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心血管专家胡大一在第23届长城国际心脏病学会议上表示，“今天大家都非常迷信支架，崇拜搭桥。它对急性心肌梗死非常有效，但根据现在的统计资料，一半的支架都不靠谱儿。因此，在稳定的情况下，我作为心脏科大夫不建议做支架。”（10月14日《中国青年报》） 其实，有关心脏支架背后的过度医疗以及医德不堪，早已不是秘闻。一旦有心脏疾患，很多医院和医生，都会推荐搭支架，以致这样本来属于高端和精密的手术，如今渐有泛滥之势，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每台心脏介入手术平均使用约1.6个支架，依此推算，2011年中国介入支架使用量超过65万个。 伴随如此大的支架数量，则是隐匿其后的暴利现实。正如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提到的那样，安装一个心脏支架，患者要支付比出厂价格高数倍甚至十几倍的钱。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 反思这样的不堪局面，踉跄的医德难辞其咎，在利益和患者的健康面前，很多医院和医生将患者利益放逐。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件“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的事，但其背后，则是医患关系和医患互信的对立与裂痕，是以药养医、以器械养医成为医生收入主要来源的不争注解。 剔除心脏支架之类的过度医疗以及暴利医疗，当是医德重建和卫生监管的当下必须，唯有严肃监管，医德回归，方有可能革除暴利和过度的医疗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