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人们愈是强调某一个事物，愈是说明这个事物很匮乏。“共识”，或“社会共识”，是近来频频被人们说到的一个词语。共识的匮乏，甚至会在一些很小、很平常的事情上表现出来。《钱江晚报》有一篇报道《800元活动费搅停了一场迎新晚会》，读后的感受是：虽然只是一个幼儿园大班的三十几名家长，虽然只是办一场迎新晚会，但是，凝聚共识之难，跟整个社会没有什么不同。 举办这场迎新晚会，包括费用——每个孩子（外加两名家长）交800元活动费——都是家长委员会事先通知并征求所有家长意见的。正在孩子、老师、家长为晚会快乐地忙碌的时候，一个投诉“乱收费”的电话打到教育局，于是，演出停了，老师哭了，家长不知道如何向孩子解释……有的家长不解：“那位家长，如果不同意，为什么不提前说，这并不是一项强制活动呀。”“当面同意，还交了钱，背后搞这种小动作，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这两位家长，问到了关键处。一场晚会的“共识”为什么难以达成？快乐为什么那么脆弱？答案可能就在两位家长的疑惑里面——如果他们还愿意理解那位打投诉电话的家长的话。当然，去理解一个跟自己对立的，“背后搞这种小动作”的人，情绪上不容易转过来。 报道说，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国华刚听到800元的收费，也吃了一惊，因为这比一般家委会组织的活动高出许多，也许超出了一些家长的承受力。但是，当家长委员会或一部分家长提出每个孩子（家庭）交800元时，他们为什么不提出来呢？为什么要“背后搞这种小动作”呢？这应该不难理解。如果有家长提出800元费用太高，别的特别是很有钱的家长会怎么看他，怎么说他？如果这些家长的看法传递给了他们的孩子，这些孩子又会怎么看、怎么说自己的孩子？以金钱、物质衡量、评价一个人的价值，已经是普遍的社会“共识”，在这种“共识”面前，不怎么富裕的人，自尊心比别人更脆弱。当然，你说他是虚荣心也可以，但是，当“虚荣”成为普遍的风习时，弱者的虚荣心也应该得到理解。 张教授说：“家长之间就具体事务进行协商后所达成的共识，一般来说都具有合同的效力，如果违背就要承担违约责任。”就法律层面而言，这样说当然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理解了打投诉电话的家长不能与人言的脆弱，我们就要承认一个事实：这些家长，在订立“合同”之前，他们就失去了“议价能力”，或者“议价能力”不足；换一个说法就是：失去了“话语权”；只能被人指责“背后搞这种小动作”；他们属于王小波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中的成员，只是在这个家长群体里他们可能是少数。 “800元”其实是规则，而规则往往是强者订立的，强者一般不会考虑弱者的感受——也不屑考虑，因此，规则远不是共识；弱者为了维护自己，也会以不对称手段——他们也只拥有不对称手段——与强者博弈；如果他们连“背后小动作”也放弃了，就等于甘心任人摆布了；但这种博弈的结果只能是人群的对立与分裂。我们这个社会并不缺少规则，缺少的是公平制订规则的大环境。 一所幼儿园的几十名家长之间缺乏共识，连一场晚会都办不成；扩而大之，社会共识不能凝聚，社会的前进就会举步维艰。《800元活动费搅停了一场迎新晚会》至少告诉我们：快乐，真不是钱多就可以买到的。不知道这能否成为一种“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