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癌症患者的重生手记（下）

2012年3月，曾被医生诊断癌症晚期、宣判“死刑”的凌志军重返滑雪场。

  ■患者视角

  如今回看康复之路上的每一个脚印，我意识到，我当时犯了一个严重错误。脑瘤的危机很长时间里吸引了我的所有注意力，对于左肺上叶的那片阴影，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几个月后，石木兰大夫以不容置疑的方式描述了它“增大”、“形态不规则”、“毛刺增多”。我第一次切切实实地感到，我的左肺正潜伏着更大的威胁……

  将性命托付给

  值得托付的好医生

  快报快访

  将性命托付给

  值得托付的好医生

  当疾病猝然降临，无论对谁来说，都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经历五年顽强而智慧的抗争，凌志军目前的生活状态如何？他对生命有何新的感悟？11月10日，都市快报记者专访了他。

  都市快报：经历与疾病的顽强抗争，你目前的生活状态如何？对生命有何新的感悟？

  凌志军：对我来说，时间不再是金钱，不再是完成工作进度的承载体，它只不过是我告别死神走向康复的桥梁。手表早已不知丢到何处，手机也不再如影随形。我每天的很多时间是在户外度过的。在湖边踏青，在林中漫步，深深地吸进野草和泥土的味道，或者坐在阳台上，阅读一本40年前读过的老书。

  这样的生活方式，那些胸怀大志的人可能不会接受，但是对我这个命在旦夕、无欲无求的人来说，却是最适合不过。过去几十年，我已经习惯于忙碌。而现在，我发现自己挺容易地习惯了无所事事。在忙碌了大半生之后，可以这样来体验生命，真是奇妙。

  都市快报：你在书中提到，曾开玩笑说书名要叫做《别让医生吓死你》，你觉得现实中医生“吓死”病人的情况多吗？

  凌志军：说“吓死”有点夸张，但是我们国家当前的癌症治疗情况的确不容乐观，错误治疗和过度治疗的情况屡屡发生。癌症病人中的大部分人在三年内死去，能够活过五年的只有20％左右（根据不同的报告，我国肿瘤病人的“五年存活率”在10％-30％）。这不仅大大低于美国，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都市快报：你怎样看待如今的医患关系？

  凌志军：医患关系不好，我认为两方面都有问题。我在书里说到了一些医生的问题，那是用一个患者的眼光观察所得。但我并不想责备哪一个医生。因为医生的问题是更大社会问题的反映。当然我知道，患者也有自己的问题。一个清醒理智的患者，不会让一个不好的医生影响自己的情绪，而是想方设法去寻找好医生。事实证明，好医生还是不少的，遇到好的医生，一定要给他（她）最充分的信任。

  都市快报：有人说，你的求医经历中，似乎有很多不可复制，例如您可以寻访到国内乃至世界顶尖的医生或专家等，你对此怎么看？

  凌志军：我的求医经历，的确有些独有的地方，但是要知道，我找到那些知名医生的办法是所有人都能使用的办法，即排队挂号。我跟所有普通患者一样，都是去医院挂号找医生，而且我一般挂的都是普通号，很少挂特别贵的专家号。当今中国虽然医疗体制有种种问题，但是好医生还是很多的，想找到并不难。

  都市快报：那么，是否有一些癌症患者应该共同遵循的东西？

  凌志军：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坚强，去接受那些应当接受的治疗；有足够的勇气，去拒绝那些不应当接受的治疗；有足够的智慧，去分清哪些治疗是你应当接受的、哪些治疗是你不应当接受的。

  都市快报：你认为一个人与自己身体相处的正确方式是什么？

  凌志军：善待它，别做让它承受不了的事，倾听它的需要，与其和谐相处。

  都市快报：我注意到您的书中提到一个问题，当今医疗体制下，我们把性命托付给谁。您觉得应该把性命托付给“谁”？

  凌志军：托付给自己的头脑，托付给爱你的家人，托付给值得托付的好医生。

  记者 黄小星 采访整理

  什么医生值得信服？

  我不懂医，但我懂人

  石木兰，这个70多岁已经退休的老医生，是京城最杰出的胸科影像学诊断专家。她的故事也是传奇。早些年，她仅仅通过CT胶片，成功地捕捉到自己体内的早期肺癌，然后又给自己选择了一位主刀医生，干脆利落地完成肿瘤全切除手术。

  她的古怪脾气和她的专业水平一样有名。整个过程中，她不苟言笑，把全部精力专注于胶片上。

  在我接触到的所有医生中，她几乎是唯一不会受到外来因素干扰、只是就影像论影像的医生。她的一丝不苟让我感觉，她不是不会误诊，但她误诊的可能性，一定比其他医生小。

  让我真正信服的那些医生，不是因为他们特别权威，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大牌，不是因为他们对我有一番特殊关照，甚至也不是因为他们说的话特别中我的意。而是因为，他们都同时拥有以下9个特点：

  1.不自吹自擂； 2.不贬低同行；3.不仅关注仪器检验结果，而且关注病人；4.只关心你的病，不关心你是多大的官，不问你有没有名、有没有钱；5.对求医者一视同仁；6.不自以为是，坦率地承认自己也有不懂的地方；7.不模棱两可；8.言之有据；9.即使已经做出结论，也会特别注意那些不支持自己结论的证据，并且根据新的证据迅速校正自己的诊断。

  我为什么不化疗

  要坚强，更要聪明

  我的左肺诊断结果都呈现恶性肿瘤的典型特征，第一次我切切实实地感到巨大的威胁。

  石木兰大夫推荐了当初给她做手术的肿瘤医院胸外科医生刘向阳，做肺癌全切除手术。

  当我从术后麻醉中醒来时，看到了阳光中的妻子晓东。

  “我肺上的是什么？”我问。

  她俯身在我耳边：“是恶性的。已经全切除了。”

  术后恢复期间，每一下呼吸，都实实在在让我感觉到了什么叫“撕心裂肺”。而更让我纠结的问题是：到底要不要做化疗？

  出院前刘向阳大夫曾给我一个忠告，就是“不建议你去做化疗”。他说这话时，脸上一点也不掩饰对化疗的反感。

  目前全世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肿瘤患者使用了化疗。毫无疑问，化疗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同样没有疑问的是，化疗也有很多失败的案例。它的弊端和它的优点一样令人印象深刻：一些正在用于临床的化疗药物，杀死的正常细胞，远远多于它们杀死的癌细胞。

  我选择了放弃化疗。我不是第一次“拒绝治疗”。我曾经拒绝了开颅手术，拒绝了脑穿刺，拒绝了刘太医的“控岩散”，拒绝了一些所谓“抗癌新药”。但我同时接受了肺癌全切除手术。这样看来，我并不是“拒绝治疗”，而是“拒绝过度治疗”。

  对待癌症不应麻木不仁，不容讳疾忌医，医生主张“积极治疗”也是有根据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坚定地认为，“积极治疗”不等于“过度治疗”。

  我看到一组数据是，目前我国有80%的癌症晚期患者在有意或被迫接受着超过疾病治疗需要的“过度治疗”；全球肿瘤患者有三分之一死于不合理治疗；因为“过度治疗”盛行，癌症患者的死亡率上升了17个百分点。

  很明显，对于我们这些癌症患者来说，仅仅凭借“坚强”是不够的。我们应当是一个坚强的患者，同时我们也应当是一个聪明的患者。

  重返滑雪场

  不要再把自己当病人啦

  人体自有一套强大的自我修复系统，最好的武器，其实是我们自己的身体。

  我自己杜撰了一个词，叫“非医学意义治疗”，我的标准是“自我感觉”——能够给我带来身体舒适和精神愉悦的办法，我就尽力地、持续地去做。这包括每天做好五件事：吃、喝、拉、撒、睡。

  我的内心深处也一直铺垫着三个信念：相信癌症是一种慢性病，不是绝症；要学会与癌细胞和平共处，而不是斗个你死我活；此外，还应“量力祛邪，尽力扶正”，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希望与癌细胞握手言和，就必须改变我们生活中一切与此相悖的事。

  回看这些年，我们经历了从天而降的打击，经历了迢迢漫漫的求医问药，经历了死亡的恐惧，经历了艰难的抉择……然而我们的生活，居然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我和晓东走过了银婚纪念日，孙子的出生，更让我们感受到生命延续的美好。

  患病之初，我曾给自己列下最想做的10件事，其中一件是“重返滑雪场，从雪山顶峰速滑下山”。

  今年3月，我又站在雪山之巅，看眼底千堆雪，听耳边百丈风，心中无限空寂。

  2012年3月15日下午，家里笑声不断。这天上午，我刚刚完成新一轮复查，结果出乎意料好：颅内病灶几乎完全消失，手术后幸存的那片肺叶竟也生长壮大起来。

  医生笑眯眯地对我说：“不要再把自己当病人啦！”

  我们都需要知道，什么时候该从容地迎接死神降临，什么时候该坚定地寻找康复之路。视死如归固然可敬可佩，叩开健康之门却更困难也更可贵。

  因此，做一个聪明的病人，远比做一个听话的病人更重要。

  凌志军总结的少犯错误的10条原则

  1.不被医生的话左右自己的心情——不论是乐观的话还是悲观的话。

  2.尽可能仔细、客观地体会自己身体的变化。

  3.记住每个医生都有犯错误的可能，也会有失败的病例。

  4.尽可能全面地收集与自己疾病有关的信息。

  5.把所有信息综合在一起，判断哪些是无关紧要的，哪些有可能是错误的，哪些是正确的。哪些事应当尽快去做，哪些事应当暂缓和等待，哪些事根本不能做。

  6.对那些正面作用很小、副作用却很大的治疗措施，特别慎重。

  7.对那些不能肯定有正面效果、却肯定会带来副作用的治疗措施，更要慎重。

  8.对那些有明显或潜在利害关联的医生提出的治疗建议，保持警惕。

  9.对那些特别关心你的身份和钱包的医生提出的治疗建议，冷静面对。

  10.对那些名气很大但却过于自信轻率的医生，切不可盲目追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