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满妹著，北京出版社出版
重建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
20世纪80年代，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在搞改革，他们首先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
1984年2月父亲在南京视察时，曾有几分担忧地对外交部的一位领导说:戈尔巴乔夫先搞政治体制改革，我不知道这个冒失鬼最后结果会是什么样子。一开始不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就触及上层建筑，搞得好不容易，搞不好很危险。因为老百姓什么实惠也没有得到。而且，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是很大的。
对此，父亲的体会比别人更深刻。
用父亲的话说:改革困难，不改革就更困难。
改革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可以积极稳妥地循序渐进，但无法逾越。
1979年1月4日至22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简称中纪委）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纪委成立之前，父亲担任中组部部长期间，就根据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组织起草了关于党内生活准则的草稿，共有12条:
1.一切重大问题须经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反对“一言堂”，反对个人崇拜）；
2.如实反映情况（要讲真话，不许讲假话）；
3.党内不允许搞宗派（要搞五湖四海）；
4.有话摆到桌面上，不搞阳奉阴违（坚持原则，言行一致，表里一致）；
5.坚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
6.思想上理论上的不同意见，只能民主讨论，不能压服；
7.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
8.保证党员的申诉权利；
9.党内选举要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
10.禁止无原则的歌功颂德；
11.党员之间是同志关系，不能搞特殊；
12.党员必须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
中纪委成立时，父亲建议将此列为第一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受到与会者的热烈响应。时任中纪委第二书记的邓颖超称赞说:这个12条准则很好，是耀邦和中组部同志为我们全会做了一项很好的准备工作，是我们今后进行工作的有力武器。
全会经过认真讨论修改，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案）后12次易稿，最后由父亲签发，经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于1980年3月15日公布。
他后来在中南海与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谈话时说道:“我们自己的经验是，政治思想上不一致是难免的，组织上保持统一和团结，有时比弄清政治上的分歧更重要。要保持团结，当然就得有保持团结的愿望，还要有保持团结的基本规范。比如，一定不要随便给人家扣帽子，更不要随意把谁打倒。一个同志有不同意见，甚至犯了错误，即使犯了严重错误，也不应简单地开除他的党籍。简单地采取组织措施，没有成功的经验。”
1981年，在首都各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集会上，父亲再度提出健全党的民主生活，严格党的组织纪律的问题。他指出:领导者要和普通党员一样，参加组织生活，遵守党纪国法，联系党内外群众，不能因为担任领导职务而成为特殊党员。父亲说:凡属重大问题，都必须经过党委的集体讨论，做出决定，不能个人说了算。党委的决定，所有成员都必须遵守。任何党员都有权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内的任何个人直至中央领导人，不受打击。
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为了坚持原则，他常常直抒己见，既不怕得罪老朋友，也不怕与党内老革命家的意见相左。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酝酿中纪委领导班子入选时，不少老同志对一位老革命家提出的副书记人选有不同意见，认为他对自己要求不严格。“文革”前，毛泽东甚至在一份有关他的调查报告上作过严厉批评，为此还把他从某个工业部部长的岗位上拿下来，下放到东北一个大型企业工作，直至“文革”。“文革”结束后，老同志们仍常能听到对此人的此类反映。因此，了解情况的老同志们坚持认为，该同志不适合担任这个职务。
这位老同志本人也表示:自己确实有这方面的毛病，可以不担任这个职务，到地方工作。
帖子附图:
实际上，父亲、陶铸与该同志在延安时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感情十分要好，还戏称为“桃园三结义”。然而，党的组织工作岂能搀杂私人感情，为此，父亲曾四次代表老同志和组织的意见向老革命家汇报。
父亲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即对负责组织工作的领导说:“所有干部的调动和提拔，都由中组部调查、审核，提出建议后不要报我，直接拿到书记处会上讨论。”父亲言行一致。从1977年12月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到1987年1月辞去总书记的九年多时间里，他没有私自提拔或调动过任何一名干部。
1986年，政治体制改革再次被提到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邓小平在6月间指出:“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为了实现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构想，父亲十分重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强调健全法制，保证多数人的民主，并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没有研究透，急忙上马不行。于是，便集中力量搞一个能和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相比美的“精神文明建设决议”。
为了端正党风
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家长制作风在党内陋习难改，“以人治国”、“以言代法”，遗患甚多，为害多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的同时，父亲着手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出了“以法治国”，并十分赞同在新修订的党章中写上:党的组织和党员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父亲认为，端正党风不仅是党员干部的事，党员干部的子女也应为之努力。然而，一些干部子女利用父母职务的方便，不法经商牟利，在群众中引起了越来越大和极其不良的影响。
那是1985年，一份涉嫌一名政治局委员儿子案件的请示报告送到了父亲面前。报告写道:侦查人员因不能进入首长驻地而无法找到当事人，也无法取证，以致案子长期搁置。报告要求:搜查涉嫌人居住地，以便找到嫌疑人和与案件有关的线索，完成对整个案件的侦查工作。
不知道父亲有没有注意到，当时竟无人对这个报告作出批示。他却毫无顾忌地批道:各级领导机关理应协助公安人员依法办案。
有关部门还是考虑到了那位领导的身体，为了避免突然情况而引发意外，中央办公厅安排公安人员在那位领导到中央书记处开会时，前往其家进行搜查取证。办案人员当天就从当事人房间的床底下搜出大量人民币现金，面对用麻袋装着的赃款，公安人员带走了当事人。
执法的严肃无情，一下子震动了整个中南海，也第一次震动了中国领导的最高层。
在那几年的“严打”中，违法的干部子女有的被绳之以法，有的锒铛入狱。找父亲求情通融的电话为数不少，父亲的沉默得罪了不少长期有着很好关系的同志。
即使这样，在1986年1月20日中央机关端正党风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父亲仍然严肃地指出:“要办案子，不能讲空话。至少是用90%的精力解决已经发现的和以后要发现的案件。现在我们的'原则'太多了，教训人的话太多了。老是讲那么多原则，中央讲原则，到省上也讲原则，甚至支部里也讲原则，哪来这么多原则呀？中央讲了原则，其他人就要办事，解决具体问题。要从具体案子抓起。今天上午书记处议了一下，有几个干部子弟已经抓起来了，可有些该抓的还没抓。为什么不抓？没什么含糊嘛！过去我们许多事情就是议来议去，照顾过来照顾过去，干扰过来干扰过去，该办的事情没有办。小平同志指出的'手软'，至少已经讲了六年了……我在上午书记处会上就提出来，新犯的罪加一等，立即通报，没有这一条还行？”
建立“第三梯队”
许多同志都认为，父亲在纠正党风、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方面做出的工作是有目共睹的，而最值得称道的是在改革中大力推进干部年轻化。
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里，在干部问题上，父亲曾主张“多换思想少换人”。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看到一些思想僵化、观念陈旧的干部，虽经反复教育，还是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更不能坚决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于是提出了“既换思想又换人”。在解放大批老干部、让他们重新出来工作的同时，父亲认为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是一个战略问题，并在工作中十分注意把年轻优秀且有专业知识的干部选拔到重要岗位上来，以确保党的改革开放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
1980年5月父亲说，中央书记处11个书记加起来718岁，年龄太大了，确实需要解放思想。那时，他就积极主张选拔一批50多岁、40多岁的人进领导班子，把担子压给他们。
父亲还说:毛主席1949年当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是56岁，周恩来当总理是51岁，少奇同志当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是50岁，小平同志1956年当总书记是52岁，他们的“天才”也是压出来的。搞四化也是“战争”。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有步骤地进一步实现了党的领导干部的新老合作与新老交替，选出的348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112人年龄在55岁以下，他们当中有王兆国、田纪云、乔石、江泽民、李鹏、李瑞环、胡启立、尉健行、张万年、李铁映、宋健、邹家华、罗干等。最年轻的胡锦涛，只有39岁。
为了进一步推动干部制度改革，父亲创造性地提出了“第三梯队”的概念。他明确指出:“为了使国家能够长治久安，使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有连续性和继承性，必须从现在开始搞好第三梯队的建设。”父亲解释说:“我们党内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是第一梯队，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靠他们运筹帷幄；考虑到第一梯队的同志都年事已高，为了使他们集中精力考虑大事，我们党搞了第二梯队，这就是现在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第一线上工作的同志。第二梯队的许多同志也不年轻了。所以，我们下决心搞第三梯队，就是要选拔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
在整党中，父亲提出:整党要和建设第三梯队结合起来。他说:要选拔四十五岁左右、三十七八岁的同志担任领导工作，这些同志有知识、有精力，有好胜心，虽然经验少一些，老框框也少。实践证明，提拔的中青年干部大都比前任干得并不差。小平同志、陈云同志都很关心这项工作，经常催问。这个问题要经常讲，一级一级地讲，支持青年同志上台工作。
1984年底，父亲在江西视察时又说:现在我们的干部队伍里有三代人，第一代人的主要任务是安度晚年；第二代人的重要的任务，也是他们的责任，是帮助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为了使这项工作完成得更好，我有几点希望:祝愿第一代同志（即第一梯队的同志）能长寿和保持革命晚节；希望第二代（即第二梯队）的同志能支持和扶埴第三梯队的同志；第三梯队的同志则应该全心全意地投身到工作中去。我希望我们三个梯队的同志能够紧密合作，并肩战斗，使我们的党和党的事业能永远兴旺发达，以胜利的姿态迈入21世纪。
厉行机构改革
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仅是1982年一年里，关于干部年轻化的问题，父亲就讲了九次；关于机构改革和废除终身制的问题，讲了五次。
1982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机构精简问题时，邓小平严肃地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是不能得到人民赞同的。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人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他大声疾呼:这次精简机构最关键的问题是选拔比较年轻的、德才兼备的干部进入领导班子。
几天之后，父亲也在宣传口精简和改革机构座谈会上讲了话。这个讲话系统生动地阐述了中央的精简和机构改革精神，父亲说:“粉碎'四人帮'已经五年零三个多月了。五年多来，我们做了许多事情，解决了大量的问题（当然也还存在大量问题），如果不算小账，算大账，最重要、最有深远历史意义、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大概有三件:第一件，粉碎'四人帮'，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第二件，三中全会，真正开始了全面的拨乱反正；第三件，去年的六中全会，正确地总结了我们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毛主席的功过，同时也调整了中央的领导班子……经过两年多的考虑，党中央又决定从1982年开始，干另外一件事情，一件比较新鲜的事情。这件事情是我们建国初期基本上不存在的，也是毛主席、周总理、少奇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解决好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干部体制根本改革的问题，是我们组织路线的问题。干部制度根本改革的问题包含的内容很多，现在看起来恐怕有四个最主要的内容:
“第一，我们五中全会提出来要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终身制。这个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解决好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小，确定这条原则，是一件关系到党的政治生活的根本改革，牵扯到我们能不能长期安定团结的大事。假如我们党的一个有功的人，一个贡献最大的人，只能上不能下，干党的主席，干国家主度，干一辈子，干到最后一口气，这怎么能不产生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呢？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怎么能建立起来呢？你当一辈子，当一辈子领袖，下面谁敢向你提意见……要区别'革命到底'与'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第二，机构一定要精简，这是针对我们的机构臃肿提出来的。这个问题，解放初期没有，解放前更没有，这是我们三十几年来积累起来的。长期以来，我们党内有一个错误思想，一说要加强领导就要加入，把加强领导与增加机构混为一谈。我们是个干部国，我们的干部有2000万，差不多等于整个罗马尼亚的人口。在北京的党政军机关就有60万干部。官僚机构办不成事，一个部部长有十几个，一个人发一篇言要五分钟，就差不多得两个小时，不让谁讲就是不民主。一个文件盖几十个章子，哪里有这样办事情的！
“第三，就是坚决实行退休、离休制度。现在全世界都有离休、退休，就是我们这个国家没有。我们是包起来，一包到底，职务也一包到底，这个问题愈来愈严重。我们这个党是个老党，也是个大党，解放以前的老干部，现在是很简单的四个数目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即1927年以前的老干部，现在剩下600多人；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即1927年到1936年的老干部，现在还剩下18000多人；抗日战争，即1937年到1945年的干部，还有42万多人；解放战争的干部，191万。合起来二百几十万。这中间，解放战争时期的，年富力强的还有不少人，可能还有百分之五六十；抗战以前的，相当大一部分，都是60岁以上了，可是退休的很少。干部的终身制问题，毛主席生前是想到过，他不是提出他退居第二线吗？他不当国家主席了。后来过了一年，他又提出我们党内要搞名誉主席。他是自己准备当名誉主席的。可是后来他自己违背了自己的想法，到1966年，他老人家73啦，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与在回头来看，假使他老人家不发动'文化大革命'，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把小平同志扶上台，62岁当主席，然后小平同志让我们50岁左右的人……当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呀，副总理呀，部长呀，那样岂不为美！可他没有这么做，结果'文革'一搞就是十年，到'文革'的后期，没有办法了，就急急忙忙挑了那么几个造反派，像王洪文，搞什么老中青三结合。现在我们的领导班子老化了……我们现在新干部提不上去，盖住了。小平同志两年前用了这么个词，就叫'盖住了'。后来那个文件发下去，下面的同志不懂，什么叫'盖住了'呀？盖住了就要揭盖子才行。我们的制度把它盖住了呗！我们的习惯势力把它盖住了呗！盖住了，我们的干部队伍就会老化……我们的副总理也是人数又多年纪又大，多而老。我们29个省市区的第一把手，9个是70岁以上的人……”干部制度改革改得动改不动，关键不在中央，中央已经定了一定要这么搞，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几百万老干部。我们有200多万建国以前的老干部，我们大家一起来为这个改革坚决奋斗！大家把这个问题想远一点，想深一点。我们革命革了几十年，晚年再给党做一个最大的贡献。我曾亲耳听见父亲多次深恶痛绝地说:“我们党的许多事情，都坏在干部终身制上”，“'文革'最后搞成那个样子，也是终身制造成的”，“老人政治最要不得！”
他曾由衷地感叹:“美国的乔治·华盛顿多伟大呀！他亲自指挥了美国的独立战争，亲手建立了那个国家，亲自参与了第一部宪法的制定；但他只当了一届总统，为以后历届领袖做出了榜样。所以，美国只有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才能打破总统连选两任的法律。”父亲分析说，“这可能也是美国能够在经济上保持高速发展和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原因之一。”
父亲还对我说过:“我希望我们国家也能有华盛顿”，“我一定只干一届，到70岁就退下来，成为党内首先自觉退下来的一个！”
他还设想:“今后我们党要做个规定，70岁以上的同志一律不再担任高级领导职务。”
父亲曾多次公开明确表示，他将在觉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退出领导岗位。
父亲说:“我们同志里面造成这么一种舆论，谁可以退，谁绝不能退，一退就不得了啊！当然，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想问题不能这么想，我们党不能靠几个人。从更长远的观点看，要新老交替，从政策上、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
辞去总书记职务
1986年12月初，合肥市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闹起了学潮。随之影响到上海，进而波及北京。开始是部分学生对学校的伙食有意见，有些是对学校的治安管理不满意；后来，也有少部分人将这些具体问题与民主、自由联系起来。
中共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专门讨论了学校和学生的情况，并对当时的形势进行了研究讨论，认为:第一，全国的政治形势是好的。第二，现在出了一些问题，目前是学生当中，前一段是工人当中（沈阳上街游行），但不影响全局。第三，要善于引导，学会引导，不要一下子顶回去，也不要放任自流。
父亲对于少数人闹事，一直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他说:“一部分青年受骗，经过教育以后，觉悟过来了。少数人闹点事，有一部分闹得对，因为我们自己有官僚主义；另外，由于有极少数人对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相当仇恨，这个不要紧，这是极少数人，成不了气候。”
父亲对青年总是充满了希望。这也许是因为父亲长期做青年工作，对青年和学生有偏爱；也许是因为他为人做事的一贯宽容大度。
他说:“广大青年学生是好的，他们纯洁、爱国、向上，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和希望。”
这次学潮在1986年底基本得以平息。然而，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在与父亲及其他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严肃指出:“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他认为，“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
邓小平认为:这几年来，一直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但反对不力。这是胡耀邦同志的重大失误。
1987年1月2日，父亲给邓小平写了一封《向小平同志交心》的信，请求免去自己的总书记职务。
1月16日，邓小平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18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2人；中央书记处书记4人；中央顾问委员会负责人17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人2人；以及其他有关同志。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向会议报告了党中央一级的党的生活会议的情况。会议对父亲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通过了公报，决定接受父亲辞去党中央总书记的请求，继续保留他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一致推选赵紫阳代理党中央总书记。
之后，中共中央在半年的时间里先后三次下发中央文件，向全党通报了父亲的错误和他的检讨。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的决定，我是在中华医学会听了传达中央文件才得知的。那会儿，我心里竟泛起一丝快慰。因为在六年总书记的任上，父亲几乎只属于党，属于人民，属于工作，属于勤政殿。如今卸任，那是命运又把慈爱宽厚的父亲还给了我们。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父亲要秘书告诉家人，谁都不要去看他。他身心疲惫地在勤政殿休息、思考。
两个星期之后，那是中南海冰封湖面的一个黄昏，夕阳晚照中，父亲带着一些文件、书籍离开了勤政殿，迎着湖畔凛冽的寒风回到了家。当他踏上小院的走廊时，身后那扇通往中南海的小门，悄无声息地轻轻关上了。一个政治家的政治生涯就这样默默地画上了句号。父亲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实现了自己退休的诺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