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写的原稿，已刊登于《历史学家茶座》。
1933年12月23日，这是一个冬天的早晨，一位厅长提起毛笔，给一位校长写信。天气虽寒冷，笔墨不凝滞。写信者是第二次任职浙江省教育厅长的陈布雷，收信人是新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的郭任远。这封毛笔书写的信函，现收藏于浙江省档案馆，其字娟秀，其言恳挚，说的是请同事代为与会的一桩小事，由细节可见“文胆”陈布雷的谦谨认真。
15年后，陈布雷自杀辞世。原因何在？另一份馆藏档案是陈布雷致烈荪先生的信札，从中可以解读出非一般的信息。
电影《淮海战役》中，有一个片断这样描述陈布雷：他认认真真地向主人蒋介石建议，“赶快收拾人心”，提出让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向国库捐款。老蒋很生气，后果很严重。随即，陈布雷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电影里饰演陈布雷的演员，似乎长得过于精气神了。其实那时的陈布雷形销骨立，憔悴痛苦。《赶快收拾人心》，是1948年11月4日南京《中央日报》的社论，殷海光的名篇，彼时正是人心所向。
1948年11月12日夜，已经“油尽灯枯”的陈布雷，留给随身副官最后一句话“让我安静些”，写下一系列遗书，服下大量安眠药，次日再也没有醒来。陈布雷在59岁自杀而死，在当时引起了巨大震动。
1890年生于浙江宁波慈溪的陈布雷，原名陈训恩，布雷、畏垒都是笔名。作为著名报人，陈布雷才思敏捷，文笔极佳；后被蒋介石招入麾下，任侍从室第二处主任等职，撰写各种公文公告，成为蒋介石的“文胆”、“首席秘书”。如果说蒋介石在“武功”上离不开陈诚，是“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那么在“文治”上则是离不开陈布雷，亦是“中正不可一日无布雷”。一武一文，两位陈姓浙江老乡，成为老蒋的左膀右臂；张治中（爱国名将）在回忆录中，两节标题正是《一个武将——陈诚》、《一个文人——陈布雷》。
然而，文胆毕竟是书生，布雷终归是文人。他的一生都离不开一个“文”字。
在陈布雷告别人世前一个月，1948年10月下旬，他的二儿子陈过因为要赴美留学，特来与父亲辞别。由浙江省档案馆提供的《从名记者到幕僚长——陈布雷》（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一书中，陈过撰文《我的父亲陈布雷》，其中这样描述：
那时他精神颓丧，头发蓬乱，形容枯槁，语音低微，哀叹着说：“前方军事溃败到如此地步，后方民心思变又如此，此时此刻，最高当局却要我写一篇《总体战》的文章，这叫我如何落笔啊！”
陈过先生说得没错，那要他写的文章，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把稻草中的一根。
在浙江省档案馆馆藏档案中，陈布雷致烈荪先生的一封信札，可见陈布雷得的不是一般的病。当时陈布雷在南京写信给他，向他介绍任职浙江图书馆馆长的弟弟叔谅即陈训慈，而信首就用很多笔墨聊叙自己因为“贱恙”，假归逾月，幽居疗治，迄今未见痊愈……这“贱恙”幽居疗治一个多月未见好，显然不是感冒发烧之类的“小恙”。
遍阅有关陈布雷的十多种文献书籍、悉心研究之后，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陈布雷自杀的根本原因，就是典型的重症抑郁症。可惜，那个时代，并没有“抑郁症”的概念，更没有治疗之妙药。而所有写陈布雷的书籍，回忆、分析性的文章，都没有提到、更没有抓住“重症抑郁症”这一点。在陈布雷自己的文字中，出现很多的是“神经衰弱”“脑力益坏”。
陈布雷所呈现的症状，几乎覆盖了重症抑郁症所有关键症状z第一个突出的症状，就是常常感到万念俱灰，而有一个念头却反复出现：自杀。陈布雷最后一篇杂记《十一月十一杂记》中讲到，他有“自暴自弃而自了”这个念头，“萌动了不知多少次了，每逢心里痛苦时，常常有‘终结我的生命吧’的念头来袭余之心，此在三十一年、三十二年、三十四年之春之夏均有类似的情形，并已作了种种准备，终因健康稍稍好转而免”。而在时令上，春夏之交自杀念头往往最强烈。国外有学者研究表明，通常会有“两个百分之六十”的数字：百分之六十的自杀者原因就是重症抑郁症，重症抑郁症想自杀者中百分之六十会自杀成功。
第二个就是严重失眠，各种睡不好。陈布雷患失眠症多年，非服药而不能安睡，他自己常常提到失眠之苦。其治丧委员会曾提出报告称：“布雷先生素患神经衰弱，以致常苦于失眠，每夜必服安眠药三片始能入睡，有时于夜半醒来，再服数片，始能略睡。”
第三是胃里难受，吃不进，往往当胃病治疗，结果适得其反。陈布雷经常是“没胃口”的，人变得日益枯槁。他的随身副官陶永标这样回忆最后一天：回到公馆时间已不早，我吩咐伙房快上饭菜让主任用膳，不料他一口推却：“我觉得没有胃口，一点也不想吃。”我劝他：“不吃怎么行，多少吃些吧，一碗半碗也好。”可他坚决不从：“我实在一粒饭也吃不进，你们去吃吧，不用管我。”
“宁静致远，淡泊明志”——1939年陈布雷即将迎来五十岁生日之际，蒋介石提笔手敬书这8个字，赠给“布雷吾兄”，并附信说：“战时无以祝甲，特书联语以赠，略表向慕之意也。”祝甲即祝寿，向慕亦真心。两句联语，国人熟识，就是不知老蒋为何把上下顺序反了一反。
蒋介石生于1887年，比陈布雷年长3岁。但他总是“反一反”，长期尊称陈布雷为“兄”、为“先生”，其他手下的人就不太有这个待遇了。陈布雷很“忠蒋”，甚至能到“愚忠”之境。蒋介石也深知陈布雷的谨慎、廉洁和自持，给予特殊的尊重、赏识和厚待；以至在他死后，蒋介石还为其题匾“当代完人”。
写文章是件苦差事，而陈布雷是“为人作嫁”。他深感“知遇之恩”，如船大笔，自觉听命于蒋介石。除了起草重要文书，还要作为智囊建言献策。
陈布雷是在1927年结识蒋介石的。当年的蒋介石急需一位写文稿的“秘书”，是陈布雷的堂兄、时任杭州市市长的陈起怀推荐了陈布雷。布雷后来在日记里回忆这年4月，在杭州满觉陇的临江轩与蒋介石相会的情形，感叹“从此因缘，浮沉政海二十一年矣”。
管它三七二十一，陈布雷做了二十一年文胆。在1934年前，谓之“准文胆”，他兼有其他职务，只是需要时才奔到老蒋身边——说是他一进南京，必有重要文告发表。“读懂蒋介石，从陈布雷开始。”在1935年后，他变成全心全意的“真文胆”，成为老蒋的“第一幕僚”，直至1948年辞世。
1927年，38岁的陈布雷去南昌停留两月，加入了国民党，为蒋介石写了第一篇重要文告《告黄埔同学书》，“文胆”要务，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抗战时期，同仇敌忾，同心勠力。他起草的文告中，融入激越的爱国情怀，名篇迭出，传诵一时。1938年7月他在武汉写的《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力扬“拼民族的生命来争民族的生存”，全文6000多字，气势旺盛，淋漓酣畅：“……我们同是中国的国民，黄帝的子孙，稍有天良，如何能不引为切身的耻辱？如何能不急起直追，援救那些告诉无门的同胞们，使重复自由，再见天日？……就是一兵一弹，也要与敌人拼命决斗到底，而且必能得到最后胜利……”
当然，也有许多“奉命之作”，熬断青丝，写得不爽。“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要他代写《西安半月记》，跟在奉化溪口写不下去，跑到杭州西湖边，在新新旅馆包房写作也常常卡壳，一次次改来改去。这类难写的文章后来越来越多——他甚至在日记里大呼：心拙力竭，拼凑而已！布雷之死，很大程度上就是写这些文章把他累坏的。
在成为蒋介石“全职文胆”之前，陈布雷的主要职务是“教育官员”。他两度来浙江出任教育厅长：1929年，是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提名的，张以“三顾茅庐”之精神，把布雷给“挖”出来。陈布雷却一心认为自己留在新闻界更为适宜，“较之从政，功效必远过之”。从1930年冬到1931年，他在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干了两年次长。1932年，他“二进宫”来浙当厅长。
陈布雷早年就读浙江高等学堂——即浙大的前身；他当过中学老师——宁波创办私立效实中学，他应聘任教英文等课程，其间还加入了同盟会；从1912年至1919年教书8年，其中还当过一任校长，所以他对教育较熟悉。
当年教育厅同事赵季俞，曾撰写回忆文章《陈布雷与浙江教育文化事业》，从中可见陈厅长这个书生还是蛮能干的，把浙江教育搞得风生水起：扩充高等教育学校，派遣留学人员，考察留学生成绩，为本省储备人才，严济慈因此选补为官费留法学生；扩建、增设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普及乡镇小学，全省增设了小学456所；创设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举办识字运动宣传周；在1930年举办首届全国运动会，随后创立了省立体育场……
郭被赶走，一个好事就是浙大迎来了校史上最伟大的校长——竺可桢，而陈布雷正是力荐者，正是他陪同竺可桢去见蒋介石的。
在骨子里，陈布雷喜欢从文而不喜欢从政，他的真正志向是以“言论报国”。结束生命前夕，他曾对女婿袁永熙感叹：“政治这个东西不好弄啊！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于今悔之晚矣！”他还对同乡同门书法大家沙孟海说：“我只想搞新闻事业，或者搞教育，从政非我所愿啊！”
“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陈布雷年轻时文采风流，如椽之笔，横扫千军如卷席，而他自己则是醒着进入了“迷津”。
陈布雷的报业生涯，起步于《天铎报》，开始于辛亥年。《天铎报》主要出资人是杭州萧山的思想家、实业家汤寿潜，社长正是陈布雷的堂兄陈起怀，戴天仇即戴季陶是评论主笔。1911年春，陈布雷浙高毕业前夕，途经上海暂住《天铎报》，戴天仇要回乡结婚，就请他代写评论。陈布雷由此成了一名“实习生”，所写短评，锋芒初见。如今《陈布雷集》一书的打头文稿，即是民国元年1月1日至14日这两周的时评。到了夏天毕业了，陈布雷即到《天铎报》就职，正式成为媒体人。从此，一片文心在新闻。
刊布评论文章，他署笔名“布雷”。学生时代同学戏称他为“面包”——英文为Bread，译音即“布雷”，布雷由此名布天下。他倾情于新闻评论，他写下诸多拥护辛亥革命、反对封建帝制、宣扬共和精神的时评，引起广泛的共鸣与共振。
陈布雷后因被人所忌，任事半年，即告返乡，当了老师。不能“治国平天下”，那就“修身齐家”、生儿育女。他最疼爱的女儿、非常美丽的“怜儿”陈琏，就是1919年在老家出生的。
1920年，陈布雷再度出山，先是应商务印书馆之邀，到上海参加《韦氏大学字典》的编译。时值《商报》创刊，他再次踏入报界，任职编辑主任，一时间每个工作日几乎都要撰写评论。他的文章说理透辟，文笔犀利，深得读者喜欢，比如《翻云覆雨之政局》一文，识见甚高，百年过去未过时：
“中国者，民国也。国既以民为主，而人民对此纷纷扰扰之政局，竟始终不相闻问，帝制之酝酿、复辟之鼓动、安福之捣乱，国人之中未尝不有早已窥见其微者，乃一般之国民袖手旁观而不问也……故中国之坏，坏在人民坐观成败，而未尝出其自身固有之能力……”
1923年，陈布雷始用“畏垒”的笔名。他写作时，“连续不断吸香烟、喝浓茶、吃馒头，这三件东西下了肚，他掷地有金石声的文章也跟着完成了”。有人曾劝他多用曲笔，他说得干脆：“主笔不吃官司，不是好主笔！”
后来的事情就是，蒋介石托邵力子给陈布雷送来签了名的戎装照，以表仰慕之意，自称“弟蒋中正”。1927年，应蒋之诚邀，陈布雷赴南昌与之见面，从此走上一条不归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