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癌症患者的重生手记（上）
别让医生吓死你用我们的脑子 而不是用腰包救命
2007年4月，刚查出癌症的凌志军在新闻发布会上。
■患者视角 编者按： 著名作家、人民日报高级编辑凌志军，上月把自己过去5年的抗癌经历写成书《重生手记》，讲述了一个癌症患者从“肺癌晚期”的绝境到逐步康复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位有20多年记者工作经验的著名记者对当今中国医疗体系、医患关系种种利弊的观察、剖析与建言。经授权，快报对此书进行了缩编，并专访了凌志军。为方便阅读，编辑时仍采取了第一人称写法。 肝癌？真是肝癌 妻子的背影僵直地坐着 透过虚掩的门缝，我看见妻子晓东的背影。她僵直地坐着，一动不动。 那一天，我本该至少有24小时在睡梦中度过，因为，我刚已经没有休息日地工作了12个月。直到突然袭来的天旋地转，促使我直奔医院。 回家路上，车里气氛低沉。晓东紧紧拉着我的手，似乎担心我突然消失。而我，第一次明白什么叫“绝望”。 我们来到一家饭馆，要了一大盆疙瘩汤。也许是为了安慰晓东，也许是为了鼓舞自己，也许是想证明医生危言耸听，我尽量让自己表现出如饥似渴和津津有味，同时从塞满食物的嘴里挤出一句话来：“肝癌？真是肝癌，我还能这么吃吗？” 直到我突然意识到，晓东几乎没动筷子，她只是安安静静地看着我，面色苍白，眼睛里充满了哀伤和怜惜。 胶片清晰地显示出，我的后脑有个2.5厘米×2.3厘米的病灶，圆圆的像个乒乓球漂浮在那里，紧挨着大脑中枢神经。 有一会儿，我开始怨天尤人：为什么是我？老天爷为何要下如此狠手？为什么我没有好好养护身体？为什么我没有好好享受人生？我沉浸在这一连串的“为什么”中，情绪低沉。 靠着晓东搀扶，我摇摇晃晃走出家门，像所有癌症患者一样，踏上慕名投医的漫漫路程。 挂号等了3小时看名医 变成“教学标本” 我们找到北京天坛医院的一位“主任”，他是大权威，据说拥有很高的专业水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忍耐了两个小时的路上颠簸和头晕目眩，又花了300元挂上专家号，我们耐心等了三小时，终于在下班前最后几分钟见到他。 由于眩晕和畏光，几天来我一直戴着一副墨镜。看到他，我的内心充满敬畏，赶忙摘下墨镜。 而眼前这个保养很好的中年男人，只看了我一眼，便把注意力集中到我的核磁共振胶片上。我强打精神，试图叙述我突然发作的症状，可是很快发现，他的热情，似乎只在向他对面的年轻医生侃侃而谈。 我忽然觉得自己并不是他的一个病人，而是一个病例，在适当的时候自己送上门来，做了他的教学标本。 晓东急切地想要弄清楚我脑子里的东西和肺上的病灶是否有关，她终于忍不住打断专家演讲，提出问题。 “你想让它有联系？”他刻薄地反问一句，嘴角带着明显的嘲弄和不屑，“是吗？” “主任”在诊疗本上写下结论：胶质瘤？多发转移性病变待除外。 告别“主任”时天已大黑。我和晓东蹒跚而行，感觉又冷又无助。我们得到的，仅仅是一张“专家门诊挂号费发票”，以及一篇演讲、一个“问号”和一个模棱两可的“待除外”。 比利时医学专家看了60分钟 国内特需专家3分钟诊断完毕 我躺在朦胧的暮色中，明知恐惧有害无益，还是忍不住想象死神降临时的情形。晓东则坠入服丧般的悲痛之中。 我们抱着一点侥幸心理，匆匆赶到上海。但上海的专家们甚至还有更大的担忧：我的死期更加紧迫，可能“只有三个月”。 在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所有恐惧中，没有什么比预知死期将至更加恐怖了。我可以选择去医院切开脑袋，也可以选择待在家里。这可真应了癌症患者圈子里流传的一句话：治，是找死；不治，是等死。 上海华山医院神经外科的周良辅教授建议我们，对脑部重新做一次核磁共振扫描，加上“波谱扫描”。就在这时，我们意外地收到来自欧洲的好消息。 在比利时的妹妹，专业是糖尿病研究治疗。接到我们寄去的胶片后，她立即请相关领域的医学专家会诊。 这些国外医学专家把我的九张脑部胶片一一排开，整整齐齐悬挂了半面墙壁。他们拿着放大镜，仔细查阅每一张，又认真倾听妹妹转述我的发病经过，对他们认为很重要的细节不厌其烦地询问。 整个过程持续了大约60分钟，然而还没有完，他们又把胶片的数码文本拷贝到电脑上，经过放大处理后再来比照。 这样的会诊先后有过两次，结论大致相同，他们认为，病灶显示出良性的可能只有2%；但从病人脑部症状是“突发”而不是“渐进”来看，这一病灶更像一种罕见的炎症。前一条和中国医生的意见基本一样；第二条，所有中国医生都忽视了。 国外的专家向妹妹推荐了一位中国很有名的医生。妹妹当即决定从布鲁塞尔赶回北京。 她惊讶地看到，这位“很有名的中国专家”，只不过在九张胶片之中挑出三张匆匆看了几眼就诊断完毕。“不手术？那就等着呗！”专家说，全程不到3分钟。 “等着”的意思，就是“等死”。 转瞬之间，医生在招呼下一个病人了。 “对不起，我还看不懂它” 专家也有不懂的东西 有了如此一番经历之后，妹妹忽然销声匿迹。直到一个午夜，她打来电话，“就算它是肿瘤，也是良性的可能性更大”。她信心十足地说。 她的依据正是我的最新一次“波谱扫描”。为了看懂扫描结果，她特地去书店买来一本厚厚的专著自学。后来的事情证明，这恰恰是我的疾病诊断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 可是我们这些天拜访的医生，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对这个新的检查结果甚至连看也不看。直到北京医院的李金大夫对我承认了一个事实：“真对不起，我还看不懂它。这是个新技术，引入中国的时间不长。” 她的语气充满真诚和愧疚，让我感动之余又恍然大悟，终于明白原来专家们也有不懂的东西。 我们还意外地发现，脑瘤并没有像医生预言的那样迅速长大！我的身体正在发出微弱却清晰的信号，与两周前相比，我的种种不适——头痛、眩晕、视觉模糊、失去平衡……并没有更严重。 医生们可以解释为医疗器械的“技术误差”，可是他们不会比我更了解我自己的身体。 经过和家人的讨论，我们逐渐抓住问题的焦点，并共同作出决定：继续观察至少三周，等待下一次核磁共振扫描的结果。 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多了一项内容：我把自己的感觉详细描述出来，晓东在日记中一一记录。如今翻看这些日记，对照前因后果，我才发现，它对我们没有误入所谓“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治”的歧途，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当疾病猝然而至的时候，我们必须明白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康复之门的钥匙在我们自己手里。迷信医生的滔滔不绝，比身陷疾病的折磨还要糟。很多癌症病人医治无效，不是治疗方法不好，而是从一开始就选错了治疗方向。 传说中的“太医” 祖传秘方就是两方汤剂 有一天，一个朋友打来电话，声音中带着喜悦：“刘太医要来给你看病。” 我对这个名号并不陌生，他依靠“祖传秘方”治疗肿瘤的诸多病例，好几个月以来都是这个圈子里最神奇、最脍炙人口的故事。 第二天下午，“刘太医”在朋友引领下，顶着寒风，驱车一百多公里，直奔我家而来。 面前的这个人，浑身洋溢着一种粗率的江湖气。“喝我的牛筋汤和开胃汤。”他说，“先喝三个月。” 这是“太医”的两大法宝，他用它们来医治所有肿瘤病人。 “开胃汤”的药物成分简单到只有四味——北山楂、广木香、决明子、菊花，只是用量为每味50克，大约是通常中医处方用量的10倍甚至20倍。 在京郊一个肉牛屠宰场，我们找到了刘太医要求的“原生态”牛筋。“刘太医”声称，牛蹄筋中的胶原蛋白，可以“把癌块紧紧地包裹住”。 我开始每天怀着一种既好奇又庄严的心情，喝下一锅没加任何调味品、臊臭黏稠的牛筋汤。 多年后，我读到“苹果之父”乔布斯的一篇传记，写他在身患癌症之后曾经吃马粪治疗。我相信，人到了那时候，只要相信有用，别说马粪，就是人粪也能吃下去。 我喝“牛筋汤”不到一年，“开胃汤”也在半年后完全停止了，因为有人告诉我，长期大量地服用决明子会伤及肾脏。 不好的症状减轻了 “三月大限”没有应验 我的心境渐渐沉静。是的，我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回望自己走过的生命旅程。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奇怪的是，我没有闻到一点死神的气息。 为了印证我的“感觉”是否准确，我们决定来一次“临床检查”。于是我们再次去看李金大夫。 “原来有的一些不好的症状，现在减轻了。”她惊叹，“原来没有的不好的症状，现在还是没有。” 走出医院时，我们浑身轻松，显然，医生们说的“三月大限”没有应验。 要说医生会犯错误，甚至犯低级错误，也许会让一些医生不以为然。 不过，我总担心，有一些非医学的因素，受制于医生人性方面的弱点、在病人面前的职业优越感、医患之间严重供不应求造成的普遍麻木和厌烦、利益的纠葛，都可能导致医生不正确的诊断和治疗。 请记住，医生不等于医学。医生＝医学＋人。 如果你把我的意思理解为“别听医生的”，那就错了。我想说的是，对于医生的话，一定要搞清楚什么是该听的，什么是不该听的。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不是你的疾病让你一步步走向死亡，而是你在疾病面前的一个又一个错误让你走向死亡。 请记住，用我们的脑子救命，而不是用我们的腰包救命。 灾难是突然降临的，就像晴天霹雳。 那一天是2007年2月12日。当时我站在北京医院神经外科的医生办公室里，看着我的颅脑和胸部胶片悬挂在一个巨大的灯箱上，苍白凄厉。 “这里有，这里有，啊——肝上也有。”医生一边在胶片上面指指点点，一边说，“已经不能手术了，只能全身化疗。” 他好像突然意识到什么：“请你在外面等一下，我要和家属谈一谈”。 我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脑癌、肺癌，再加上肝癌。这不就是晚期恶性肿瘤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