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诗人柏桦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刚去过伟大的江南”。不久，他又在精巧唯美的作品《水绘仙侣》扉页上郑重写下七个字：“献给美丽的江南”。柏桦的江南情结绝非个案，其说法得到许多人，尤其是“有着深沉历史感与文化情怀的国人”深刻而余味悠长的会心。
若放眼历史长河，这江南情结则因历久弥新的弘大传统而更具普遍。
一
魏晋以降，中原人口因大规模战争南迁，江南逐渐呈现出繁荣发达的汉族文明和美丽富庶的水乡景象。江淮以北，战火纷飞，“饿殍遍野，人竟相食”；江淮之南，名流雅士集聚兰亭，流水曲觞，造就一个王羲之及其旷世的美学经典，“线条之美，刺人心魄”。到唐宋，江南这方“刺人心魄的美”已是旗帜高张，万众瞩目。颇具传奇色彩的花间词人韦庄一生颠沛流离，晚年寓居蜀地略纾困顿，面对西岭初雪、锦江如练之美景，仍不忘填词感慨：“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这里哪分辨得清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分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再说，白居易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究竟实指何处？似乎只能是“处处皆有此景，人人皆怀此情”的江南。自然，更不会有人去指摘丘迟笔下“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描写太过矫揉造作，因为人们心中对江南大抵都有这么一幅图画。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抗战时期曾到成都华西坝设坛演讲，述古论今，中西合璧，刮起一阵“李旋风”。讲到江南，以理性著称的李约瑟感性十足，用词夸张：中国百姓对于美丽江南那份真挚恳切的情结和至死不渝的向往，总是显得情真意切。
其实何止是平头百姓、秀才雅士，将相帝王也饱有“江南情结”。公元1684年，康熙在收复台湾敉平忧患的次年，即迫不及待地启程“南巡”。此后23年，这位来自大辽东的异族王者沿运河水道六次南下，至杭州一带流连，赏风弄月，读书著文，有时达“旬月之久”。其排行第四的儿子胤禛，历以严肃、冷峻、不苟言笑著称，面对西湖粼粼波光，竟一时兴起，吟诗唱句于人前，“手舞足跃，红光满面”。多年后，崇庆皇太后故地重游，面对满园正襟危坐的勋贵，忍不住将“那稀罕”掏出心窝。
乾隆皇帝，这位醉心于书法、诗词和收藏的九五至尊，对江南的眷恋犹胜其祖，每每游历，总要在美丽的西子湖畔滞留数日，空出充裕的时光巡看风景，访察古迹，召见士人。他要把伟大的江南气韵装进自信的大脑深处，带回北京参酌政事，推广道德。唯此，才能让备受汉人士大夫明诽暗刺的“夷狄之君”有“风雅之德”。这或许是他的治国之策、帝王之术吧。确实，爱新觉罗氏祖孙的江南情结里，自始至终绕不开杭州之美，这有他们深居紫禁城内撰写的大量诗词足可凭据。
最绕不开杭州之美的一个古人，当推白居易，他在古稀之年，在他一生的终点——洛阳城里，以更胜一筹的款款深情一举写下三首《忆江南》。尽管《琵琶行》《长恨歌》《卖炭翁》《钱塘湖春行》等秀墨早已奠定他在文学史上的不朽，然这组小令之降世，再度令他诗名大增。其中第二首广为人知：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
山寺月中寻桂子，
郡亭枕上看潮头。
何日更重游！
无论从地理还是文化角度看，杭州都是江南的中心，同样也是白居易在江南生涯的核心。此词如一定理，把杭州定义为江南之心脏，江南之美可凭由杭州之美替代。
“最忆是杭州”，杭州之美不仅点亮白居易笔墨的光辉，他也是杭州之美的缔造者。如同在他众多有关杭州的诗词里呈现的一样，这座城池留有他辛勤的政绩，尤以惠及民生的水利工程为甚。杭州人民不会忘记，他们温文尔雅的刺史换上青衣草鞋，在烈日下游走于西湖岸边，神采奕奕，步履轻快，概因筑堤方案中某些细节得以完善而乐在其中。
白居易在离任杭州前，用一首《春题湖上》，为他不同寻常的三年做出最低限度的合理阐释，全诗一如他名扬天下的文风平白如话：
湖上春来似画图，
乱峰围绕水平铺。
松排山面千重翠，
月点波心一颗珠。
碧毯线头抽早稻，
青罗裙带展新蒲。
未能抛得杭州去，
一半勾留是此湖。
他再一次完成了一幅美不胜收的西湖水墨风景图画，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时的他既非热情的旁观者，也不是快活的体验者，他悄然站到时光的岸边，观看旷世之美在心里流淌。有些美令人敬畏，有些美让人沉沦，西湖的美让人爱恋，想拥抱，想带走，想珍藏，想天人合一，想源远流长。白居易“最忆是杭州”，忆的是此地的山水之美，也忆他留在此地的情思和爱恋。美是会化掉一个人的，因为爱。因为爱，美又会变得更美，尤其是像白居易这等豪客之爱。而“最忆是杭州”的方家又何止一个白居易？去西湖水边走一走，到杭州山上看一看，山水林间，古刹门前，无不流淌着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的爱和恋，传和奇，字和画。
二
毋庸置疑，在中国城市化进程如火如荼的当今，杭州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和在。它虽然不是各大功能中心，却堪称中国城市与社会领域的观念样本。历史发展的趋势业已表明，后工业社会是人类发展的大趋势，自丹尼尔·贝尔于上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后工业社会”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已经纷纷步入后工业社会。中国在未来一个时期内，也必将面临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型的机遇和挑战。和西方诸多从工业化转型升级为后工业社会的名城相比，杭州几乎先天有一种后工业社会的属和性，山水之美，人文之美，民风之纯，“存天然而去雕饰”。杭州城市的发展经验，已成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一个不可多得的范例。不夸张地说，它呼应了人类城市文明的演进方向，它的气质，它的内存，不仅是当下的片断，更是过去、现在、将来一以贯之的完美整体。
先说过去，几乎同时成书的《武林旧事》和《马可·波罗游记》，分别从不同角度记载了这座南宋都城繁荣的商业氛围，以及令人叹为观止的精致生活。如《马可·波罗游记》曾写道：
（杭州）城内除掉各街道上密密麻麻的店铺外，还有十个大广场或市场，这些广场每边都长达半英里。大街位于广场前面，街面宽四十步，从城的一端笔直地延伸到另一端，有许多较低的桥横跨其上。这些方形市场彼此相距四英里。在广场的对面，有一条大运河与大街的方向平行。这里的近岸处有许多石头建筑的大货栈，这些货栈是为那些携带货物从印度和其他地方来的商人而准备的。从市场角度看，这些广场的位置十分利于交易，每个市场在一星期的三天中，都有四五万人来赶集。所有你能想到的商品，在市场上都有销售。
在自古重农轻商的中国，迫于儒教强大的政治压迫力，出现如此繁忙景象堪称用海水修建出城堡的奇迹。1000年前的杭州，有违时代特征和文化特性地展开了具有超前性的行为模式，打破了某种牢不可破的坚冰，它用事实论证出商业文明的重要性和必然性，而其超越原始交易行为的价值基础，正是来源于杭州巨大的城市资本。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就记载了这么一则轶事：
苏轼在杭州为官时，有人告状说某人欠购绫绢的两万钱不肯偿还。欠钱者是一个年轻人，他说：“我家以制扇为业，去年家父去世，留下了一些债务。今年春天天阴多雨，做好的扇子卖不出去，并不是我故意赖债不还。”苏东坡停顿一下，眼睛一亮，计上心来。他一看笔砚在桌子上，忽觉技痒。他对那个年轻人说：“把你的扇子拿一捆来，我来替你开张。”
那人回去，转眼拿来20把素绢团扇。苏东坡拿起桌子上的笔，开始在扇子上写草书，画几棵冬日的枯树，瘦竹岩石。大约一个钟头的工夫，把20把素扇画完，把扇子交给年轻人说：“拿去还账吧。”
年轻人喜出望外，想不到有这么好运气，向太守老爷千恩万谢，然后抱着扇子跑出了府门。外边早已传开太守大人画扇子卖。他刚走出衙门，好多人围起他来，争着用一千钱买他一把扇子，不几分钟，扇子卖光，来晚一步的，只有徒叹奈何了。
这绝非杭州所发生的第一起文化资本套现案例，虽然苏轼一时兴起的个人行为不适合被过度解读，但它毕竟在口口相传中，潜移默化成为一种属于城市的思维习惯，被引入人们的生活方式中去。当各种引领风尚的生活方式成为日常，成为一座城市核心的价值观、信念、仪式、符号、处事方式等，成为了美，日常本身也就具备了不凡的价值，有了吸引他者模仿、并付诸购买的可能。如《武林旧事》所载“进茶篇”：
仲春上旬，福建漕司进第一纲蜡茶，名“北苑试新”。皆方寸小夸。进御止百夸，护以黄罗软，藉以青箬，裹以黄罗夹复，臣封朱印，外用朱漆小匣，镀金锁，又以细竹丝织芨贮之，凡数重。此乃雀舌水芽所造，一夸之值四十万，仅可供数瓯之啜耳。或以一二赐外邸，则以生线分解，转遗好事，以为奇玩。茶之初进御也，翰林司例有品尝之费，皆漕司邸吏赂之。间不满欲，则入盐少许，茗花为之散漫，而味亦漓矣。禁中大庆贺，则用大镀金，以五色韵果簇龙凤，谓之“绣茶”，不过悦目。
即便我们不作考据，也相信“一夸之值四十万”绝非虚言。在这里，茶叶不再只是茶叶，而是升华为一种文化，一种高级的、雅致的、审美的生活内容和态度，价值得到成倍放大。以今日的眼光来看待这样行为，丝毫也不会感觉到历史的陈旧感，它依然是鲜活的，彩色的，流动的，符合城市精神和发展逻辑，而非泛黄的，黑白的，只能凭吊。杭州在自然而然中，提前好几个世纪完成了城市资本的原始积累，并适时转换为价值，无需经历工业化粗暴发展的阵痛，便已巍然壮观，形成独一无二的高级样本。
三
当然，不能全靠古人吃饭。今日杭州的城市资本，除了前人不断积聚沉淀的历史、文化所转化的独特商业价值，在自然、社会、智慧等方面所展现的大美，同样散发出迷人的光彩。
先说自然，在目前全世界范围内生态服务功能已经大大透支的情况下，一切活着的自然资源，对我们持续发展越来越呈现出巨大的价值，每一座青山、每一片绿水都有转变为产业资本的潜力和实力。投资自然资本，不仅可以创造水、空气、森林、湿地、海洋、矿山等环境生态系统的天然价值，实现资源性产出，更可以带来生态旅游、生态农业、新能源、新材料及新一代信息通讯等产业的派生性产出，实现GEP和GDP同步增长。
凡是到过杭州的人，无不对这里秀美的山水风景赞赏有加，山连着山，山连着水，水盛着水，纵横交错，高低错落。西湖、钱塘江、北高峰、玉皇山、西溪湿地、运河、湘湖、富春江、千岛湖、丝路起点、九溪十八涧等符号化的地理样本依然保持着固有的生态，保持着天然纯粹的美。山是青山，水是清水，土是黑土，地是湿地。人们惯常印象中环境治理需要“烧钱”，杭州却无为而为，天然而治。杭州的自然资本高出一筹，不仅在于她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更在于她在向现代都市发展的进程中，有选择性的发展，没有一哄而上大搞工业建设，而是大力发展旅游、文化、互联网、服务等产业，对城市不可复制的生态有针对性的保护保留，并且善于利用开发，把青山绿水转化为产业资本。在这里，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水”，就是“国际花园城市”，就是“幸福指数最高”，就是“最宜居城市”。这些称号既代表杭州的过去，也引领杭州的未来。
与此同时，在价值观趋于零乱的社会环境下，杭州的社会道德也呈现出令人欣慰的一面。从“最美妈妈”吴菊萍到“最美司机”吴斌等，接连涌现出一批影响全国、感动全社会的“最美人物”。他们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守护者，是人心常道的践行者，是美在人间的化身。他们美在善良，美在奉献，美在责任，美在瞬间，美在积累。他们平凡又伟大，朴实又崇高。他们在我们身边，又在我们之上，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先锋、精神楷模，成了群众崇尚、爱戴、学习的平民英雄。时任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黄坤明对杭城涌现“最美人物”的现象高度重视，不遗余力地弘扬他们的光辉事迹、高亮精神，使杭州的“最美现象”得以蔚然，得以纵深。中央领导同志为此曾多次作出重要批示，盛赞浙江是“道德高地”。这种“道德高地”不是一天垒起的，也不是几个人筑就的。
一个地方何时美丑不分、善恶不明、道德失道，说明这个地方的天空正在收集乌云。杭州的天空向海而展，钟情丽日。杭州的天空收集的是高天彩云，是皎洁银光，是春风送爽，是润物无声，是物质更加富裕、精神更加富有。正是这种厚德、友爱、向善、孝道的社会资本在无形中产生的无形力量，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而有效提高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
当下，杭州政府大力倡导建设“智慧之都”，打造“文创之城”“互联网产业中心”，更是一着妙棋。时代在变，发展之道在变。在我国劳动力优势逐渐丧失、不断推进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区域智慧资本理论以崭新的视角，为我国及区域经济发展和创新提供了独特而有效的思路和经验，对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化自主创新能力，实施国家及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实现持续协调稳步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马云和阿里，宗庆后和娃哈哈，丁磊和网易，赵依芳和华策及其影视文创产业等，早已不是单纯的企业，它们已成为中国商业社会引人注目的“帝国”，渗透到人们生活和精神的方方面面。试想，当下中国如果将杭州的这类“智慧无烟企业”抽离掉，将是怎样难堪的一个局面？
要知道，他们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们是从历史土壤里长出来的。在他们之前，以胡雪岩为代表的杭州商人，实际上已将智慧资本推到一个高度。如今，基于传统，杭商们自发形成一个具有共同思想的集团，以仁民爱物之心，穿透金钱和常情的度量，深谙创新之道，到达更高的境界，更辽阔的彼岸。
更可贵的是，杭州政府在人才战略上，始终将人力资本居于中心地位，发挥着核心和能动性作用，决定着本区域智慧资本的实施效率和效果。可以预见，在杭州未来的发展中，“智慧之美”“创新之路”将占据越来越醒目的位置，成为21世纪城市资本论意义的明白注脚。
四
很多时候，人们往往会因一个人的缘故关注一座城，甚至爱上一座城。譬如达·芬奇之于佛罗伦萨，约翰·列侬之于利物浦，张国荣之于香港，迈克尔·乔丹之于芝加哥。伟大人物的才华和性格，往往是他所生活城市的精神高度的浓缩甚或突破。
杭州拥有诸多这样了不起的历史人物，被誉为“西湖三杰”的岳飞、于谦、张苍水壮怀激烈的民族责任和爱国情怀，白居易、苏东坡的与民同乐翰墨留香，李叔同的虎跑戴望舒的雨巷，竺可桢一手缔造的浙大精神……他们令杭州人文的内涵得到放大，令这个城市具备“向美而生”“从善而流”的底蕴和风骨。
为什么杭州会涌现系列“最美人物”？一个地方陆续出现最美妈妈、最美司机、最美警察等好人美事，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是最美的土壤孕育出最美的硕果。像种子发芽需要土壤一样，这种最美的力量，根植于中华民族深厚的道德积淀，这种精神基因一直渗透在浙江人民的血脉中。
什么是美？简单说，符合人类文明演进趋势的事物和观念就是美的。纵观人类历史，不同时期先进的文明，往往引领着那个时代周边广大区域的审美潮流，比如公元前后的古希腊，唐代的中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17、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因此，美不仅是一个静态的事物和观念，不仅是精神文明，更是物质文明和生产力的底座，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它是上层建筑，又与经济基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进一步讲，美也是一种资本，一种货币，是一种价值体系的浓缩与综合。
自从马克思将资本这一概念引入人类思想史后，许多后来者继承并拓展了马克思的理论遗产。当今知识界，学者们对资本这一概念的运用已经扩散到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比如法国社会学泰斗布迪厄提出的“文化资本”，美国政治学名家罗伯特·普特南和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社会资本”，英国经济学家D·皮尔斯和R·特纳提出的“自然资本”，加拿大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倡导的“智慧资本”等等。杭州从历史出发，从历史文明进程汲取美的养分，慧的力量，文的气质，把人美山美水美作为城市社会资本的核心挖掘，细致入微地从民间寻求人类的道德之长、思想之光、精神之美，这无疑是一条正道、大路。
就像数学上有常数一样，人类的精神应该是有常道的，城市的发展也是有常理的。有些东西，比如我们对他人、对天地、对大自然的友爱、仁慈、敬畏、责任、孝道等优良品质是不能变的，变了人世就会失去基本的坐标和底线，天地就会乱了套，就像航船失去罗盘。没有常道的人生，我们无法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肯定。没有肯定，否定又如何有力量？没有常道，一味崇尚变道，变来变去，变天变地，把人世变得黑白不分，把天地变得云泥无别，我们又如何去与一只绿头苍蝇作别？杭州的发展之道，说到底，是尊崇了一个城市发展的常道，一种文明进程的方向，最终目标是让人心更美、山水更美。
江南美，最美是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