因为大蒜头天天有，顿顿有，肠胃改造了，几年未痊的老毛病“五更寒”好了，至今消化系统畅通，真是与蒜头有缘，老天保佑。比如：劳动有机会捡到香烟屁股保存好，回囚室交给毡头，他会说：“拉土琪、拉土琪”(谢谢)，他把香烟屁股和一张小纸卷成一根香烟，阳光射进来的时候，用一块凹透镜聚光，点燃自制香烟，十分满足。我也得到回报，晚餐有一碗土粑可吃。
交易不公还是要说
穿军装的狱友搬到205室，我也换房到210室，还是2号铺。几个月共同生活，特别“陪绑”引发的红灯记现实版，他成为我可信任的朋友。一次劳动中，他对我讲了一件令人气愤的事。他用一双军用毛皮鞋去换一条大前门香烟和一斤糖，后来又把一张老虎皮褥垫交给同一个看守所的干部，名字记不起来了，可能叫达娃次仁，记忆中他的两只眼晴大小不对称，说定换三条香烟。狱友说：“这人太坏，给了8包前门烟再也不给了，问过几次，回答一样‘没有了’”我说“可以向上面反映！”“怎么反映？谁能听我们的？”我相信这件事是真的，再三说“要反映”。一次机会来了，管理干部通知大家明天休息，在房里看书，穿的干净点，人大代表要参观。我做了准备，在白纸上写下狱友讲的这件事，折成便笺，空处写着：“日喀则公安局长收”等待明天。
第二天，大约早上10点左右，每间牢门都打开了，囚犯坐在地上假装看书。大约有三十多位代表，三三俩俩，一个囚室一个囚室参观过来。高墙内的囚室成了动物园里的笼子，杀人犯可以看作吃人的虎狼，而我呢？一个热血男儿跟什么动物可以比拟的呢？
几名代表来到囚室门口，看看里面的我和罗布，我主动走上去，把便笺递给一位代表，是藏族还是汉族我已记不清了。第二天无事，第三天无事，第四天我的狱友高兴地对我说：“虎皮褥子还我了”。我兴奋说了许多话就是记不起了，只是感谢这位代表传递百姓的呼声；感谢公安局长处理百姓的问题如此之快；我也感谢这位看守所干部知错就改，对我们没有打击报复。
无怨无悔真好
她是大学生，我是中学生。她是湖北省高校一百十几名入藏大学生的带头人，担任临时党支部副书记，我是唯一的随藏男家属。我进藏坐固原县委小车到西安，一人到武汉，武汉水电学院同学看见我好奇，后来才知道这些同学在悄悄私语：“小冯怎么找了个老头？”。我入狱，她成了反革命家属，如果没有双胞胎女儿，我俩关系十分简单，多数人会离会弃，也许我会成为第二个谢仁元，就算活到今天也是个无依无靠的糟老头。她要选择，与其说经受着考验，还不如说她真弄不明白8年好好的同学，现在的丈夫怎么这么快就变成反革命？套在她脖子上的这付精神枷锁就是打不开，这个痛苦的过程，天知，地知，她知。面对现实她选择理智：清楚问题、等待结论、抚养小孩、帮助丈夫。她数次托人送东西到看守所，我记牢的有三次。第一次十包杭州麻酥糖，包装纸都撕开的，还有十几颗水果糖，没有一字的信息，是这些东西告诉我她已返藏。我有了东西吃，8包分送狱友，那时不会说分享快乐，只是想告诉狱友我有人了。第二次是装有炒米粉的小布袋和一罐头羊油。某日凌晨，囚室只有一束亮光，我还睡在被窝里，一只手却去抓炒米粉，发现底部有个小硬团，是什么？我拿出来抖了抖，是纸团，外面用棉线匝了十来个圈，拉断线，拆开来，仔细看，是三张写满字的信。再看笔迹是三姐写给广甬的信。我睁大眼晴看完一遍，回过头来又认真看了一遍，接着从头到尾再仔细看了一遍，心跳加快，热血沸腾。四个月第一次知道亲人消息：父母健康、双胞胎可爱，已落户杭州。现在我还记得信中有句话：“小胳膊像嫩藕一样，又白又胖……”。信中嘱咐广甬：安心工作，保重身体，不要记挂杭州，困难是可以过去的，七弟是好人，我们相信他……”冯广甬在信尾加了一句话：“向组织说清楚问题，不要多想。”读完信，我几乎要疯了，不知往那儿去，全是想入非非的东西，还好保持着一丝冷静，当牢门打开，我立即冲出去，蹲在厕所里最后再看一遍，然后把信撕得粉碎，撒落在粪坑里慢慢消失。显然，她冒着如此大的风险，就是让我吃下一颗定心丸，救我一命啊。
第三次给我稍来一双鞋垫子，我看了很仔细终于发现在鞋垫背面，两条踏线空隙间钢笔写的字：“相信群众，相信党，阿大、阿二好。”后一句是让当父亲的我高兴，前一句是我俩信仰的圣句。果然圣句显灵，半年后日喀则地委为我平反了，我俩又活在电厂，活在雪域高原。我们夫妻像是一只优质股，触底快速反弹。她担任电厂生产技术股股长，负责发电生产。我是厂部秘书、工会主席、人事保卫股股长，为生产发电服务。她遇到矛盾的人与事，我最愿意去解决，工作效率，服务态度她太清楚了。六盘山积累的苦干实干习惯在西藏发挥了大作用。记得有两次，一次在主机旁，一次在渠道边，由于高山反应，广甬突然晕倒，藏族同胞扶着背着把她送到我身边。人真怪，艰苦环境，不幸遭遇都忘了，只念格别人的好，扑心扑肝爱厂如家。她无怨我快乐，她无悔我幸福，她光荣参加了西藏首届科技工作大会，她主持的一个科技项目获得科技三等奖。我也获得了一项国家级先进工作者称号。西藏十年我俩活着快乐、无怨无悔，真好。
读马列书明理壮胆
看守所有时间看书，就是无书可看，广甬返藏后给我带来了七本马列选集和毛泽东四卷合订本。说实话我读的书很少，马维建是我的读书启蒙人，插队落户时，他就对我们几个人说过要读几本书。我记得74年“自然辩证法 ”杂志登过他的一段话，说的是“时间具有物质性，可变性，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固原县组织理论宣讲团，在团里我是搞杂务的。有一次，我请求下大会发了言，想不到台下200多名社队干部热烈鼓掌比几位宣讲团成员反应要好。想起杭二中文革中同学送给我一付对联：“吹社会主义牛皮，买共产主义年糕糖”横批：“基本如此”看来，我正这么做了。我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摘编了马恩列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刻印出来，作为县革委会第二党支部学习资料。我写出第一篇作文，就是“试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终极原因”。读了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后，我即给姚文元写过一封信，对文章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还就党刊党报存在的唯心史观提出了批评，也许太冒失了。76年9月离开固原，进入西藏，组织部长嘱咐我：“小周，县里准备提你为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你就是爱提意见，今天给这个提，明天给那个提，说不定以后还会给毛主席提，前一段时间，上面来人调查你，我们说了很多好话，要注意啊！”我非常感激他的真诚，没有想到给姚文元的这封普通的信，竟然会遭到各种政治力量的不满，还会成为反革命的一条大罪状。
看守所里，我再一次通读了七本书，有些段落，有些论述，反复思考。例如马克思说：“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的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但在这座小房子的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毫不讲究或者要求很低，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么随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但是，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么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服，越发不满意，越发被人轻视……我们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 ，因此，我们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去衡量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这个观点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尤其在今天。有些人说的话，有些理儿，有些人写的书也有些用，相比较，马克思列宁的书更有用，他们的话更有理。
人有缘，书也有缘。七本马列选集在76年跟着我从固原到西藏，86年又随我到了杭州，还有一集在那里呢？原来是孔毅75年借走，87年他到杭州找到我，将此书完壁归赵。这8本书我准备传给第三代，书中红杠杠、蓝杠杠，铅笔杠杠是我选择生活的心路，也许与新中国历史发展有关联。
与铁匠罗布一起的日子
铁匠罗布大我几岁，中等个子，据说杀了人，这里已呆了八年，我换房到210室，他待我友好，我直称罗布，他叫我“周”。吃晚饭时，他总会给我半碗土粑，有时看见我吃的凶，就多给我一点。一次他拿回来几把炒过的黄豆，香喷喷的，乐坏了我。获利多多，自然亲近他，我会多说几声“拉土其、拉土其”。（谢谢）他活动自由度高，有时切好萝卜片放入空罐头里，加上点盐，让我享受特殊待遇。还有一回，他拿出一只风干的羊腿，用磨过的罐头盖儿，削下一片羊肉给我，好像狱中过大年，越咀越有味。看到这些方便，我当了一回小偷，成为大伙儿笑料，回到囚室，掏出黄豆，足有半罐头，交给罗布。第二天他把炒好的黄豆全数给我，一点没有自留，我真感谢，就是没什么可回报的。直到广甬回到西藏，二包麻酥糖，二颗糖，交给罗布，不是什么回报，仅仅是一种情意。特别当我看第一封家信，神态异常，他肯定感觉到，为我保守秘密。他懂我，从水泥包装纸里选择干净的夹层当白纸，让我抄写英语。
12月某一天，不知发生何事？囚犯都不准出来。后来才知道罗布清晨在厕所里割腕自杀，幸好发现及时，被管理干部救起，急送地区医院，后来据说判了20年刑，押往拉萨监狱。自杀原因是案发前一天，在看守所果园一棵苹果树下，罗布与女囚犯阿姐次仁发生性关系，岗哨发现，用枪柄打了一下，就这样。罗布割腕的工具就是我几次看到过的锋利的罐头盖儿。四十年过去了，还是忘不了和我同居的最长的藏族人罗布，我猜现在的罗布一定和我一样是一位尚存幸福的老人。
上天有眼，让我一次一次遇到好心的藏族人。回忆是一种幸福，1976年夏秋全国近2000名大学毕业生不讲条件，热血入藏， 他们是实践者，经历了藏汉民族互补的最好历史时期。电厂有十三名大中毕业生，集体见证了日喀则地区最大的水电厂四年半建成。十八公里长的渠道，冰天雪地，全部靠人工开挖，想想都害怕，吃苦耐劳的藏汉同胞硬是啃下来了。工地上几百号民工，两人一对，一人握铁锹，一个持拉绳，绳子套往锹炳，和声一起，铁锹随着歌声有节奏地飞舞，不用人指挥，悠扬深吭的歌声源源传来，我听到了真实版的天籁之音，看到雪域高原人与人融合，人与自然融合的神奇美景，景中有我。
记得77年9月某一天，小渠道进水闸门出了故障，闸门落不下来，渠道水湍流不断，危及厂房，大家急的一下子想不出办法，我喊了一声:“小杨，下”（四川中专毕业生，施工员，杨秀林）两人脱掉外衣，穿着鞋子，跳下水去，接过一辆架子车，贴着闸门，两人两头用力按往，一袋一袋扔下来的沙包被架子车挡住，一会儿沙包垒积成一堵墙，警报解除了。激动的藏族桑指挥长把我们拉上来，回到屋内，换好衣服，一盘油炒花生米、一壶热茶、一瓶白酒，端过来了。说实话我俩就当作玩了玩水，就是水冰冷一点，指挥部还是表扬，称我们俩人冒着危险……。
高原的娱乐方式很多人是想不到的，第一个海拔四千米的露天灯光球场是我提议建的。电厂排球、乒乓球、围棋三项运动会在此举行，也许是独一无二的。当我这个冒冒失失的工会主席双手托起排球，跃越过网的那一刻，围观的藏汉同胞拍手喝采，这种高原生活令人难忘也令人羡慕。
我记得1983年秋天，十世班禅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身份来我厂视察。我设计一个方案:一块空地，一张乒乓球桌，上面放一张单人沙发。虔诚的百姓排队朝拜，班禅大师坐在沙发上顺势一个一个摸顶。宗教活动结束，班禅大师坐到央宗家里休息。我早已准备好一碟又白又净的萝卜片，托央宗递给大师，事后央宗告诉我，班禅大师吃了，称赞好吃，还说“要多种”。这种大萝卜是山东大学生带来的种籽，在海拔四千米的雪域高原试种成功。真的又粗又长，又甜又脆，称得上神仙萝卜。班禅大师乘车上了渠顶，他坐过的沙发被四位藏族同胞举过头顶，藏族百姓在沙发底下欢跳，涌进涌出，我想同乐，可是有规定，共产党员不准迷信，只好看着乐。我看到的十世班禅脸容活像如来佛，福星高照，好运不断，电厂从此有一个美称“日喀则的夜明珠”。今天夜明珠还在闪烁，那里曾撒过几滴热血的冯广甬和我有一种安宁和满足。
回 归
1979年1月23日我无罪释放，没有机会向狱友告别，看看囚室，这个度日如年的地方。真要离开又有一种别样感觉，毕竟是西藏生活过的地方，经过一年一月一日，我学会了面对苦难。这段经历就象酒窑里一瓶陈年老酒，存放的时间越长越香醇。
在地区招待所，看见的第一个熟人是电厂的面包车司机。厂车下午四点出发，我借了二元钱，在邮电局给杭州老父亲发了一份电报：“彻底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名誉、补发工资、回电厂工作。”同学那儿吃的中饭，招待的肉菜很多，肠胃有点撑不住。晚上回到家，门上新婚的“囍”字，还在亮眼，亲人重逢，没有拥抱，没有亲吻，没有眼泪，只有深情的眼睛看着对方，慢慢回过神来笑了。雪域高原的夜色真美，有月亮、有星星、有静静的夜空，激情燃烧，我忘了一切，只有幸福陶醉了。
五十年社会大变潮，人人都卷进去了，我只是在浪尖上。六六年夏秋杭二中，顾闻老师，瞬间变成了现行反革命。我的父亲，一位邮电支局长，瞬间变成反动分子，几乎丢命，五口人无家可归。
73年夏季我参加固原县大湾公社平叛扩大化纠错工作，在县法院查阅了十多位在押犯人的刑事档案，清一色的冤假错案。平反大会后我陪一位69岁的老汉回家，关押8年的回族老汉见到在家等候的老伴，抱头痛哭。突然，他转过身拉住我的手，连声说：“感谢共产党，感谢工作组”。这几声道谢的背后是一家人的悲惨世界，这一幕记忆太深了。
75年春季我担任工作组副组长，在固原县双井公社甘城四队蹲点。黄坡地上耕种我认识一位名叫魏海如的农民，他是原来生产队长，后来变成判刑8年现行反革命，就地劳动改造。一种特殊的敏感，逼我问他：“犯了啥事，戴上的反革命帽子？”他喃喃说不清楚，什么秦始皇，谋长城……，经过调查，我认为又是冤案，我向县委组织部长，公社书记汇报，要求平反，但无果。我只得写成大字报，让大家知道：“甘城四队不是农业学大寨的典型；王炳仁不是农业学大寨的带头人；魏海如不是现行反革命，要平反”（王炳仁是县委副书记）我记得XXX同学看过底稿，对我说过：“危险”，我感谢他的提醒，但还是这么做了，因为这是我份内的工作，回避了，我一生心不安。人啊，要有一点担当。诚然魏海如这位普通农民不可能知道，这位第一次到他们生产队的县上干部能为他喊冤叫屈，更不可能知道这位全力为他平反的同志最后和他一样犯了反革命罪，投入大牢。说实话，我的事多少与他的事有牵联。
顾闻老师，我的父亲，69岁回族老汉，魏海如，还有我，都是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不幸者。他们的遭遇都是共产党内错误路线、错误政策、错误领导造成的。虽然错误早已纠正， 这些普通百姓早已先后回归社会，但他们的故事记载下来了。这些故事里多少有着那个时代的痕迹，多少见证了新中国发展历史的不平衡，见证了新中国发展道路的曲折性，我相信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愿历史不要重演。
周艺强 2015年12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