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郭芳 赵磊 邹锡兰|北京、江苏、广东报道 2012年11月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们即将看到这样一群人—— 他们是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华西集团董事长吴协恩、红豆集团董事长周海江、甘肃大禹节水集团董事长王栋……这34位十八大代表的另一个身份是，“民营企业家”。近年来，随着非公经济在经济全局中的地位不断提高，这个领域越来越多的佼佼者出现在5年一度的党的盛会上。 他们与来自国有企业和银行金融系统的高管一起，组成了一个业绩优秀、道德优良、信仰坚定的“红色企业家”方阵。 根据《中国经济周刊》的不完全统计，经选举诞生的2270名党代表中，有145位企业负责人代表，其中111位来自国有企业和银行金融系统、34位来自各省市的民营企业单位（不包括一线工人代表）。这些“红色企业家”将成为未来影响中国经济决策走向的重要力量。 十八大召开前夕，十八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还要对所有代表进行资格审查，确定最终的代表名单。 通过最后资格审查的代表，将在这个初冬走进人民大会堂行使他们的权利，包括听取和审查中央委员会和中纪委报告，讨论和决定党内的重大问题，选举包括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内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下称“党章”）等。 从央企高管到中央委员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国资委”）资料显示，中央企业系统（在京）选举出来52名十八大代表，比十七大再增5人。其中，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中海油董事长王宜林、国电集团党组书记乔保平、华电集团党组书记李庆奎、华能集团总经理曹培玺、神华集团董事长张喜武、中国化工集团总经理任建新、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刘振亚等来自石油、电力、煤炭、化工能源领域的代表达到14名，超过中央企业系统（在京）代表总数的1/4。 约111位代表来自国企、国有金融机构 据《中国经济周刊》不完全统计，加上从地方选举出来的央企系统十八大代表，包括主要负责人代表和一线工人代表，整个中央企业系统（在京及地方）产生的十八大代表总规模逾百人，这将是影响中国未来5年经济政策走向的重要力量之一。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消息，中央金融系统共选举产生42名十八大代表。其中，四大国有银行的负责人——来自中国银行的董事长肖钢、行长李礼辉 ，来自工商银行的董事长姜建清、行长杨凯生，来自建设银行的董事长王洪章、行长张建国，来自农业银行的董事长蒋超良、行长张云全部当选。 根据《中国经济周刊》的不完全统计，约有111位来自中央或地方国有企业及金融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代表参加党的十八大。 毫无疑问，对于国企、国有金融机构的负责人而言，当选党代表成为其政治生涯中的重要荣耀之一，同时也是对其职业生涯的肯定。而他们中的佼佼者，还有可能“更进一步”。 按照党章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2002年举行的党的十六大选出中央委员198名，中央候补委员158名。其中，20位来自大型央企、金融机构和地方国企的负责人成为中央候补委员，而时任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的张庆伟，和时任中石化总经理、党组书记的李毅中当选中央委员。 2007年举行的党的十七大选出中央委员204名，中央候补委员167名，同样有20位中央候补委员来自大型央企、金融机构和地方国企。时任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的张庆伟，和原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康日新则当选中央委员。 1961年出生的张庆伟连任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如今已成为河北省省长。而遗憾的是，康日新因严重违纪， 在2010年10月党的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被撤销中央委员职务、开除党籍，后终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从央企高管向高级官员转型的不止张庆伟一人。现任福建省省长的苏树林，2002年就以央企中石油副总经理的身份入选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七届连任。 “更进一步”与企业地位有关 据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张希贤介绍，央企负责人的特殊政治地位有其历史沿革。国资委管理的央企大多前身是原国务院的有关部委，或国家部委直属的企业、事业单位。例如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前身是国家核工业部，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前身是第六机械工业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前身是航空航天工业部，中石油的前身是石油工业部等。 “原来的这些部长都是正部级、中央委员，后来转变为央企之后，虽说取消了行政级别，但仍享有部级或副部级待遇，经营的资产也相当庞大，旗下的员工上百万，掌握着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这是民营企业无法比拟的。” 自2003年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之后，国企改制10年至今，央企表现出了较强的盈利能力，利润水平从2002年的2405亿元增至2010年的8489亿元。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很多已跻身世界500强，成为代表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 张希贤分析，这是央企高管进入权力中心圈的重要基础。 “在选拔的时候，基本上是根据这些人所在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决定的，大多数时候，企业负责人在党内担任职务的大小是与企业本身的重要性直接关联的。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 “这在党内也曾引起过争论。”张希贤说，这是因为收入分配不公引起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高薪和掌权两者是否应该兼得，央企高管拿了高薪是否还应入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 根据国资委公布的数据，目前中央企业一把手主要负责人的薪酬平均是税前58万元。相比同级别的政府官员，这个收入要高出许多来。 此外，一些地方大国企的负责人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连任十六届、十七届两届中央候补委员，春兰集团首席执行官陶建幸亦曾连任中共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这两人均来自中国近年来发展最快、市场竞争最激烈的家用电器企业。 不过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人以民营企业家的身份担任中央候补委员或中央委员。 民企的红色简史 据公开报道，中组部已于2011年底完成了对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的人事考察，其候选人资格由全国工商联提名。 在2012年3月21日召开的全国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梁稳根作为湖南省唯一的企业代表受邀参加，受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接见。 多年以来，这位民营企业老板对中共表现出了极高的热忱。2004年入党之后，梁稳根发出感慨称：把党的事业和三一事业融为了一体，三一才真正找到了方向！ 他的办公室设在三一集团的“党委楼”里，作为湖南省党员人数最多的民营企业，三一集团共有党员5400余人，11位董事中有7位党员，下设59个党支部。据称，在集团中高层的会议上，梁稳根遇见新面孔便会问：你是共产党员吗？ 历届党代会上，来自民营企业的党代表，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甚或有成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可能，有赖于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企业家自身的信仰追求。 “这是莫大的光荣！”红豆集团董事长周海江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兴奋地说。他曾经是十七大代表，再次当选，“是一个巨大的惊喜”。 华西集团董事长吴协恩也很激动，内心充满期待。这是他第一次成为党代表。他的父亲、中国新农村建设最杰出的带头人、江苏省华西村前党委书记吴仁宝多次当选党代表。如今，吴协恩接过了衣钵。 在兴奋与激动之余，周海江、吴协恩都感觉责任更大了。他们很珍惜这难得的荣耀。 从7个到34个 曾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我国的民营经济非常疲弱。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民营经济得以复苏并逐步发展。 更大的转变发生在1992年。是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非公经济在中国蓬勃发展，并在国民经济全局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也渐渐地激发了民营企业家们参政议政的热情，他们参与角逐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并积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然而，“党内关于民营企业家能不能入党、能不能让他们成为红色商人的问题，始终带有一种左的倾向，认为他们带有剥削阶级的嫌疑。”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张希贤说，一直到了1999年至2002年间，中国共产党才提出了民营企业家入党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党对民营经济的重视程度和认识程度发生了很大转变。” 真正的突破源于2001年7月1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民营企业主定位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承认了他们劳动者的身份，要求在政治上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2002年，党的十六大对党章作出修改，把党章中党员发展对象里的“其他革命分子”修改为“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虽未明确指出民营企业主可以入党，但大会通过的报告列举了因社会变革而出现的社会阶层中，民营企业主成为六大新社会阶层之一。 而正是在这次大会上，江苏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森达集团董事长朱相桂、远东集团董事长蒋锡培、综艺集团董事长昝圣达、浙江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重庆南方集团董事长孙甚林、广东金潮集团董事长刘思荣等7位民营企业家，在党章作出修改之前，便以十六大代表的身份代表这一社会新阶层的先进分子率先亮相。 这在当时，曾引发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和议论。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一个重大信号，执政党对民营经济的态度越来越开明和开放。外媒评论：中国义无反顾走向“富强”。 在中央政策的鼓励下，民营企业老板们的入党热情进一步释放。虽然仍较发展一般的党员严格，但各级党委对优秀的老板入党问题的态度日渐开放。根据张希贤的估算，在现有的企业家党员中，接近一半的人在发迹之前已经是党员，这批人大多数从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下海。 “入党就入了18年！”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对此锲而不舍。最终，他在200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年，中央发展党员工作会议，要求广泛吸收非公企业主入党。 3年之后，他等来了更好的政治时机。 2007年，在十七大代表选举的方案中要求，“要有适当数量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党员”，简称“双新组织”。民营企业家代表于是成为“双新组织”代表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一年，梁稳根、周海江、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等17位民营企业家当选十七大代表。 2012年，党的十八大，这一阵容扩大到了34个。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说，这足见中国共产党对于民营经济的重视，说明党对民营经济本身高度认可，也让更多的民营企业家有机会参与到党的最高决策过程。 周海江明显感觉到了这一阶层的政治“参与感”越来越强，民营企业家也将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有机会参政议政、反映民营企业家的呼声，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制定过程中不至于被边缘化，将有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党也可以更好地把握民营企业发展的脉络、要素和结构，使非公经济的发展更有利于党的领导。”张希贤说，这标志着党领导着力点的转变。“十八大之后，民营企业会进一步获得大发展，和国企共同推进经济发展的新格局。” 在张希贤看来，非公经济奋斗到今天，占了举足轻重的多半边天下，党代会应该增加他们的代表席位，给予应有的政治地位。而党也需要更加广阔的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 代表非公经济中的2.8亿工人 在十七大代表选举的方案中还特别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有“适当数量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工人”。 今年，十八大代表中的民营力量，除了民营企业家外，来自民营企业的工人代表也明显增加。 当选十八大代表的李国锋是福建特步公司一名普通的仓库调度员，作为最基层的员工，他在这个企业打包打了17年，勤勉负责，从未出过差错。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此生从未想到过自己能当选党代表。“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荣幸，没有比这再高的荣誉了。” 李国锋的老板告诉他，这比考状元还要难。 17年前，从农村进城打工的时候，他原想着能吃饱饭就可以了。17年后，他是农民工党员的代表，带着他们对城市生活的诉求，与会十八大。 张希贤说：“国有企业拥有8000万员工，包括在编的和合同制的，非公经济组织大约有2.8亿员工，这些人成为中国新型的工人阶层，中共扩大非公经济组织中的党代表，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是为了这2.8亿的工人阶级，为了使他们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得到更好的保障。” 民企为什么这样红？ 企业家们相信，在中国的政治传统里，政治上的认可意味着企业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更好的发展环境。无论对个人或企业，将形成一笔珍贵的无形资产。也因此，企业家们的这种政治热情在政商关系微妙而复杂的中国，很容易遭来质疑：这是否会导致权贵与商业的结合和交易，从而扭曲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这样的质疑不无道理，社会上也确实发生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其政治身份牟取私利的个案。“应当提高警惕，民营企业党代表一定要实现角色的转换，不能利用党代表的身份为个人或企业谋私利。若不能实现身份转换，这完全有可能发生。” 红豆集团董事长周海江以为，良好的政商关系应该是民营企业要跟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走，而非跟政府某个官员走。 周海江对政策走向保持着极为敏锐的观察力。他说，胡锦涛总书记的“7·23”讲话，他至少看了十几遍，他对讲话中论及经济问题的那一句“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印象深刻，并从中看到了十八大之后的整个格局。 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张希贤认为，真正的企业家进入组织系统之后反而不敢乱来。 2001年开始，中央党校应有关单位的邀请，举办了一些民营企业家培训班。一时间，全国的企业家趋之若鹜。根据职能定位，中央党校主要培训、轮训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后备领导干部和理论宣传干部。由中央党校对民企老板进行培训是否合适曾在社会上引起颇多争议。也有人质疑，老板们进入中央党校培训是旨在建立与党的高级干部沟通的渠道。 据当年参与培训的一位教授透露，不少在中央党校内培训的中高级干部投诉，这些老板们给他们带来了困扰，他们在党校的宿舍被老板们拜访几乎毫无障碍。 2008年，《党校工作条例》颁发，中央党校不再举办民营企业家的培训班。 事实证明，即使无法跻身于高级别的政治舞台，一些企业家也会注重经营与官方的关系，以获取更好的政治待遇。 2009年，中央高层领导曾专门作出批示，要加强非公经济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民营企业中，培养和壮大一支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分子队伍。这一度成为全国各地工商联重要工作内容之一。 新当选的企业家代表们纷纷表态：“要跟党走、听党话。” 甘肃大禹节水集团董事长王栋说，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要想融入到国家发展的大环境中去，必须要跟党走、听党话，按照党的战略和宏观决策去走。 吴协恩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他的父亲、华西村的老书记吴仁宝始终教育华西人，要“心向党、热爱党，听党话、跟党走”， 最终把华西建成了闻名海内外的“天下第一村”。确立对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仰，实事求是地走华西特色的共同富裕之路，是他的首要准则。 周海江承诺，将努力带动更多的民营企业加快发展。 老板们是怎样当选党代表的？ 2012年5月14日，红豆集团董事长周海江光荣当选十八大代表，成为“生产和工作第一线”代表中的一员。 根据中央的要求，十八大代表主要由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生产和工作第一线的党员两大部分组成，代表必须要满足5个方面的要求：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正确的政治立场、良好的品德作风、优秀的工作业绩和较强的履职能力。并且，在选举的程序上，须经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反复酝酿、逐级遴选。 三轮遴选三轮差额 2012年初，周海江从江苏省各级党组织三轮遴选推荐的3.7万名人选中，成为90名代表候选人推荐人选名单中的一员。而这只是开始，接下来，他还要经历三轮差额选举。 周海江被列为考察对象，并征求省纪委意见。根据中央的要求，企业方面的人选同时还要征求工商、税务、质监、环保等相关部门意见。 3月30日，江苏省委常委会综合考虑中央对十八大代表的结构分布要求，从90名人选中确定84名候选人初步人选。4月6日至12日，周海江成为公示的84名候选人初步人选之一。 4月12日，江苏省委召开全委会，再在84人中进行酝酿讨论，差额投票确定79名候选人预备人选。根据中央的要求，全委会召开确定候选人预备人选之前，还向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通报候选人初步人选的情况。这是自十七大开始的做法，旨在扩大程序民主。 两天之后，中共江苏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差额票决确定了79名江苏省出席党的十八大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周海江就是在此次会议上进入了预备人选。 一个月之后，中共江苏省代表会议召开，差额选举产生68名出席十八大的正式代表（不含中央提名的两名）。周海江最后以769票光荣当选（会议应到代表883名，实到代表877名）。 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张希贤对《中国经济周刊》说，民营企业党代表的企业在本省份内的行业中必须是佼佼者。 但这仅是标准之一，根据统计，以省（区、市）为例，当选的生产和工作第一线代表中，获得过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和全国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等全国、省部级表彰的达到97.8%，这一比例比十七大时提高了2.1个百分点。 政治先进是关键 8月14日，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王京清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央还特别强调，要保证代表的政治素质，特别强调要重视代表的德，重视代表的党性。 34位成功当选的民营企业家代表，来自22个省（市），其中，江苏省最多，共有5名；山东省次之，共有3名；而民营经济较为发达的广东和浙江仅各有1名；其他省市各有1名或2名。另有9个省（市）无民营企业家当选，包括北京和上海。 张希贤介绍说，相比其他省份，江苏省和山东省的党建做得明显较好。尤其在苏南地区，许多民营企业的前身是乡镇企业，甚至企业的掌门人同时兼任着村党支部书记，因此，企业党建一直有其传统。 周海江就被誉为中国民企党建第一人。5年前，他在十七大江苏代表团讨论会上，曾专题汇报了企业党建工作，获胡锦涛总书记肯定。2011年6月，红豆集团党建工作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并编撰出版中国民企首套《党建工作标准》。 周海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几年，他一直致力于探索“现代企业制度+党的建设+社会责任”的发展之路，创造一种能兼顾企业、国家、社会利益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从而能有效地发挥党组织在职工群众中政治核心作用和在企业发展中的政治引领作用。 2007年，红豆集团实施“走出去”战略，在柬埔寨西哈努克港建立了11.13平方公里经济特区，并在那里建立了党支部。 三一重工也在美国、德国、印度和巴西等国，三一重工均建立了党支部。根据公开报道，三一重工的党委成立于10年前，现设3个分级党委、6个党总支和53个党支部，党员人数5186人，占员工总人数的9%。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说：“党建工作已经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核心力量。” 东方控股集团的丁新民既是董事长，又是党委书记。早在2006年，他已经明确要把企业创办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企业，要走出一条新的路来。“要想实施董事会决定，必须有党的领导，才能实现你的目标。”丁新民说，他们始终坚持“两手抓”，董事会抓生产和安全，党委抓思想和精神。 丁新民对内进行收入分配改革，“为妥善解决中国现阶段的收入分配难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来自基层成为竞争优势 中央明确要求，适当增加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党员代表名额，较大幅度提高工人党员代表的比例。突出基层一线导向为十八大代表的又一特征。 从选举结果来看，江苏省选举产生的70名十八大代表中，生产和工作一线党员27名，占到了38.6%，比十七大时提高了7.7个百分点。 周海江对《中国经济周刊》说，来自基层和一线，成了他的竞争优势。作为改革开放初期最早辞去公职到乡镇企业创业的大学生，周海江从一个最基层的乡镇企业员工起步，已在基层工作25年，党龄26年。 同样来自苏南基层一线的吴协恩与周海江不同，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杰出代表，他兼任着华西村党委书记和集团董事长。在与政治相关的场合，村党支部书记是他的主要身份。“他当选的主要因素是村党支部书记的身份，而非企业家身份。”张希贤分析说。 与吴协恩相似，其他7位“村书记”亦是同样的理由当选：江苏滨海县滨淮镇东罾村党委书记薛正红、江苏省常熟市蒋巷村党总支书记常德盛、天津北辰区双街镇双街村党委书记刘春海、陕西渭南市临渭区盈田村党支部书记雷洋洲、山西河津市龙门村党委书记原贵生、山东菏泽市东明县武胜桥乡玉皇庙村党总支书记王金书，以及河南漯河市临颍县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 5年前，来自明星村的村干部们还都被视为“村书记”党代表，但昔日的明星村已经演变成了成熟的大企业集团，“村书记”们的企业家身份于是在社会上被突出强调了。如今的大集团亦非昔日的明星村可比，大集团的乡土气已经越来越少了。 吴协恩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与父辈已经不同，“老一辈喜欢‘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把力气花在做实业上，但我喜欢做资本运营，对资本市场、对智力劳动很感兴趣。有句老话叫做‘吃力不赚钱，赚钱不吃力’，我对投资工厂不是特别感兴趣。” 这几年，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金融产业的布局上。据他介绍，2005年起，华西集团先后成立了2家投资担保公司和1家典当公司。2011年，他们一个70多人的金融团队，创造了超过5个亿的净利润。未来，争取花5年时间，在上海成立华西金融控股集团，最终将形成“控股集团在上海、金融中心在无锡、财务公司在江阴、指挥总部在龙希”的新格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选的企业家代表中，农业科技企业家获得了相当的席位。最著名的是登海种业董事长李登海，他被称为“杂交玉米之父”，是比“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富裕的“中国科学家首富”。他曾当选十四大、十七大党代表。 河间市国欣农村技术服务总会会长、国欣科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卢怀玉作为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代表将出席党的十八大。据人民日报报道说，卢怀玉被誉为科技兴棉领军人，十几年间，他带领科技团队培育出多种棉花良种，填补了一项又一项国内技术空白。截至目前，全国已有1.3万多棉农从他的科技培训中受益。 安徽新丰种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葛浩新是安徽省唯一的民营企业家党代表。这在安徽省历史上尚属首次。在媒体的报道中，葛浩新“既是农业专家，又是农技专家和气象专家”，从1998年开始租赁承包土地，后成为安徽省首个年粮食产量超万吨的种粮大户。在阜阳市，葛浩新承包的土地面积已达1.2万多亩，为安徽土地流转走出了一条创新的成功之路。 此外，来自农业产业的企业家代表还包括，广西大玉余甘果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黄丹红、光合蟹业董事长李晓东、海门市包场镇海盛生猪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唐慧娟、青海省德令哈市牧人福利有限公司总经理才层玛，他们或者是科技种养的能手、或者是杰出的农民。 而所有这些农业企业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不仅自己致富了，还带动了一大批农户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