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 复旦大学教授 张晖明 清华大学教授 孟 捷 云南财经大学教授 周 文 主持人 光明日报记者 张 雁 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高发期，一旦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就可能掉进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迅速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目前人均GDP约4400美元。然而近年来，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问题不断凸显，加之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明显的放缓趋势，再次引发了对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为此，本刊特邀请三位学者，就这一主题展开了对话。 现象or理论：为何关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主持人：近几年，在媒体及专业文献中都大量谈到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问题，并已成为学术界一个持续的研究热点。为什么国内外都对这一问题如此关注？ 张晖明：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在取得一定发展成绩、跨入中等收入水平国家行列以后，发展后劲乏力、发展速度下降、人均收入难有明显增长而提出的一个概念。在讨论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时，人们常借用这一概念，以警示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讨论中国经济发展是否会面对“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如何防止跌入“陷阱”，需要认真总结我国的发展成就和发展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借鉴曾遭受“中等收入陷阱”困扰的国家的经验教训，研究如何保持发展后劲这一课题。 实际上，我们已经认识到，既有的发展模式已不适应新阶段的需要，并明确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任务，主张从既有的外源式经济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资源消耗性经济发展，转向内生性经济发展、协调内需市场与外需市场关系的发展、资源环境友好型经济的发展。在此背景下，讨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可以为推进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一定的理论启示。 孟捷：我想这种热潮跟下面两点有关：第一是国内因素。从2004年“郎顾之争”，到2006年“反思改革”，以及最近两年关于改革模式的讨论都表明，中国的经济改革已步入一个新的时期：一方面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也渐次显露。过去一度显得有效、也一直在推行的许多制度和政策，是否足以保证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开始成为人们思考的对象。第二是国际因素，即2008年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形势的恶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国际背景。 周文：经济发展速度的回落和有所下调，并不意味着一定碰到“中等收入陷阱”，更不是已经跌入“陷阱”。我同意前面两位的看法，必须充分肯定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认真总结成功经验，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讨论是否存在发展的“陷阱”，以及如何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的发展和面临的问题有自己的特点，还是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来加以研究。 主持人：经济学理论中没有“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它其实是世界银行在其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的一个现象。关于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理论界似乎还没有达成共识。各位对这个问题有什么认识？ 周文：“中等收入陷阱”既是一个现象描述，也是一个需要系统研究的理论问题。对于中国而言，尤其需要提防重蹈“拉美现象”的覆辙，着力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收入分配是不需要关注的，理由是：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差距过大是必然的，但到了一定阶段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差距自然会缩小，进入收敛阶段。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不承认有“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认为经济发展自然会迈过中等收入阶段。但实际上，拉美这些国家正是因为收入差距过大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 张晖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讨论这个问题，并不是西方理论的发展引出我们讨论该问题的，而是中国发展方式转型的现实引出了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我们对这个话题的关注是问题导向，不是理论导向。就是说：不是西方有了这个理论所以我们才关注这个问题，而是因为我们发展方式转型的现实提出了这个问题。 主持人：如何判断是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有通行的测度指标吗？比如中等收入阶段持续多长时间便被认为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张晖明：目前还是基于世界银行根据国别经济发展统计和发展水平所划分的高、中、低收入国家来判断的。如果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失去经济发展的动力，在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中不具有竞争生存能力，人均收入始终徘徊不前，就会担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比如，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在收获“改革红利”、“人口红利”之后，如果不能尽快积累形成内生增长能力，亦即资本积累形成能力、自主创新能力、体制和管理的创新能力，就会形成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处于不利的局面，这也是“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一个侧面。 周文：“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经验性的概念，因而不能以一个僵硬或者明确的标准来认定。这一现象的产生不是由单一原因导致的，是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从全世界看，收入差距过大虽不是判断是否落入“陷阱”的标志，但它加剧了社会阶层的不平等，导致的社会问题会侵蚀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很可能引发一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一旦落入，徘徊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比如，智利徘徊了40年，乌拉圭为38年。 孟捷：我同意两位的看法，“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普适的理论命题，是在某些国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为什么人们开始把这个假设运用于中国经济？这是值得深思的。在我看来，中国的增长和发展，有三个历史镜子可以照一照。一个是拉美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故事，这是经济发展失败的例子，也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型；另外两个是成功的例子，一个是“亚洲四小龙”，这是经常被人提起的，还有一个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后经历的“黄金年代”，即所谓Golden Age。对这两个成功的例子，国内还鲜有研究。在我看来，研究失败的例子和研究成功的例子同样重要。 2007年，世界银行在其第四份东亚经济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中指出：“在过去50年中，许多国家从一贫如洗的收入水平升到了中等收入水平。然而就在这段时间内，在欧洲以外，只有少数国家从低收入水平跃升到了高收入国家。世界上最失落的地区当属拉丁美洲，它的很多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根本就停止了增长。”拉美的教训，对东亚，对中国，都极其重要。 陷入vs跨过：其他国家的经验与教训 主持人：是否只有新兴市场国家才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发达国家在经历发展中阶段时也面临过相同的问题吗？ 张晖明：回溯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人们将“先发展”与“后发展”分为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即所谓“内源式”发展与“外源式”发展。发达国家处于发展中阶段时，世界经济秩序还处在一种比较“蛮化”的境界，如今几个主要的发达国家，基本是基于内源的经济实力所支撑的军事实力，在资源获取和产品输出方面掠夺“殖民地”国家利益，或者说发所谓的“战争财”，迅速形成较强的经济总量与科技实力，从而掌握了市场规则和技术标准的“话语权”，引领了全球化发展的潮流，并从中获取经济博弈的收益和自我积累发展能力。所以，在它们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似乎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可以引进和利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等外部资源，因而呈现出“外源式”发展的特点，由此可能出现如果后起者不能在第一发展阶段形成内生增长能力，就极有可能形成对发达国家技术的依赖，沦为发达经济体的附庸，从而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周文：其实，发达国家也同样面临过“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只是它们提前解决了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发展问题，才成功跨过了“陷阱”。比如，英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为减缓收入不平等的状况，采取税前收入政策和财产性再分配政策等措施，大大降低了人均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孟捷：我刚说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经历的“黄金年代”，和亚洲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的问题和矛盾。比如，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是非常高的，这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障碍。对外资的认识，过去一直有偏差，最近余永定和路风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文章，我认为有纠偏的作用。对外资要一分为二地看，在改革之初，外资对于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有贡献，因为它们打破了计划经济的传统格局，引入了竞争。但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在今天，吸引外资常常抑制了中国自身创新能力的培育。从世界史来看，没有一个国家是依赖外资最终成功地发展起来的。拉美一度依赖外资，带来的是“失去”的二十年。 主持人：日本以及当年的“亚洲四小龙”成功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而后来的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却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不同结局的原因何在？ 周文：日本在中等收入阶段，非常注重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首先，日本政府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来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其次，为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日本政府一方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另一方面实施工资倍增计划。韩国也是如此：首先，降低了工薪收入者的税率，实行了综合个人所得税制，并对储蓄与投资所得单独设计税率；其次，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增长第一，分配第二”的政策。 相反，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因为忽视了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社会分化严重，冲突不断，分配体系不适应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需要，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能力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大大减弱。 因此，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蛋糕做大。到了中等收入阶段，怎么分蛋糕就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如果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就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张晖明：全球化给他们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制造了新的外部机会。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亚洲四小龙”顺应全球化潮流发展起来，其实当时，他们内部已经出现了结构性问题。韩国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借助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实现了经济增长，跨过了中等收入阶段。与日、韩相比，拉美当时就没有这样的外部机会。中国要重视这个前车之鉴，今天的中国也不可能有日、韩当年那样的外部机会了，因为没有这么大人口体量的经济体来为中国提供市场。 内生因素&外生因素：中国怎样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主持人：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GDP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与那些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相比较，中国经济表现出哪些特点？ 张晖明：除了发展阶段和环境条件的不同以外，还有中国的特殊国情、人口规模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巨大的内需市场，还有自身的体制特点。比如，中国的地区发展差距较大，东、中、西部，以及南、北部的差异都较大，在产业结构、人口分布结构、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程度等方面形成了典型的区域间差异特点。即使是以常用的国民收入水平、内生能力来讨论“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可能原因，我们不同企业、不同区域之间也是有很大差异的。 孟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前提，是构建一系列制度，使全社会的剩余能够充分转化为生产性投资和创新，而不是奢侈性消费和资产投机。目前政府对房地产价格的抑制政策是必要的，因为它是创造上述前提的必要条件，即逼迫各渠道产生的剩余，最终不是流入投机和非生产性消费，而是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创新。 发达国家战后“黄金年代”的形成原因有两个：其一是在第三次技术革命基础上实现的生产性投资和创新的热潮，其二是在此基础上实现的农业劳动力的工薪阶级化和与此相应的城市化。我认同这种观点，即“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可以概括为“农业劳动力的半工薪阶级化陷阱”。我国目前大规模半工薪阶级化的农民工的存在，一方面看是改革的成就，但从另一方面看，如果这些人不能彻底脱离土地，真正转为市民，中国就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因此，跨越“陷阱”的问题实质上是现代社会结构能否形成的问题，这其中，农业劳动力的工薪阶级化是关键。 周文：与拉美国家相比，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有相似性和差异性。相似的是社会风险，比如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不同的是经济风险，比如，经济增长的传统比较优势在退化，面临产业空心化、产业结构升级困难、经济增长的内驱动力不足等问题。 主持人：中国目前高度依赖外需市场的发展模式，被认为是可能导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另一方面，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内需不足、全要素生产率低等内部因素也是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巨大障碍。请问各位，中国要跨过“陷阱”，最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周文：探讨中国如何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其实质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很多人认为收入分配不是导致陷入“陷阱”的原因，只是发展过程中的现象。但我认为，这恰恰是关系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关键。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富人收入消费倾向低，穷人没能力消费，最终会因内需不足导致经济增长乏力。因此，中国要避免落入“陷阱”，关键要把收入分配问题解决好。 张晖明：拉美国家之所以落入“陷阱”，是因为他们步入中等收入阶段的驱动力量不是内生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都是借助经济全球化、引进大量外资与外部技术、依托外部市场等途径，进入到了中等收入阶段的。正因为是外生的驱动力量，所以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停滞不前，收入分配不合理等问题会不断加剧，以至于继续努力创造的积极性下降。 我认为，驱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力量，应该是经济体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我国近几十年体现为“改革红利”，比如放权让利、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导致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等等。体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表现为：体制自身的纠错能力、系统配套能力、协同能力。必须承认，我们今天的体制在协同能力方面还存在着很大不足。 孟捷：我也认为关注的重点应是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驱动力。二战后发达国家出现了一段时期的繁荣发展，对此有不同解释，一种观点与周文教授相似，即收入分配的观点：战后出现劳资关系的妥协，雇佣劳动关系出现重大调整，从而使大多数人的收入增长获得了制度性保证，进而对消费品需求形成制度性保证，并进一步刺激投资，投资增长刺激利润，利润增加又促进新投资，最终形成良性循环。 这正是调节学派（Regulation Theory）对战后“黄金年代”之所以产生的著名解释，即把收入分配的制度性改善作为“黄金年代”经济增长的唯一重要基础。但这个理论观点是片面的，因为它的核心假定之一，即产出和消费的并行增长，在一个以利润为目标的经济制度中是难以长期维系的。事实上，促进了战后“黄金年代”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在第三次技术革命基础上实现的投资高涨。那种把收入分配作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重要前提的观点，在理论上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调节学派的影响，把问题简单化了。 主持人：三位教授对于我国如何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形成了两种观点：周文教授认为重点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张晖明、孟捷教授认为是要提高经济增长的内生驱动能力，孟捷教授更明确指出，这一内生驱动力应是基于技术创新基础上的扩展型投资的大规模增加。那么，还有什么办法有助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张晖明：中国是借助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机会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将来必须考虑：后续的技术创新能力是否培养出来了？是不是还有新的外部市场需求给你创造新的发展空间？今天，发达国家面对金融危机已紧缩了消费，导致我国的出口非常困难。在此背景下，周文教授讲的是对的：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自身GDP实现的外向依赖度几近70%，经济运行和产出的稳定性必然会受到外部经济体的影响。但要注意，即使是借助重视收入分配等手段，通过启动内需来推动生产发展，最终还是要聚力于内生性的、驱动经济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技术因素、组织因素和体制因素。可以说，解决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根本措施还是要解决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条件和生产力条件。 孟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意味着最终实现了现代化和工业化。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转移出3亿左右农村人口，还有2亿多没转移出来。为什么没有转移出来？因为中国经济还不存在足够完善而发达的分工体系和国民价值链，还没有形成扩展型投资的浪潮，从而在一个足够高的工资水平上吸纳他们就业。因此，应改革那些妨碍了生产性投资和创新的制度结构，不能离开这些一味强调收入分配的改革。 周文：我们的观点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从中国的优势来看，过去有劳动力比较优势。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剩余分配中劳动的份额要上升，资本的份额要下降。资本分离出来做什么？当然是推动技术创新。劳动份额的增加，就是深化体制改革。 张晖明：收入分配方面的改革调整可以是近期着力推进的工作，这有助于协调内外需关系，找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消费需求推动因素，有效防止跌入“中等收入陷阱”。长期需要解决的问题，则涉及到国民收入分配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这需要通过财税体制、投资体制、产业规制方式、资源定价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等方面的改革来予以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