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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版“放牛班的春天”,在海拔3800米

2013-01-06 作者: 上传人:

 

  学生跟老师学习掐丝。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学生正在露天考试。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学堂的志愿者给牧民捐赠衣物。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里,老师改变了一群问题少年的命运。而外人看来,求松的人生就像电影的真实版。

  “这门考试很重要,我会在这儿陪着你们,你们必须做完。”风雪中,求松给了学生这样一个指令。

  82个藏族学生立刻正襟端坐。有人马上把手从兜里抽出来,掸了掸军大衣上面的雪,哈了两口气。

  玉树县地处青藏高原东部,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最东部,平均海拔4493.4米,气候寒冷。这一天,是藏语文课程期末考试的日子,气温是零下7℃。

  这里,是位于海拔3800多米的“利民学堂”。求松,就是这个牧民大龄青年学堂的创始人。

  “我就像一头牦牛”

  2006年,一个藏族牧民来到了西宁市。

  在城市的车水马龙中,这位牧民既不会说普通话,也不认识汉字。他找不到厕所,最后甚至只能在马路边方便。

  “我走进人群,就像一头牦牛。我说什么别人听不懂,别人说的我也不懂。没有文化,太可怕了。”他这样对同乡求松说。这句话,震动了这个佛学博士。

  据玉树州教育部门工作人员介绍,2011年,玉树州小学的平均辍学率为1%,初中平均辍学率为2%。

  据了解,牧区儿童失学,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从小到大都过着放牧生活,一年四季不断搬迁,没有固定居住点,难以固定就学。“等年龄大了,父母更不会支持他们学习,而是直接要求他们做生意、打工或成家。”

  22岁的义西多杰,就曾是一名“牦牛一样的少年”。

  少年时期,他没有受过任何学校教育,只会说藏语,对藏文和汉文一窍不通。日常生活就是挖虫草,或是偶尔给寺庙、牧民画画。直到他遇到了“求松老师”。

  当时,毕业后的求松从广东卖珠宝玉石到印度、尼泊尔,“一年也能赚个几万元”。但他决定放弃经商,为大龄牧区青年开办学堂,帮助他们脱盲。

  2010年7月2日,“利民学堂”正式开学。

  两个月后,迎来的第一批学生里,就有一脸茫然的义西多杰。“这么大年龄,很难上普通小学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两年后,自己竟可以用简单的汉字发短信,用基本的普通话交流更不在话下。

  身在不平凡的海拔,学堂的六门课程也不平凡:藏语文、汉语文、思想品德、唐卡绘画、掐丝工艺、藏香制作。

  上午8点的铃声响起,汉语文课小班上课了。15个学生跟着梅朵老师念“a、o、e”,写“一”、“二”。义西多杰用爱心人士捐来的新铅笔,写下了汉字的第一个笔画。

  9点30分,义西多杰“转战”藏语文班。他从字、词、句学起,如今,他已经在学藏文创制理论基础的《音势论》、《藏语语法三十颂》。

  上午是文化课,下午是技能课。本就会画画的义西多杰来到掐丝班,很快便能上手,还得到机会到了他从没去过的西宁市,学习了一个月。去年,他已经独立卖出两个掐丝作品,赚了600多元。

  利民学堂的82个学生中,10多人已卖出作品,价值300元至1000元不等。按照利民学堂的规定,收入的30%归学生个人所有,70%用来购买材料。“学生家里都比较穷,一般拿到钱后,都直接给家人,由家人支配。”

  但在义西多杰的父亲看来,这并不是喜事。

  义西多杰是长子,下面还有5个兄弟姐妹。在州里开出租车的父亲多次要求他退学,利用画画手艺赚钱。“给寺庙画一天能赚100多元,你天天坐在学堂里掐丝,有什么用?”

  义西多杰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我对父亲很愧疚。本该是为家庭承担责任的大人了,而我却始终为了追求理想,为了学习,忽视了责任。”

  求松相当看好这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坚决不同意他退学。“你出去了,我相信你也能赚点钱。但文化水平没有提高,手艺没有精通,将来肯定会后悔,也不能回馈社会。如果你坚持下来了,将来肯定是顶尖的,能帮助更多的人。”

  求松又开始一次次劝说他父亲,甚至恳求:“暂时让我教他三年,三年后我一定还您一个很棒的儿子!又懂藏文又懂汉文,又有技能,又有梦想,将来肯定是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最终,父子俩都想通了。“我再苦几年,一定要让儿子继续他的梦想。”

 “从没想过,我竟然也能帮别人,很幸福”

  “下一节是思想品德课?”敦厚的义西多杰很轻松,但21岁的才文扎巴却大感头疼。

  因为,他一度是个“问题生”,顶着一头染黄的头发,刘海长到遮住了眼睛。那时候他老欺负小同学,喜欢跟老师顶嘴,也会抽烟,偶尔打架。

  才文扎巴有7个兄弟姐妹,只有大哥在外打零工。入学前,除了每年挖虫草的45天,才文扎巴就是在家“闲逛”,或者泡在网吧。

  但到了学堂,80多个学生都要坐在一起,听求松老师讲闻所未闻的《弟子规》、“做人的道理”、“好人和坏人的区别”。一开始,他们也似懂非懂。

  一次,才文扎巴跟同学吵了架。课堂上,求松没给他留一点情面。“我们是公益类学校,要团结友爱,你这样是不行的。再吵架,你就会被开除。”

  才文扎巴低下了头,自此,他再也没跟同学吵架。“以前我没上过学,跟着父母放牧,他们也没有接受什么教育。我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自己高兴就好。”

  但仅仅是每天课堂的1小时,就会让他改变吗?

  2012年4月,才文扎巴跟着学堂的青梅老师,去给贫困牧民送物资。起初,才文扎巴只是想交差事,直到他看到藏族老人在春寒料峭里穿着破旧的胶鞋,连袜子也没有。

  “我以前只知道上网、玩耍,不知还有这样贫困的地方!那些孤寡老人,衣服那么破、那么脏,还穿着。”

  利民学堂的背后,是玉树州利民协会,它的前身是2010年玉树地震后成立的玉树州关爱生命协会。求松担任会长。协会主要负责利民学堂、医疗点和扶贫工作。

  利民协会2011年8月至2012年8月的工作报告显示,一年中,共有3.7万多人从协会志愿者手中拿到物资,包括衣物、取暖煤炭等。此外,利民协会建立的4处免费医疗点共帮助2.1万多人,1700多人收到过协会志愿者送去的常规药品。

  每年,才文扎巴会跟随志愿者,到牧区发放物资七八次。

  2012年4月,青海省最南端的囊谦县,县小学的582个学生脱掉了脏到看不清图案的衣服、破到快露出脚趾的鞋。在利民协会志愿者的帮助下,孩子们换上新衣裤、新鞋。他们迫不及待地把新发的铅笔、橡皮放进新文具盒中,并彼此炫耀着。

  这样的场景不仅感动了志愿者,也深深触动了随行的“利民学生”们。

  每到一个地方,当地牧民都很感谢他们:“我们没有收入,根本买不起衣服。很感谢你们,我们好几年都有衣服穿了。”他们会竖起大拇指,或是双手合十,“有些牧民还会邀请我们去家里喝茶、聊天,大家都很热情”。

  在同胞家中,才文扎巴自己动手,给陌生的小孩子穿上了干净的衣裤。那一刻,一缕崭新的情感流入了他的心。“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竟然也有能力帮助别人,感觉很幸福。”

  如今的才文扎巴早已不是“问题生”,而是副班长了。他不再抽烟、打架,看到路上有碎玻璃,会捡起来。骑摩托车的他,经常捎路上的老人一程。

  坚守在地震中

  “你是他的老师?!”巴毛发放物资时,才文扎巴喊她“老师”,让当地牧民很讶异。光看外形和身高,巴毛怎么也不像这个青年的老师。

  “我刚来时才20岁,有的学生年龄比我大,长得比我高、比我壮。我也会害怕,不知道怎么教。”2010年10月,这个刚大学毕业的藏族女孩作为志愿者来到地震灾区,帮忙发物资。本想着回家准备公务员考试,但两个月后,巴毛留了下来,做了汉语文课的老师。

  巴毛的家人顿时急了,全家一直希望她当公务员。“你赶紧回来,在那儿又没发展,工资又低。你一定要去当公务员!”

  巴毛始终没有听从,尽管家境拮据,当时她每月800元的收入,就已经占据了家庭总收入的六成。

  但更大的考验在等待着整个学堂。

  2012年4月14日,青海省玉树县连续发生两次地震,最高震级7.1级,至少造成2000多人遇难,全国哀悼。

  求松临时召集了30来人,赶去挖废墟。

  当他赶到结古镇的赛马场时,他看到一个孤寡老人带着几个小孩,坐在路边。老阿妈黝黑的脸,典型的高原红。她双手合十,闭着眼睛在哭。裹在衣服里的孩子却没哭,安静地看着前方。

  旁边搭起的小帐篷是临时医疗站,地上铺着脏兮兮的垫子。40多个病人挤在里面,他们手上、脸上都缠着胶布,脸上的血迹凝固着,嘴唇干裂了。

  那一刻,深感无力的求松落泪了。

  求松拿起手机,把这一幕拍下来,通过彩信发给了华夏公益联合会。“我个人力量太薄弱了,我需要把这些情况传递出去。”

  当时有200多个公益组织临时合作救灾,这是他们收到的第一张灾区照片。

  第二天起,30多个志愿者奔走于各医疗点、灾民家中,统计需求。求松临时当起了救援物资的“指挥官”,负责分配发放。“我觉得自己有用了,可以为同胞做点事了。”

  另一头,巴毛家唯一的房子在地震中倒塌了。

  “家”就是简陋的帐篷。从废墟中挖出的缺胳膊断腿的桌子、椅子,成了仅有的家具。一家人几乎山穷水尽。妹妹即将上大学,父亲体弱多病,如山的现实问题摆在了巴毛面前。

  巴毛动摇了。她在课堂上面对学生时,几乎笑不出来:“我可能不在这儿当老师了。我家里人不太愿意,求松老师会找到更好的老师。无论哪个老师来,都希望你们能好好学习。”

  学生们一下子炸开了,几个女同学哭着说:“老师,不要走!您走了,不一定能有老师对我们这么好!”

  巴毛抑制不住泪水,随便找了个理由离开了教室。“我没敢在那里呆下去,不然我也会哭。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哭。”

  最后,她还是没能离开。又当志愿者到处送援助,还得教课,巴毛的身体终于“罢工”了。2011年2月,她患上了肺结核。

  治疗期间,她回了趟学校。学生纷纷围过来,你一句我一句:“老师,您去哪里了?我们很想你,您以后不要再出去了!”老师、志愿者也跑过来问候,“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我们更像一家人”。

  “你怎么跑过来了?为什么不在家好好休息?有什么需要一定跟我说。”求松既“愤怒”,又关心。

  家人勒令她:“这次你一定要好好休息,必须辞职。”为了让父母放心,巴毛当着父母的面喝下一大碗苦涩的药,再三保证每天都“按时吃饭”。这才勉强说服了父母。

  “他们特别需要我教语文课,我觉得自己学了这么多年中文,也该为他们做些什么。”2011年10月到现在,巴毛每月工资1500元。这些钱巴毛全上交给了家人。一年到头,也只有冬天,她会去买两件避寒大衣。

  “做一个像求松老师他们这样的人”

  利民学堂是从两袋衣服开始的。

  当时求松的资金不够。他在QQ群里发布了当地的情况,有好心的网友捐来了两袋衣服。求松把这些衣服发放给了两个老阿妈,再把照片寄给捐赠者。地震前,他们收到了深圳一个民政局寄来的一火车皮物资。

  但求松自己,当着思想品德课和藏语文课老师,连续两年没拿一分钱工资。“协会是我创建的,是公益类组织,不是企业。老师的工资、灾民的需求都需要我来筹集,我不应该拿工资。”

  地震时一起挖废墟、发放物资的,还有学堂的掐丝课老师诺布。有人出5000元的月工资,想雇用他画画,但他拒绝了,留在了这个“穷学堂”。

  和他一样的,还有汉语文大班老师扎西拥卓。来学堂前,他在北京一家外企工作,月收入5000多元。原本他只想待几个月就走,现在学堂却成了“一辈子的事业”。

  4年时间,光是求松自掏腰包的运费,就花了4万多元。母亲经常批评他:“你赚的钱都投给了别人,没有多大的意义。”

  这种争吵在2010年地震后升级了。

  地震中,求松的奶奶去世了。房屋受损严重,搬家、修缮等很多事情摆在了求松面前。震后一个来月,求松整天在外奔走。早上5点多起,有时凌晨两点多才回家,经常是边开车边打瞌睡。

  “你总是把帐篷给别人,也可以给我们一顶。”一天,父母对求松说。

  “我们家不是有一顶藏式帐篷吗?很多人还睡在外边,他们更需要。”求松一直这样对付着。

  第20天的时候,父母的不满情绪终于爆发了。

  “奶奶走了,你不请个出家人,老在外面跑。也没有给家里领回什么,现在家里也没有多少吃的。”晚上11点,父母对刚回家的求松一通指责。

  求松“顶嘴”道:“家里不是还有一点方便面吗?”

  父母流泪了。“如果你是孝子,你必须对我们负责,必须放弃你现在做的事。否则,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

  这个康巴汉子一句话也没说,躲出去哭了一个多小时。“到底该不该放弃?如果继续,跟父母的感情会越来越淡。但如果我坚持了,从小到大的梦想就能实现。”坚持、放弃;放弃、坚持……两种念头不停地在求松脑海中打转。

  找不到答案,他拨通了二哥的电话。二哥说:“你不能放弃,如果放弃了,你将来做什么?”求松擦去了眼泪。

  “我回来了。”每晚回家,求松都会对躺在床上的父母问候,他们也不理会。一个多月的时间,父母一句话都没跟求松说过。

  第二天早上,求松流着泪,继续出去忙活。

  “现在回头看,我不后悔。我们都信佛,相信因果报应。我相信我做的这些事,会有佛报,回报给父母。”

  两年后,母亲最终还是原谅了求松。病床前,母亲摸了摸求松的头,舒心地笑了笑,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那一瞬间,求松痛哭。“母亲虽然一句话没说,但我知道,她原谅了我。”

  “由于我的固执,让母亲难受了很多次。但在母亲住院的两个月时间,我一直陪着她。”这是求松觉得唯一对得起母亲的地方。

  按照藏族习俗,求松要为母亲守孝49天。这中间,求松没有请过一次假,耽误过一节课。有时,他改学生的作业,要忙到凌晨两点多。

  学堂的青梅老师提议,这段时间让学生自习。求松却不答应。“他们来到这里,就是希望学习知识,每一天对他们来说,都太重要了。我累一点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让他们学业有成。”

  现在,义西多杰已经有了对梦想的规划。学生在利民学堂读满3年且成绩合格,可以获得玉树州职业学校颁发的技能方面的高中毕业证。毕业后,他准备和其他五六个同学合开掐丝作坊。班里的其他20多个同学也有此打算,合开唐卡作坊或是藏香作坊,真正学以致用。

  “以前我根本不知道梦想是什么,只知道过一天是一天。而且,我也不可能和五六岁的孩子坐在一起上课。”才文扎巴说。

  如今,他有三个梦想,第一个是成为志愿者,第二个是做“道德高尚的藏文老师”,还有就是在家乡开设一所公益学校,“做一个像求松老师他们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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