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视角
编者按：
人民日报高级编辑凌志军把自己5年的抗癌经历写成书《重生手记》，书里凌志军对医生和医疗系统提出了尖锐的思考和建言。都市快报记者把凌志军的这本书送给了几位具有多年临床经验的医生阅读，并从中请了两位跟癌症打了多年交道的医生来聊一聊他们的读后感。医生会怎么想？当医生和患者的沟通与了解越多，相互之间的包容与信任也会增多。见习记者 陈小向 采访报道
“过度治疗的情况还是很多的。”
浙一医院康复中心主任、主任医师陈作兵的看法与凌志军的观察几乎一致。
陈医生想起了女儿的一位老师。这位老师是恶性肿瘤晚期，胃癌肺转移。
他给家属的建议是不要过度化疗，好好调养身体，活得好一点就行。
家属没有听从陈医生的建议，“诊断结果出来后，开始使用各种治疗手段，化疗加药物，每天的花费不下3万元。”
化疗两个星期后，这位女老师去世了。
“很多医生和患者对肿瘤都很麻木，麻木地乐观，或者麻木地悲观。”陈医生感慨地说。
只见肿瘤不见病人
患者与医生一起制定方案最理想
两年前，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转来陈医生的门诊。
“她感到腹痛，吃东西也吃不下去。”诊断为胃癌，透过片子，肿瘤在胃的下部清晰可见。
其他医生都建议进行胃癌根治术，把胃的下半部分切除。
陈医生说：“我看着这位老太太，年纪大，身体虚弱，如果进行胃部切除这么大的手术，恐怕是支持不了多久的。”
根据陈作兵的经验，许多医生容易一叶蔽目，“只见肿瘤不见病人”，诊断为肿瘤了就想方设法要把它切除。
“西医是把肿瘤当做敌人来看待，如何把肿瘤清除成为治疗的出发点。”陈医生说，“但是在杀死肿瘤细胞的同时，也会对人体造成极大的伤害。”
陈医生跟老太太的家属进行了沟通，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胃部切除手术老人可能吃不消。
他觉得许多医生麻木地乐观，相信各种治疗手段，一定可以减轻病痛甚至根除，对现代科技的信任到了盲目的地步。
相对地，也有麻木的悲观。医生认为没有救治的希望了，只给患者打一些盐水作为安慰，患者则可能极端地放弃生命，放弃治疗。
“肿瘤的产生只是你的身体发生了变化。”陈医生认为，肿瘤既不是敌人，也不是朋友，需要理性地看待。
“老太太遇到的问题主要是吃不下东西，我就提出给她做胃肠姑息吻合术。”陈医生提出的这种手术，是在胃上另开一个口，把肠接上来，避开了胃下部的肿瘤，使得老人能正常地进食。
胃里的肿瘤仍存在那里，只要不影响正常的生理功能，老太太跟它和平共处，不做殊死搏斗，就还可以好好地多活一些时间。
老太太的家属接受了陈医生的意见。像凌志军这样，患者与医生一起探讨治疗方案，在陈医生看来是最理想的方式。
“前段时间，老太太来体检，还活得好好的。”陈医生说。
谁愿意过度治疗
社会舆论也会对治疗施加压力
如果能清晰地了解自己的病情和治疗效果，谁愿意过度治疗？
像凌志军这样有文化、有资源的患者并不多，陈医生说：“许多患者可能到临终时，才从医生、家属的眼中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
陈医生其实也曾是一名肿瘤患者的家属。
2011年4月，他的父亲诊断出恶性肿瘤晚期。当时朋友有各种治疗建议，陈医生把治疗可能的结果，以及不治疗的后果跟父亲一一讲清楚，并尊重了父亲的选择：不治疗。(本报2012年5月17日A06、A07曾作报道)
年迈的父亲一年不到就去世了，这一年里陈医生的父亲跟家人在一起，享受了生命最后的时光。
留给陈医生的也有巨大的争议，“在中国人观念里，我这可能是最大的不孝吧”，陈医生深有感触。
如何对待癌症，体现了一个人对生命的认知。2011年年底，陈医生曾在英国进行3个月的进修。他的导师查理，被查出患有胰腺癌后，不肯为了15%的存活率而接受化疗放疗，而是回家尽情享受生活，几个月后在家中平静去世。
“许多家属想尽一切办法给癌症晚期的患者进行治疗，除了在乎生命，可能也怕周围人的议论。”陈医生认为中国式的社会舆论对癌症治疗也有很大的影响。
“这种议论的力量，很容易影响理性的判断。”
“为了延长生命，过度治疗，全身插满管子，躺在病房，忍受剧痛，不能跟人说话沟通。”在陈医生看来，这是对患者施加残酷的刑罚。
“放弃治疗会面临很大的压力。”陈医生认为目前中国社会看重生命长度胜过生命质量，也忽略了人的尊严。
患者一听癌症马上就崩溃了
谁能给患者和家属心理缓冲期？
前段时间有一位20多岁的男孩来陈医生这里看门诊。
“他以为是胃病，右上腹痛。”根据检查基本诊断为肝癌。
“你的病需要马上住院，肝部有阴影，需要进一步诊断。”陈医生在病历上写了“肝占位”，他并没有直接告诉这个男孩可能是癌症。
凌志军对医生的这类模糊用词颇有批评，认为这或许是医生水平不够。
陈医生想的却完全不一样，他说：“男孩年纪轻轻，一个人来诊治，如果突然告诉他得了癌症，他可能马上就崩溃了。我们需要给患者一个心理缓冲期。”
他认为用“阴影”、“肝占位”、“有块”这些词，是科学严谨的态度，所有的线索指向癌症，但是在没有做病理检查之前，并不能确诊为癌症。
不使用“肿瘤”、“癌症”等词汇，也是为了避免刺激患者。陈医生遇到过许多人得了癌症之后的极端选择，患者一听马上就崩溃了，有的人直接跳楼了。
陈医生把这位患者转到了住院部，同时他细心地给住院部医生打了一个电话：“这个患者第一次来诊治，家属也不在身边，还不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你们跟他说话要注意方式方法。”
医院立即给患者家属打电话，陈医生说：“跟家属说的时候，就会实情告知，我们说高度疑似肝癌。”
“这个小伙在酒店做管理，才二十几岁，得了癌症，放在任何一个家庭都接受不了，什么安慰都是苍白的。我们医生只能从自己能做的地方，能温情一些就温情一些。”陈医生觉得我国缺乏一个对患者、家属进行安抚的环节。
陈医生介绍，在西方的医院里有一个小教堂，牧师、志愿者、社工常会在患者、家属情绪崩溃的时候提供安抚作用，引导他们积极应对疾病。
“很多时候，安慰患者和家属的责任就由我们承担了。”这本不属于医生工作的范畴。
陈医生每个工作日给自己的门诊限号20人，他曾经跟在他门诊实习的研究生分享了一个小故事：
大海退潮了，沙滩上很多小鱼搁浅在水洼里。一个小男孩不停地捡起水洼中的鱼，一条条往大海扔。
旁边的人说：“何苦呢，你救得了这么多鱼吗？再说，谁在乎你这么做呢？”
小男孩扬扬手中的那条小鱼，认真地说：“它在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