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张之洞的后裔
【本文刊登于2015年9月30日杭州日报B7版】（张家青，95岁，前几年个人外出旅行，脚摔伤，坐在轮椅上。摇一柄黑底金字折扇，精神气爽，记忆清晰。床头有几本民国读物，最上面是一本蔡元培题名的《中国地图册》）。喜欢这地图册吧？三十年前我在外地文物市场买的，50元。看看吧，当时的中国地图。
你多少岁数？知道张之洞吗？（因为张家青的口音，笔者有点茫然：张自忠？）啊，你连这都不知道？什么学历啊？（张家青一笔一划写出“张之洞”，笔者恍然大悟：“哦，南皮先生啊！”）对，南皮张之洞！不是张自忠。张自忠是率五百卫队和日本人决战死的，那本书我看过，看得都流眼泪了……
我就是河北南皮（县）人，张之洞（晚晴洋务派领袖，军机大臣，光绪帝以顾命重臣晋升他为太子太保）是我爷爷的爷爷，他（张之洞）和张之万（张之洞兄，晚晴兵部尚书兼吏部尚书，军机处成员）是亲兄弟。那时候我爷爷每次从北京回来，张之洞、张之万都赏他好多东西。我家厅堂、房间，挂的书画，翁同龢、左宗棠、黎元洪的都有。光绪皇帝也给张之洞赐过联，上幅是“仁厚遵家法”，下幅是“忠良报国恩”。张之洞拿这十个字做了族谱后辈的排名，我是“家”字辈，连张之洞的上辈都算上，第二十一世孙。
我家在南皮县大马家村，爷爷留下有三百多亩好地，一马平川。我家的院套是大马家村最大的，我画给你看：这是东大门，一进门，大四合院，大四合院中套了小四合院，小四合院内就是我家，得北拐再西走进小四合院门，我爷爷住一个院套。我阿爸是老大，和我妈及四个孩子一个院套。我二叔、三叔各一个院套，总共二十二口。外加八个长工，吃饭是三十口。要是走大四合院往南，是马圈，不敢说骡马牛猪成群，光是看家的狗就六条。大马圈南墙，是一长溜房子，住长工，还有农具、粮囤。我去四川参加远征军后，（抗战）胜利了嘛，我阿爸来信说，我家成了八路的后方医院啦。
那时候我家有钱，一个大洋买肉，能买4斤；买鸡蛋，更便宜，能买100个。要是把一个大洋换成铜板，哗啦啦一小袋啊，两个铜板一个芝麻烧饼。我家不缺钱，但平日也不怎么吃肉，一到过年过节，杀两口猪，一口都二百斤以上。连长工都稀里哗啦糟（吃），过个肉瘾。
张之洞的后代大多勤俭啊，有个本家，麦子一囤一囤的，平日舍不得吃白面，和长工一样，吃包米（玉米）面。还有一个本家，上百亩良田，一早还背个土筐，出去拣粪。《白毛女》看过吗？那坏地主啊，南皮（县）也有。但我们老张家没坏的，这跟张之洞的家教有关。土改的时候，那两个舍不得吃穿的本家，挨斗死了。我要不出来，说不定也是死的下场（在笔者几次提示下，张家青对他父亲在土改的死，含糊其辞）。
我读完私塾，就上了南皮县的新学堂。1937年，我17岁，在沧州的国立中学读高中，快毕业，“七七事变”了。你看看地图，南皮县紧挨了泊头镇，现在叫“泊头市”，津浦、平汉铁路都从这过，日本人呼呼隆隆就顺铁路南下了。大概是9月，扔了几个炸弹，南皮（县）沦陷了。我毕业回家了嘛，那时高中生稀罕，我学的又是英语，要是在小县城找份工作，县太爷都得高看你。日本人的天下嘛，我宁可闲玩，也不去工作。又不缺吃穿，我急啥？
日本人在南皮修了十几个碉堡，有事没事下来扫荡，伪军就抓鸡抓猪。我家值钱的早就埋了，扫荡的一来，我们顺了游击队挖的壕沟往村外跑。有一次，我跑了一半，被伪军逮个正着，他看我的丝绵袍子不错，说脱下来吧。我一脱，放我走了。哈哈哈，他也穷啊。日本兵也有来的，他们不抓鸡抓猪，就找八路、游击队。吕正操的部队就在冀中嘛，日本人看你不顺眼，那你就死了。就一天，一个日本兵端了大枪进了我家大院，他傻看了一会，问八路有没有？没有。走得挺干脆的，把我们吓得不轻。日本人啥也不拿啊，他就要你驯服。要是一有抵抗，他就疯了一样，杀人放火烧房子。
南皮县也没正式八路，就游击队，游击嘛，“击”一下就跑。我有一个小同学就是游击队的通信员，我说我不会跟你们干的，要干就离家远，真干，往大干。我在家也听收音机，有一回（国民政府）中央电台说南皮县是汉奸大本营，哈哈哈。为啥？南皮（县）当顺民的多嘛。
其实南皮县当汉奸，当国军，当八路的都有，就汉奸出名了一点。有个张仁乐，比我爷爷大一辈，岁数却比我爸大不了多少，大家族中这是常有的事。日本人来以前，他是国军的一个营长。沦陷了，他出来维持南皮县治安，也就是当汉奸嘛。日本人占的地方太多，也太快，伪政权处处缺人，张仁乐后来就成天津市长了。除了上海，天津是第二大城市嘛。（抗战）一胜利，张仁乐被国民政府毙了。
“八路”也有啊，我有个堂阿哥，后来改名张文彤，南下后一直当到广州军区的联络部长，少将。还有张家存，游击队一“击”一撤，日本人包围了村，架了机枪，要灭全村的人，他挺身出来，说“有账和我算，与老百姓无关”，死了。当国民党的更多，李宗仁坐镇北京时，我堂阿哥张家铨，是中将。南皮县沦陷，我姐夫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地下工作者，就他动员我去四川投国军的。当时的泊头镇、南皮县城，搞地下工作的，都得跟上层打交道，没两刷子，混不下去。你问我为啥不在当地参加抗日？哎，我不说过了嘛，不管谁的游击队，他一整就跑啊，一跑，日本人围村烧杀，老百姓吃苦，这我不干。
1944年的冬天，我姐夫找我，他说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陪都重庆兵力不足，蒋介石号召全国，十万青年十万兵。我姐夫不是动员我一个，他一动员就是四个，另外三个是县中的老师。那一年我在泊头镇税务局当税务员嘛，知道泊头特产吗？泊头鸭梨，有名。我才干了一年多，我姐夫找我一说，我说那就去吧。我们老张家的人都明理。过完正月十五，泊头火车站上车，过石家庄，顺顺当当到了山西。
在山西的介休县，要过汾河，河那面就是阎锡山的第二战区。过汾河时，我们每人给了伪军100块钱，放行了。到了阎锡山的地盘，马上发给我们盘川，10块一张的纸币，每人那么大一手帕包。我说发那么多钱啊，哈哈哈。后来这才知道，山西的纸币不值钱啊。揣了钱，我们又开始走，顺山西的西部，过大宁，到壶口，坐羊皮筏子过黄河，进了陕西。再过韩城、合阳，到华阴上的火车，到西安集中，发了统一的棉衣裤。再坐汽车，过天水，走甘西，到了四川。人都联系好了，说前方兵员紧张，马上编入青年军206师。
这就开始天天操练了，打靶、跑步、练刺杀。什么美式装备？没有！拿的枪就是张之洞那年的汉阳造。吃得也苦，每人多少米，多少油，多少盐，明文规定，伙房哪敢克扣？脚上穿的是布鞋，没袜子，小牙刷才那么一点（张家青比划，约3公分），洗脸的盆是当地工厂用铜皮压制的。四川人苦，国家也穷，对青年军还是优待的，刚开始一人一天发二两花生米。十万青年军啊，得多少花生米？没多久，花生米就没了。
操练了几个月，说要上前线打日本人了。怕不怕？说不怕是假的，但你来就是打日本人的嘛。刚开拔，没走几天，说日本人投降了。哇！不用打日本了，我们全部转到了宋希濂部队，鬼晓得哦，要打内战了。先是驻守新疆，听说东北的国军被打得稀里哗啦，嫡系部队打没了，宋希濂部队调上去。也不知道是宋希濂故意走得慢，还是解放军走得太快。我们一到宜昌，刚说要死守这四川的大门，解放军打来了。荆门一仗，国军大败。跑吧，一跑就跑到了大渡河。我读过书啊，一听大渡河，知道石达开就死这里，我们也好不了。果真，和他们（太平军）一样，全军覆没，连宋希濂也被俘虏了。
俘虏遣散，我领了几个遣散钱，到了成都。不少有钱人都逃这了，以为跟打日本人一样，四川丢不了。有钱的人就开上店了，有个西安来的老板，开了一家电影院，朋友介绍我去把门收票。哪晓得共产党说来就来，谁都走不了啦。新政权刚成立时，不稳啊，谁有闲心看电影，一场票才卖十来张，薪水发不出，生活都没辙了。那时候什么都拿到菜市场设摊卖，金银铜锡、古董器物，谁要啊？我买过一只蜀绣枕头，手工的，绣得相当漂亮，才8毛钱。
我给我阿哥写信，亲阿哥嘛，抗战前他学校毕业参的军，大学生，一去就是中尉。张治中当新疆行辕主任时，我阿哥在国军当军需官。在张治中的劝说下，驻新疆的国军，就是陶峙岳部队嘛，起义投诚共产党，全转业成了生产建设兵团。我阿哥说，你过来吧，这里还真的需要人。
我到了乌鲁木齐，在合作社工作，就是以前军需处转变的，我当了一个办事员。那时候新疆什么都缺，肥皂、牙膏、手纸都是从上海、内地运来的，都要经过合作社分配。有在乌鲁木齐门市部卖的，有直接往下分到建设兵团的。我干定价钱的工作（核价）。刚去时，合作社也比较松，晚上还有晚会，我在晚会上见过张治中的女儿，比我小几岁，舞跳得不错。从那以后，真的没看到像张治中女儿那种女孩子了。
那时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老兵，有个母的当老婆很不错了，几乎全是光棍。后来内地调来好几批女青年，每一批就一列火车皮，成百上千的，呼啦啦，棉猴子一样。能分到我们合作社当营业员，很不错了。哪个男的相中了，也不用什么证明，往一起住就是夫妻。我这号岁数，也想女人啊，你再想，要看得中嘛。湖南的女人，个儿小，黑，瘦，说话都得猜谜一样。山东女人，个儿高是高，拖兮拖系的。上海、苏州来的，不错，但少啊，轮不到我们科员。都说你拣一个算了，我不干。我1951年去新疆，到现在还是单身一人。
1957年，我莫名其妙的咳嗽，到石河子兵团医院一检查，肺结核。那时候这是要死的病哦，连大城市都没有特效药。住院三个月，没治好。我想完了，赶紧，开个证明往内地跑。去内地你先得到兰州军区医院转啊，他们说在兰州住院吧。一住又是三个月，还是没治好。我就上广州，找我堂阿哥张文彤，他已经是少将了嘛。堂阿哥送我到湖南醴陵，广州部队专科医院，又治了三个月，也没好。我说我不能这么完了，干脆，我新疆也不回去了，游山玩水去，做人怎么也得够本啊，哈哈哈。我堂阿哥组织观念强啊，他说你得回新疆办个手续。好吧，我就回了一趟乌鲁木齐，辞了工作，拿了200多块遣散费。这就开始旅游了，玩哪儿算哪儿吧。人说安徽好，我到安徽；人说上海好，我到上海。1959年8月，我到了杭州。
一到杭州我就游西湖，有一天我走到孤山，面朝西湖一坐，哇！这不就是仙境嘛。我跑过所有地方，这是最美的山水。后来我就天天去，晴天去，雨天也去，一坐我坐了三个月。哎，不咳嗽了，到医院一查，说我肺结核好了。我说西湖啊，你对我有恩哦。我这病，要是在新疆，那一冷一热的天，那早晚的学习批斗，早就死了。真的，我们那处长，大麻子，河北老乡，旧军人，得的也是肺结核。人没病倒，给批斗死了。我活到今年，95岁，牙好胃好，我得感谢杭州。
我租了清河坊（梅花碑）信余里一个小房间。那地方真不错，地板、砖墙、石门，小上海一样。是的，我在杭州一直没工作。这中间我去过广州，我堂阿哥说，你病好了，还是找份工作，上班吧。我说好吧。其实我心里就是怕上班，怕工作。为啥？我不懒，就想自由自在做人。在新疆时，每天早上六点钟吹号起床，操练、吃早饭、学习，一学就是两小时。下了班，吃完晚饭又得开会，人人亮思想，然后就批斗会，交待旧军队犯的“罪”嘛。我做记录，全是瞎说，瞎整啊，大麻子处长就这么斗死的。都说军事化管理，跟关起来没两样。一想到那日子，我真的怕上班。
我阿堂哥给上级打报告了，他那个上级说“师出无名”啊，一直没给批，就拖着。我堂阿哥也不敢私自做主啊，也不敢去通融，哪像现在办事？我说我和杭州有缘分，我还是回杭州去。我堂阿哥说，那你就去杭州吧，我每月给你寄15块钱。从那以后，我就在杭州了。房子也从信余里搬到了皮市巷云桂里。
五十多年了，中间又搬过一次家，搬到了拱宸桥。我一直没有正式工作，也没有成家，今天想出去玩，明天就动身走了。你全国去过多少地方？（笔者回答）哈哈哈，哪没我多，我只有西藏没去过。我堂阿哥没有断过我钱，每月寄。要说我们老张家的人重礼义啊。我堂阿哥十几岁时，一个人在天津读书，当时他家穷啊，学费、生活费全是我家出的。
我说过，我不懒，也想挣钱，也想给社会做点事。要是现在，就我这脑子，说不定会发财。但那时候不行，积财就是找祸。有一天，我从马市街走，看到个小门面，是绘画社，有几个人趴桌上在画扇子。我自小练的就是书法，山水花卉、飞鸟走兽，那毛笔簌簌的。我看了半天，多嘴嘛，我说这么画不行，我说那么写不行。哎，你是那来的行家？给你笔，你试试。我一画，他们全呆了。
人不能露财，也不能露才，我就被人找上了。我说，要我干，可以，我得拿回家画。他们来不及画啊，就上门送我这了。我这才知道，这是给王星记扇子厂干的。我不图攒钱，挣几个够花了我就出去旅行。云南、桂林一跑，钱花没了，回来再画。那小画社也算街道企业吧，跟我提出过去正式上班。我见我邻居每天早起晚归的，天黑才回的家，一问，说是开会学习。我啊，受不了!
没单位好啊，哈哈哈，文化大革命乱吧，就没人来找过我麻烦。哪怕知道我是南皮（县）老张家后人，知道我当过国民党兵，斗我？他们都没什么劲。我回过一趟南皮（县），老张家的人凡是有浮财的，没有不倒霉的。县城内南门、东门，张之洞、张之万的房子，都被别人分了。张之洞的坟，被红卫兵扒成了大坑，他和三个夫人的尸身，抛散在地，暴晒多天，被后人偷偷埋了。我到过张之洞的墓，我说祖宗啊，你活着的时候，为了国家也没个安闲日子，现在不在坟里，你就当躲了偷个闲吧。
后来社会变了，有财有钱的又吃香了。那时候我也有过一段好日子，知道干啥吗？给工厂、建筑公司描图。来钱的活儿啊。机械制造，厂房建设，哪个不需要图纸。一张主图出来，要晒附图，全靠手工描，不少单位来不及干，找我。我那工笔画，也教了一帮人，有个小青年，慈溪坎墩人，知道吗？（就张家青那口音，笔者一头雾水，张翻地图册，拿了一个约10公分直径，能发光的放大镜在浙江省地图上找），就这，“坎墩镇”，以前就一生产队。
描图的钱来得快，问题也来了，税务上要你设财务，得有单位。一听要搞单位，我就不行了，怕招惹是非啊。那小青年就带我跟坎墩生产队挂钩，以生产队的名义，接描图，加工费转账到生产队，他们再返现钱给我。哈哈哈，每次去，生产队长待我比客人都客气，那队的副业收入得靠我嘛。坐火车，方便，我一去，每家轮了要我吃饭。哈哈哈，那日子，不错。
我现在老了，啥地方都跑不动，拿个低保过日子了，一千来块。有人说我是抗战老兵，虽没打过日本人，从河北跑到四川，也是爱国兵。说去找政府吧，没准还能找来几个钱。你说，这不得去求人嘛，那都是自己找愁啊。哈哈哈，你听明白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