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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师生存状况调查（上）
收入低 处罚高 圈子小 难择偶
从孩子走进幼儿园 一天的提心吊胆开始了她们的辛酸，我们知道多少？
收入低 处罚高 圈子小 难择偶
从孩子走进幼儿园 一天的提心吊胆开始了
她们的辛酸，我们知道多少？
今年是冯凌在上海做幼儿园老师的第8个年头。
她8年的生活，似乎延展成一条直线：依然在民办幼儿园、没有男朋友、没有房子、工资几乎没涨……只是家长变得越来越难打交道，幼儿园处罚越来越严厉。
眼下，已成空心村的家乡，她不想回去；留在上海？这里的幼教事业显然还没有足够的胸怀和诚意。
如果不是近日虐童案频发，冯凌和她的同事、同行们，可能没有机会站在聚光灯下。可能幼教，仍旧被认为是一个最简单、最开心、只用带着孩子玩的职业。但很少有人知道，有哪些外在因素，让本该温和亲切的幼师变成凶恶的“狼外婆”？也很少人知道，孩子们的笑脸背后，幼师有着怎样的辛酸？
近日，都市快报记者来到学前教育水平较高的上海，走近幼师群体。
一颗心整天为30个孩子悬着
“孩子是每个家里最大的财富，一天30多笔巨大的财富让你看着，你能不紧张？”冯凌说。
7日早上6点，冯凌和同事们起床了。她们麻利地煮熟面条，碗不离口地扒拉几下。7点半，来到这间位于上海闵行区的民办幼儿园；7点45分，开始接孩子。
“从孩子走进幼儿园开始，我一天提心吊胆的生活就算开始了。”冯凌苦笑。
上午的教学内容，一般是简单的户外运动，主要有曲棍球、走平衡，走、跑、跳、爬等。
平衡木上的孩子，让冯凌和同事胆战心惊。她们必须站在两边，伸出手，做好防护，以确保孩子万一掉下来，她们能够及时接住。
“只能一个一个来，前面的安全落地，后来一个才能上来，我们就这样每天先围着平衡木走30个来回。”冯凌说。
她们对一个身边的教训记忆犹新：今年5月，上海徐汇区一幼儿在户外平衡木游戏时，因老师疏忽，孩子额头严重受伤，深见颅骨，缝了18针。
差不多是在同时，在上海一家公办幼儿园，孩子通过学校门口的晨检后，被家长送进教室。一名早班教师早已等在那里，孩子双臂向后一抬，老师顺势脱下孩子的外套，叠好放进塑料箱里。
“打着老师的旗号，干着保姆的工作。如果说这里是乐园，那也就仅仅是孩子们的乐园！”这位老师无奈摇摇头，转过身，又换上一脸笑意，开始迎接下一个孩子。
在上海另一所位于浦东新区的民办幼儿园做托班老师的程聪，遇到的情况和冯凌差不多：“哪怕孩子摔一跤，心里都会咯噔一下；特别是有高热惊厥的孩子，他们午睡时，我就得全程坐在床边看着，万一被子捂住，睡过去……”
一个孩子有7块专用毛巾
户外活动之后，老师们开始帮孩子拿下第一块垫背用的小毛巾，再拿出第二块，发给孩子擦汗。
像这样的毛巾，幼儿园为周托班的孩子每人每天准备7块，分别用来早晨洗脸、体育锻炼中/后擦汗、锻炼中垫背，喝牛奶、吃午餐和午点等，也各有一块擦嘴用；即使日托班，一个孩子也有6块专用毛巾。
一家幼儿园在教师手册里写着：“指导幼儿养成一口饭一口菜，细嚼慢咽的进餐习惯。”
但冯凌认为，照顾孩子吃饭是保育员的事，虽然带班老师不能一点忙不帮。“但我觉得一些像细嚼慢咽这样的生活习惯，应该在家里完成。最起码家长应该配合。”
等30多个孩子都睡下，程聪才拿着饭盒，到餐厅打上一份土豆丝，跑到办公室电脑前吃午饭。她手忙着往嘴里添饭，眼睛却盯着电脑屏幕选照片，然后上传到幼儿园网站。“每天都得让家长看见孩子在干什么，他们才会踏实。”
下午4点，家长开始接孩子。这也是一天当中，老师接受家长考验的时候，如果班上的孩子摔着、碰着了，老师要随时准备接受家长的怒吼。“年轻的家长要温和很多，如果是隔代长辈来接，常常会有大麻烦。”
“每天这颗心得时刻为30多个孩子悬着，直到孩子被全部接走。”每天都要面临“大考”的冯凌说。
牺牲周末搞“课改”
下午5点，孩子们都被接走了，冯凌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而住在幼儿园的程聪，开始根据幼儿园二次课改的纲要编排课程，写个案、周计划、月计划……
二次课改，就是把原来类似于小学的健康、艺术等五个学科，整合成生活、运动、学习、游戏四块，尽量让孩子户外运动、玩的时间多一点，学习少一点，玩社会性的游戏多一点，多练习一些社会场景，通过游戏、活动启发孩子。但围绕着主题，具体要教给孩子什么东西，则要靠老师自己编排课程。
学习形式上，也变成根据孩子学习能力强弱进行分组搞个别化学习，而不是像过去小学生上课那样搞集体教学。
程聪说，实际上老师想改，教育主管部门也要求改，每周还得专门给教育部门交课改资料，实际上根本改不动。因为大多数家长，还是要求让孩子学到实打实的知识。“他们觉得花这么多钱来上幼儿园，这么大的投资出去了，就必须得有回报，即多学点东西，打好基础，上个好小学。很少想这个阶段的孩子到底该做什么。”
面对这些，学校也焦虑，因为根据课改要求，要多让孩子玩游戏，但家长期望这么高，能玩吗？
所以，幼儿园老师为了应付上级检查和家长要求，一个月得做两套教课方案（包括个案、反思、一周计划、听课记录、教案等），一套是幼儿园结合本园特色、配合家长要求实际教学中用，一套是关于公办园二次课改的，也就是应付教育部门检查的。
“平时带班根本没时间做这些，只能在下班后或周末做，感觉每天晚上都得加班，甚至还得牺牲周末。”冯凌说。
这无疑对幼儿园老师们提出更高的要求。有业内人士分析说，课改后，幼儿园老师要成为心理学或测量学专家，去观察和测量每个幼儿在动作、认知、情绪和人格等方面的发展水平；还要成为课程专家，被要求去创编“与别人不一样”的“园本课程”。
快30岁了还没找到男朋友
下了班，冯凌和她的4个同事回到宿舍。躺在床上玩着手机的冯凌，看上去有些无所事事。
她们来自湖北、重庆、黑龙江等不同的省市。宿舍是幼儿园帮她们租的，但自己要承担一半住宿费，水电煤气费也要自己掏。
冯凌渴望改变目前单调枯燥的课余生活，但，“正是无节制的加班制作课件，狭小的圈子，到现在30岁了，还没找到男朋友，甚至没谈过恋爱。”
冯凌开玩笑地说，真没想到，做了幼儿园老师，把爱都给了小朋友，自己会没人爱。
她是湖北荆州人。大专毕业后，她独自一人来到上海，做了8年幼儿园老师。“上学时班里不到20个人，只有1个男生，一上课班里满眼花花绿绿，就缺阳刚之气，一堆女生带着一个男生玩。”
后来，冯凌上了班，来到幼儿园，却发现，除了保安和班里的一些男小朋友，接触的大多都是女人：女老师、女阿姨、女园长……
像冯凌这样，在幼儿园老师中间，绝不是个例。“不管是刚毕业的、还是年近30岁，除了七八个年龄大的保育员，14个带班老师有8个是单身。如果是个正儿八经白领，我们可能还会挑挑，30岁了也不急，但现在这样，算是怎么回事?”说着说着，冯凌有些激动。
她觉得，自己之所以还单身，一是圈子太小、接触不到其他男生，二是跟幼儿园老师这个职业的社会地位有很大关系。
“幼儿园偶尔来个年轻男性，大家眼里都放光，带着孩子户外做操时，还扭着脖子看，下了班互相咬耳朵打听：‘是不是来了个男阿姨？看着还不大，没结婚吧？’”一位27岁的公办园女老师说，在以前，这种情况简直不敢想，怕别人笑话，现在也不怕了，反正都快30岁的人。
前年，有个家住上海城郊的同事帮冯凌物色了一个男朋友，不料，第一次约会就黄了。“对方是驾校教练。后来我才听说，他嫌弃我总哼儿歌，还是个话痨，说我一旦张嘴，就不给他说话的机会，他觉得压抑；说我整天带着一帮孩子玩，头脑太简单、幼稚。”
家人连续催了冯凌三四年之后，今年彻底急了。中秋节那天，母亲给冯凌打来电话说，今年再找不到合适的，就立即回老家，“又不是啥特别好的工作，要不能找不到对象？”
冯凌苦笑着说：“不成家，就没有归属感；工作又没任何保障，把最好的年华都留在这了，最终还是一个外来务工人员，靠什么撑下去？如果真是那样，我只能离开，上海又少了一个幼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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