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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洲先生，
浙籍小说家、剧作家、红学研究家，
又写得这么漂亮这么多散文诗的诗人，
他是怎样一种超乎寻常的文学创作节奏
……
亚洲的创作节奏
作者：陈富强
我的办公区一向杂乱无章，说报刊书籍材料堆积如山也不为过，以至于经常收到一些大信封邮件，由于没有太多时间翻阅，往往没有拆封，随手堆在一角。这些信封里装的是省内外县市作协办的文学内刊，也有各类报刊社赠阅的刊物和资料。到某一个时间，会集中拆封浏览。这些内刊，花费办刊人不少心血，有的刊物，的确办得很出彩，虽然它们的发行与阅读量都不大，但为文学创作的执着，这些办刊人是呕心沥血了。
上午，因为要寻找一份资料，在身后的一大堆里翻拣，忽然发现一只厚厚的信封，落款是“杭州土默热红学研究中心”，我心里一动，这个中心虽然陌生，但我知道与黄亚洲有关。土默热红学研究，近年在国内渐成气候，这个红学所提出的“洪昇著书说”与杭州的西溪有了牵连，以至于在西溪湿地专门建了个“西溪红学陈列馆”，树竹桃花相映，江南庭院建筑，幽雅而别致。而亚洲因为创作过首个新版《红楼梦》的长篇电视剧本，自然会在这个研究中心有一席重要之地。我想，这个信封的邮寄人必是亚洲无疑，里面装的，也许是研究中心最新的红学研究成果。
然而，拆开信封，却出乎我的意料，出现在我眼前的，居然是两本亚洲的散文集《梅花碑》。翻看目录，收录了我几年前写的一则随笔《请黄亚洲讲课》。再一看信封邮戳，是2013年10月29日。看着这个邮戳，我的脸一下热了。很显然，这只大信封半年多之前就到达我案头了，随手一放，就被日渐积多的堆物淹没了。赶紧拍照上个微信，以这个方式向亚洲老师致个晚歉。后来知道他是没有开通微信的，据说原因是要影响写作的专心。
不过，从这部散文集，我到是想到了亚洲的创作节奏。这几年，他几乎一年能出版两三部诗集或散文集，而这还是在他承担电视剧本创作之余写下的。在这本《梅花碑》之后，他最新的散文集《孩子长大要像谁》刚刚问世，诗集《花茶》、《男左女右》、《狂风》也相继出版，听说那本最近出版的《狂风》还参加了两个月前的中国诗歌学会首届“屈原奖”评选，得奖呼声不低。
而我一直知道的是，他这两三年正与一个团队在专心创作五十余集的重点电视剧《邓小平》，根据中国当代政治发展的状况在反反复复修改，每年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泡在北京。同时，这部七十余万字的电视剧本他还要担纲改写成五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听说电视剧已经杀青，52集，目前正在后期制作，央视准备在今年八月强档推出。而同名长篇小说，他是去年11月开始接受任务的，到4月底，仅仅半年，就完成了56万字的初稿。即便是出版社为他配了一个北大研究生学历的编辑，为他每天不停的“口述”打字，但五十万字的逐句口述，也是工程浩大啊，再说写的又不是别的，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形象”，政策性强得要命，这分寸真不是一般人所能拿捏的，也亏他写了下来，硬是将“邓小平形象首次进入中国小说”的任务给完成了。4月底，他写完初稿风尘仆仆从北京赶回杭州，依旧是健步如飞，当天就钻进“黄亚洲书院”与拱墅区的朋友研究工作了，说是六月份预计大运河“申遗”成功，有一系列的文化活动要筹备。
在《邓小平》电视剧本、同名长篇小说的创作过程中，就亚洲的写作节奏而言，还发生了两件奇事。一件是去年下半年，他经受不了上海宣传部与上影公司的再三邀请，硬是挤时间写作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毛泽东在上海1924》，上影已经在去年年底投拍，听说最近要公映了，速度真是奇快。
另一件，更奇。那是亚洲在去年11月开始了长篇小说《邓小平》创作后，今年一月底推着老母亲的轮椅去山东曲阜的小阿姨家过年，竟然在八天的假期中写了关于当代曲阜的近十首诗歌，于是曲阜的文艺家协会强烈要求这位难得到曲阜的“行吟诗人”写一本诗集，以全面反映曲阜，亚洲不好意思推脱，竟然答应了。于是他见缝插针，在杭州与北京两地的“高铁”穿梭中，每次都在曲阜停留一两天，紧张地采访几个点，结果，仅仅两个月，到三月底，就完成了《我在孔子故里歌唱》的诗集，写诗共45首。目前诗集已经在中英文翻译之中，预计下半年出版，计划11月份在第34届世界诗人大会所在地秘鲁举行新闻发布会。听说巴西孔子协会也要举办类似活动，已经安排定当了。而北京的那家紧张地筹备小说《邓小平》写作的出版社，竟然不知道作者从中插空，创作了整整一部诗集。他们只是奇怪，为什么网上给作者订高铁票，作者总是提出要求，中途要在曲阜停留一两天。
这种创作节奏，真不是常人能担当的。何况亚洲诗歌又写得好，曲阜的委托者们每次收到一批诗作，都连连赞叹，说曲阜这个古城从来没有被当代抒情诗这么漂亮地反映过。
确实，亚洲从公职退下来后，创作激情始终不减，作品遍地开花，处处丰收。前两天，还收到他告知的消息，说是全国25家晚报以及浙江省内的主要纸质媒体和全国四十余家网站将同步刊登他的一篇游记散文，内容主要是欢迎全国游客到浙江旅游。昨天，我翻阅《钱江晚报》，果然读到《听我用唱歌般的调门吆喝浙江》。这篇散文写得情真意切，仿佛一张鲜活的导游图，将浙江的美丽一一呈现在他的生花妙笔之下。
这篇文章也是他近期在北京的时候，于写作小说《邓小平》之余，受钱江晚报与省旅游局的委托写的。据说他还在这一时期为好几位浙江作家与诗人的文稿写了序言。写序言可不是一个轻松活，要看文稿，要动脑筋，要作评判，这得花多少时间啊！
一个作家以作品证明他的存在，亚洲显然是榜样。
记得多年以前，我应邀与亚洲和柯平合作采写长篇报告文学《中国亮了》。在一次大纲讨论会上，当时还在省作协工作的作家黄仁柯就评价说“亚洲是文坛的劳动模范”，我觉得这恰到好处地描绘出了亚洲的创作形象。
在文学界，亚洲的勤奋是有目共睹的，即使在路上，当大家在聊天、看路边风景时，他也不会闲着，总要写上几笔，有时是一首诗歌，有时可能就是一剧电视剧的提纲。我对亚洲的这种创作能力，钦佩之余，只有自叹勿如。所以，仰望也就成为一种常态。
几年前亚洲的长篇小说《雷锋》出版后，他又应浙江话剧团之邀，创作了同名话剧。当时，他发给我几次信息，都是与话剧《雷锋》有关的，想让我去事先审看彩排以及后来的公演。但遗憾的是，因为手头事情实在繁琐，竟然静不下来去看一场话剧。回想起来，对亚洲充满歉意。
我想，亚洲是在用生命创作，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作家。他的各类作品题材与手法，经常是恢弘的，属于“担当之作”。而我，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是在努力完成总也完成不了的事务，为养家糊口奔波。这种差别，自然是客观存在的。在创作上，亚洲毫无疑问是我的楷模。当我总以日常工作繁忙为由，疏于创作之时，亚洲却总在那儿埋头写作。
在《听我用唱歌般的调门吆喝浙江》一文中，亚洲写到了西溪和红学：“这处被南宋的赵构皇帝裁定为‘西溪且留下’的备选皇宫之地，颇多妙处。妙处不仅在于她的充满野趣的花草蜂蝶与桨声水影，而在于她的地理位置竟然稳坐闹市中心，活脱脱演绎了一个‘大隐隐于市’，令人啧啧称奇。此处还有一事令人大吃一惊，据考证，这个水草丰盛芦花纷飞的大园子，竟然是中国文学第一奇书《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原型地。这一考证源于一位智慧绝顶的蒙古族汉子土默热，目前这一石破天惊的以他名字命名的红学新说，正日益风靡海峡两岸，我本人也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从上述文字，联想到邮寄《梅花碑》用了杭州土默热红学研究中心的信封，一些碎片就缀起来了。亚洲醉心于红学研究事业，并且在西湖区图书馆设立了一间工作室，前年建立了“土默热红学网站”，去年又创刊了“土默热红学杂志”，看今天的报纸，又知道他昨日在西湖区主持了“土默热红学2013年度优秀论文表彰会”，为十五名学者发了十个论文奖和五个鼓励奖。联想到他上月匆匆从北京赶回一趟，为拱墅区邀请了十位全国著名的作家与诗人采访大运河，然后亲自主编作家们采访之后的文集《风情拱墅》，又亲自跑出版机构，计划一个月内就“超常规”出书，不误运河“申遗”成功的欢庆；又联想到他这次回杭后，上个礼拜赶往安吉鄣吴镇为“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九团陈列馆”揭幕，又在那儿的知青文化节上发表演讲，然后当天下午赶到下沙传媒学院，出席“第二届全国电影编剧高峰论坛”，并以“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的身份作论坛的总结发言；又想起他最近牵线搭桥，为中国作家书画院浙江分院即将筹办的书画展览找来了愿意分担资金的主办单位，真不知道他的从事文化活动的精力是从哪里来的。
难道就是他自己说的，这是“一个文化人的使命”？
亚洲一会儿出现在西湖区的红学工作室，一会儿在大运河畔的“黄亚洲书院”主持各种雅集，同时奔忙在杭州的各种文化活动中，又策划，又演讲，又写作，那么他自己的创作时间呢？难道真是晚上不睡觉了？
亚洲的创作节奏，实在是个谜，看来我一时三刻是说不清楚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