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 新华网广州３月２４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今年２月２５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表示，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认真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并开展抽查核实工作。 为了落实这一指示精神，广州市纪委近日决定，２０１３年将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大监督力度，对领导干部重大事项申报进行比例为１５％的抽查核实，虚报、瞒报的将被调岗或免职。 提高对领导干部重大事项申报的抽查核实比例，能否对“裸官”起到震慑作用？反腐斗争为何盯上“裸官”？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为此走访了相关部门及权威人士。 转移不明财产，“裸官”嫌疑较大 广东、江苏等省的纪委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将进一步强化对“裸官”监督管理，严肃查办“裸官”背后的腐败案件。 反腐专家告诉记者，一些“裸官”的共同特点是：非法敛财→家属移民海外→转移不明资产→择机外逃。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数据，２０１１年检察系统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１６３１人，同比上升２７％，追缴赃款赃物计７７．９亿元。 “茂名原市委书记罗荫国案发前，子女就分别加入了澳门籍和澳大利亚籍，并在境外置业。罗荫国本人持有多个假身份证，用于出入国境。”广东省纪检系统一名干部告诉记者，虽然其妻子仍在国内，那只不过是掩人耳目。 近年来，“裸官”外逃、落马的案例时有发生。如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温州市鹿城区原区委书记杨湘洪、福建省工商局原局长周金伙、铁道部原副总工程师张曙光等。 ２０１０年，四川移动数据部原总经理李向东由成都直飞深圳后失踪。有关部门认为，李向东很可能是持加拿大“绿卡”通过了一道道检查，并带走了巨额资金。２０１２年辽宁凤城市委原书记王国强外逃后，被曝也带走了巨额赃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认为，贪官外逃只是其违法违纪行为的最后一个环节，出逃前往往已是“裸官”。 江苏省纪委案管室主任王唤春说，跨境转移资产已经成为反腐斗争的主战场，随着国际经济往来的增多，一些贪官通过贸易项目转移资产，更隐蔽更难监控。 “裸官”勾结“裸商”，攫取社会财富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除了媒体曝光的“裸官”现象外，还有一种移民海外并由内商变为外商的“裸商”现象也很值得关注，有的地区相当一批中国商人拥有国外身份。 长三角某市一名商人介绍说：“近年来，投资土地比投资房地产更容易获取利润，一些商人与官员联手圈地，打着建设各类产业园的招牌从事土地经营，投入不算多，一年赚几亿元不罕见。” 这位商人说：“钱赚得快，户籍留在国内颇为担忧，于是有了移民海外的需求”，然后再回来做生意，成为外商投资者，不仅可以继续赚钱，万一有个风吹草动，也可以脚底抹油。 “不少内地商人移民海外后，除了买房置业外，干不了别的，而回到国内，生意机会很多，一些行业的投资回报率是国外的好几倍。”南洋地产中国区总经理钟沛说。 中国银行原副行长张燕玲认为，中国国际收支“净误差与遗漏”项每年都有几百亿美元，其中洗钱导致的资金外流数额占相当大的比重。贪腐和洗钱犯罪有着密切的关联。 据分析，一些“裸商”与“裸官”互相勾结，将巨额不明资产转移海外，再以外商身份回国投资，利用我国对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形成一个钱权交易、里应外合的利益链，以此实现对社会财富的循环侵占。 广州市纪委常委、新闻发言人梅河清说，配偶、子女移居国外对国内从政的领导干部的政治生活有较高风险，在以往查办的一起案件中，在国内从政的领导干部把投资项目交给在境外的子女来做，结果导致了巨大亏损。 铲除“裸官”土壤，需要多管齐下 “虽然不是所有‘裸官’都腐败，但‘裸官’的确是腐败案件中的高危人群”。王唤春分析，一般经济案件占４０％，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类案件的占比高达８０％。 中山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张紧跟说，从已查处的案件来看，“裸官”为支付配偶、子女在海外的生活费以权谋私，甚至借机转移财产的情况屡有发生。 ２０１２年，广东省出台《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加强市县领导班子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规定：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原则上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敏感岗位的领导职务。广东省纪检部门的干部告诉记者，曾经有拟提拔的干部，发现存在“裸官”情况后，还是被拿了下来。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介绍，把官员配偶子女从业情况纳入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范畴，正是反腐斗争的“国际惯例”。当前，应当推进省市县三级主要领导的个人信息、工作信息、家庭信息公开化，对遏制“裸官”现象具有现实意义。 广东省纪委负责人表示，广东将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严格落实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健全定期抽查核实、汇总分析制度，继续推进报告事项在一定范围公示试点工作，逐步扩大试点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