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在网民“你敢公开你的收入吗?你敢吗?”的激将下，湖南省汉寿县政法委副书记张天成在微博上将自己的月收入和妻子的月收入、女儿、奶奶等家人的财产全部予以公开。消息成为各大媒体的舆论头条，官员财产公示问题再度成为社会焦点。张天成说，“我觉得这个没有敢不敢的问题，(公布财产)并不是很难的事情”，“公布了官员财产反而能促使公共诚信体系的建立”。
尽管我国早在1988年，全国人大就曾提出官员财产公示立法动议，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将《财产收入申报法》正式列入5年立法规划。2010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修改后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但是，以上文件都只要求官员财产向内部报告，并未要求向公众公开，尚缺少公众监督这一环节。这种官场内部的申报制度，很难避免“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不敢”的现象，使‘申报’制度流于形式，甚至“防君子不防小人”。
现在，张天成以君子坦荡荡的态度，不仅证明了官员公开财产并不难，还给那些阻挠财产公示的种种借口一声棒喝。
其实，大多数正直官员并不惧怕财产公开，他们希望以此自证清白，更怕被误解为无官不贪。2011年中国社科院《法治蓝皮书》的调研数据显示，70%的公职人员认为官员财产应当公开，并赞成扩大财产范围至私车、股票等收入，而对此持赞成态度的司局级官员比例甚至高达91.3%。可见，要求官员财产公示基本不会成为官民对立，甚至已成为上下共识，剩下的就是技术问题和利益博弈了。
诚如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所言：“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盼，我有所为”，在群众呼声居高之际，官员财产公示已成为不能再拖、迟则生变的紧迫命题。如果这项改革仍没有时间表，民间已形成的“人肉”倒逼机制就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广泛。先“人肉”出“表哥”、接着“人肉”出“房叔”，就是很好的例证——哪怕你不愿公开财产，也会有民间自发的种种措施倒逼你公开。这种无奈的倒逼机制，毁坏的只能是政府形象和官场公信力。
尤其是，在当前经济低迷、外贸严峻、股市寒冬、楼市可危的情况下，想聚集社会正能量共渡难关，必须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迈出官员财产公示的第一步。笔者认为，在全面公示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官员财产公示也应“抓典型”——可否在以下最受舆论质疑的四类官员中，率先启动财产公示的典型化“试水”?
第一类：炫富奢华官员
“表哥”的多块名表，“房叔”的22套房产，还有周久耕的高价烟……近年因奢华炫富而曝出的腐败大案已屡见不鲜。近日，一张在网络上疯传的手持数张百元钞票的炫富美女县长照片也引起热议，但最终以“假新闻”做解释;前些时候，笔者博文《部级女官员为何高调炫富》提及的女官员丈夫“开玩笑似的”向母校东南大学捐款1100万，并被媒体报道其身家30亿，其后也曾高调斥责假新闻。这种炫富奢华之举激起的网络广泛质疑，往往以利用权力定性假新闻、删除博文网贴告终。其实，这些官员面对质疑的最好解释，就是向民众公示家庭财产，包括本人和配偶的房产、地产、私车、证券股票、企业任职等，以公开透明化解疑虑，自证清白。
第二类“反常”提拔官员
诚如媒体所言，不管女县长炫富照是真是假，人们对于这个事件的关注点仍然集中在31岁、7次提拔、6次破格等问题上。而这背后，其实是群众对极个别官员“火箭式”升迁的质疑和不满。
同样，公众关注部级女官员的巨额财产来源，也不仅是关注她的炫富，更关注只通过一次选举就成为正部级、两轮选票都是“倒数第一”折射出的干部任用问题。对于这种超出常规的“反常式”提拔，公众不能不打上大大的问号。
从被网络关注的“最年轻市长”周森锋、“最年轻美女镇长”牟阳，“23岁副县级官员”焦三牛，再到如今31岁的美女县长胡娟……诸如此类的“火箭式”提拔、以及“倒数第一当选”的“反常式”升迁，民间最普遍的看法是“一定有猫腻”。于是，背景说、关系说、钱权交易说等等，已成为民间的群体猜想“热词”。为了向社会解疑释惑、或者只为了官员自证清白，请这些“火箭”升迁或“反常”提拔的官员，率先公示其财产，也是最好的方式之一。
第三类：免职复出官员
近年来因重大事故、人员伤亡以及强拆造成的自焚伤害等事件，当事官员被问责免职，渐成官场常态。然而，这些免职官员的复出，却因缺乏程序严谨性和规范性，越来越引发社会质疑。事实上，往往事故遇难者尸骨未寒，被免职的官员已重获要职，甚至高调复出、异地提拔。这种火箭式复出，被民众讥为“带薪休假”，遭到广泛诟病，甚至引发舆情地震。笔者认为，凡免职复出的官员，应率先向社会公示财产，以纾解民意，证明其复出任职与权钱交易无关。
第四类：涉足房地产、工程款的主管官员
重大项目工程款和房地产经营动辄数亿甚至几百亿，早已成为腐败高发区，也成为近年的反腐突破口。笔者认为，负责重大工程款的主管官员和工程负责人，应率先公示财产;而涉足巨额房地产经营的官员，也应进行财产公示。比如曾被曝光“跨界经营房地产”的中华文学基金会，登录该基金会网站，“安徽文采大厦”是其下属单位之一。这座靠近安徽省政府、位于合肥黄金地段的写字楼，每年收取高额出租费;另据安徽网友介绍：“安徽文采大厦”旗下，还包括位于合肥益民路28号的“文采大酒店”、位于合肥长江路848号的“新文采国际酒店”等多所豪华酒店会所。然而，“安徽文采大厦”的这笔高额房地产收入，在中华文学基金会网站和民政部网站公布的中华文学基金会年度财政收入中，竟然没有任何显示!这笔钱到哪里去了?中华文学基金会是中国作协直属单位，这就需要中国作协的法人代表，一方面向社会解释房地产经营收入的去向，另一方面公示其家庭财产和子女、配偶的经济状况，以证明房地产经营的合法性。
当前，全社会自上而下普遍呼吁政治体制改革，而官员财产公示，正是政体改革的当务之急。它既是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已执行的国际惯例，也是中国国情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个问题上，只要能够迈出第一步，长期纠结的官民博弈就会转化为官民互谅。
用“抓典型”的方法，尝试由上述四类官员率先公示财产，可能只是政体改革的一小步，但对百姓来说，却是树立“诚信政府”的一大步;而对全国干部而言，这四类官员所占比例微乎其微，不会形成官场地震增加行政成本，也不会像某些人担心的那样，使干部人人自危;再者，对政体改革而言，这也是一种既具中国特色、又适应互联网时代的体制创新，可谓一举三得。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典型化”试水，还能逐步探索经验、完善制度，使前后呼吁20年、纠结社会各方的官员财产公示问题，实现切实可行的“破冰”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