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展
两对母子的生死17小时
“涉及4人安全，不能有闪失”
两个父亲特意穿了红T恤
手术室外，两个年轻的爸爸在等待。
21岁的刘祥（哲哲的父亲）和25岁的罗开志（团团的父亲），不约而同穿着红色T恤，半倚在手术室外的墙上，表情凝重，默不作声。
许久，刘祥瞟了一眼罗开志说，你看这T恤，今天特意穿的，红色，喜庆，希望孩子和老婆手术顺利。
罗开志勉强一笑，不说话。
其间，医生告知，两个大人的手术预计下午4点结束，孩子的手术得到晚上11点，建议他们到病房休息。
两个父亲似听非听，仍紧挨着蹲在手术室外，不时叹息。
时间一分一分过去。
罗开志突然起身，下到8楼病房。刘祥看罗开志离开，也跟着下楼。
俩人在病房转悠了一圈，旋即返回，继续在病房外等待。
从8楼病房到9楼手术室，22个台阶，两人走了十多次。
每次都很匆匆，却漫无目的。
17小时生死角逐宣告胜利
下午3点多，手术室门打开，医生提着一个黄色塑料袋走出来。
这是团团切下来的肝脏，两个手掌大，黑黑的。
罗开志和刘祥马上凑过去。
看着儿子的病肝，罗开志眉头紧锁，双手颤抖，眼神中慌乱。
刘祥拍了拍罗开志的肩膀，两人又重新蹲下。
过了一个小时，铁门再次打开。
医生推出躺在担架床上的罗丹，刘祥看着还未苏醒的妻子，轻吐一口气。他和医生一起将妻子护送到ICU病房，又蹲在手术室外。
“老婆没事儿，睡得很平静。”刘祥像是自言自语，也像是鼓励罗开志，让他不要担心。
“相信孩子也一样坚强。”罗开志说。
晚7点12分许，尹春林也被推入ICU病房。
此时，罗开志和刘祥轻松了一些，两人约定，等孩子和老婆手术完毕，两个家庭要“锁定亲情”，“团团和哲哲，血管里流着两个家庭的血液，肝脏也是两个家庭的，俩人以后有两个爸爸妈妈。”
晚9点23分，团团被推出手术室。哲哲还在手术室内，医生说还要2至3个小时。
今日凌晨1时，哲哲被推出手术室，这场耗时17小时的生死角逐，宣告胜利。
此时，团团和哲哲却在病房闹起来。
不听姥姥的话，团团只认妈妈尹春林。哲哲也只顾张大嘴巴哭，任凭父亲抱着他，给他学骑马的声音。
闹了一会儿，他俩都累了，一个睡在婴儿车里，一个睡在姥姥的臂弯里。
上午9点，罗丹的手术首先开始。
没过多久，手术室向8楼护士站发出通知，准备半小时后去接哲哲和团团。
手术的总负责人是北京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沈中阳，对这个1993年就从事肝移植手术的权威专家而言，这次手术并不是最复杂的。但手术前他坦言，由于涉及两对母子的手术安全，如若出现任何闪失，都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于是，他决定参与4台手术的关键环节。
由于一个人无法同时参与两场手术，尹春林的手术被安排到稍后开始，与罗丹的手术相差16分钟左右。
上午10点35分，团团和哲哲先后被送到9楼手术室，加入到手术的行列中。
北京武警总医院综合楼9楼，共有6个手术室，4个被此次手术使用。
3米多宽的手术室门禁，“哗啦啦”被拉上，两个家庭的“换肝”手术开始。
医生穿梭于4个手术室
手术前评估时，发现罗丹的肝脏体积较小，手术中她的左肝外叶游离进展顺利。
眼看供体快被游离出来，陈新国着急了。
“快快，快把手术做完。”说着，他快步走入隔壁的手术室。这是团团所在的手术室，已被麻醉的团团准备游离病肝。
两对母子，4个手术室。移植科的医生，除了值班的外，都出动了，足有15人，“算上护士，得有数十人。”沈中阳说，手术过程中人手不够，值班的人员也进来帮忙。
手术室的隔离门不断重复着打开、关闭、再打开的节奏。
从手术室内传来的手术预计完成时间一变再变，从晚上10点，到11点，再到12点。
随着手术的进程，一些意想不到的难题也考验着医生们。
时针转向下午5点05分。
沈中阳教授背着双手，大步流星地从团团所在的第六手术室出来，走向哲哲所在的第五手术室，“那个（团团）该吻合胆道了，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哲哲接受葛西手术后，曾造成腹腔感染，导致腹腔被打开后，粘连迹象较严重，影响了手术进度。
数十名医护人员参与“换肝”手术
正在做手术的母亲罗丹。昨日，两母亲“换肝”救子，4人历时17个小时手术后，“换肝”宣告成功。新京报记者 周岗峰 通讯员 陈姝 摄
昨日凌晨3点,新国使劲揉揉眼睛。
这个北京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的主任医师，刚结束一场耗时7小时的肝移植手术。
从9楼手术室走出，他直接走进办公室，为准备一场特殊的“换肝”手术，陈新国决定在医院将就一晚。
8层两个相距10米的病房里，两对母子也在等待这场手术。
罗丹和儿子哲哲睡得很香；为了让女儿尹春林睡个好觉，宋女士抱着外孙团团在走廊里来回踱步。
5个小时后，罗丹、哲哲、尹春林、团团，4个人将面临一场生命大交换。
两位母亲先被推进手术室
上午7点，陈新国从办公室爬起来，吃了些点心。
哲哲和团团，两个不满一岁的孩子，从凌晨4点后就被要求禁止进食，此时饿得哭个不停。
即将上手术台的罗丹和尹春林，此时还得想办法哄孩子开心。
尹春林把儿子团团抱到病房窗台，让他看窗外的蓝天。
走廊里，20余家媒体的记者早已等候在此，每当罗丹走入走廊，就会被长枪短炮跟随。
很快，护士们开始清场。
时针指向8点04分，尹春林躺在手术床上，被推出病房。
进入电梯前，以往爱开玩笑的她，突然掉泪了。
“别怕，睡一觉就好了。”护士们伸手抹去她的眼泪。
不一会儿，罗丹的手术床也跟了上来，当记者冲她竖起大拇指时，她笑了笑。
按照手术安排，两位母亲被推进两个手术室。
首先是麻醉师为尹春林和罗丹实施全身麻醉。
丈夫与术后妻子通话
昨晚9时许，哲哲所在的病房内传来了好消息。医生告诉哲哲父亲刘祥，罗丹醒了。
兴奋的刘祥向医生提出一个请求。“能和罗丹通电话吗？”
在医生的协调下，刘祥听到了妻子的声音。
“手术很顺利，你不用担心，宝宝也快出来了。”刘祥激动地说。
“嗯。”罗丹回应道：“我口渴、饿了。”
为了不影响妻子的恢复，通话持续了约一分钟。
刘祥悻悻地挂掉了电话，脸上笑开了花。
今天，哲哲刚好满10个月。
病房外，刘祥拿着罗丹的手机，登录了胆道闭锁互助QQ1群，将两家的情况与群内的网友一起分享，网友们纷纷送上祝福。
■ 新闻回放
10个月大的哲哲和8个月大的团团都患有先天性胆道闭锁，肝移植手术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但各自的父母因为血型或其他原因无法为自己的孩子捐肝。两位妈妈在QQ群中发现她们与对方的孩子血型相符，可以为对方宝宝捐肝。于是，两位年轻妈妈决定在武警总医院“易肝救子”。武警总医院表示，这也是全国首例肝源互换移植手术。
■ 追访
尹春林手术为何晚完成4个小时
昨日，陈新国介绍，术中难点在于供体血管较短且细，而受体相应管径也比较细小，所以操作基本都是在放大镜和显微镜下进行，以达到精准吻合，避免造成血管狭窄，以引起血栓。
陈新国称，下午3时许，即可完成2位母亲的手术，但记者发现，尹春林昨晚7点12分，才被推出手术室，比预计时间晚了足足4个小时左右。
4人中，由于在术前评估时，尹春林的肝脏体积重量相对较大。据陈新国解释，医护人员切除尹春林的左肝外叶后，对其做了一些诸如超声、胆道造影等检查，以确保供体的安全。
同时，医护人员发现尹春林的供肝与受体的重量比超过规定标准，可能导致受体身体机能无法接受供肝移植，所以在灌注修整阶段，适当减小了供肝的体积，也耗费了一定时间，造成尹春林手术时间较长。
孩子排异率高于成人
今日凌晨1时序，尹春林、罗丹及团团、哲哲的手术都已完成，并宣告成功。
陈新国介绍，由于供体肝脏移除部分未超过60%，而肝脏术后仍可代偿性增生，所以对两位母亲的影响不大，顺利的话，术后2-3天内即可下床，一周后身体就能基本恢复。由于相对成人而言，病婴出现术后排异几率要高，所以针对小孩的抗排斥药浓度要比成人高些。
陈新国说，受体术后可能会出现不同阶段的并发症，如早期的出血、胆漏并发症和晚期的感染、排斥并发症，但医护人员会针对每种并发症进行严密监测。
“孩子们术后可能要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陈新国说，随着时间延长，免疫抑制剂的剂量就会逐步减少，最后维持一个很低剂量的水平。
据悉，北京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小儿肝脏移植手术做了一百多例，孩子的一年生存率现在在我们中心达到了97%，五年生存率能达到90%以上。全世界第一例小儿的肝脏移植已经活五十多年了。
9月10日，两对母子在医院等待换肝移植手术。团团和妈妈尹春林。
哲哲和妈妈罗丹。
昨日，患先天性胆道闭锁患儿哲哲（化名）和团团（化名），终于等来交换活体肝移植手术，为他们提供肝源的，正是对方的母亲罗丹和尹春林，两对母子的血型，正好互相一致。
手术从昨日8时许开始，截至晚9点半，罗丹、尹春林和团团相继被推出手术室。今日凌晨0点40分，哲哲的手术也顺利完成。
据北京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沈中阳教授介绍，此为全国首例交换活体肝移植手术。
两位妈妈左肝叶被切除备用
昨日上午8点10分许，两个孩子的妈妈罗丹和尹春林先后被推进手术室，进行麻醉手术。10点30分许，团团和哲哲（化名）被送到手术室。
参与主刀的北京武警总医院主任医师陈新国介绍说，手术中，需先对两位妈妈全身麻醉，利用超声水刀切除部分左肝外叶。手术中，罗丹被切除约230克左肝外叶，而尹春林则被切除300余克。
供肝被取下后，医护人员紧急利用器官保存液灌注，然后对其中血管、胆道等进行适当修整。
与此同时，医生先对两个孩子的病肝进行游移处理，随后，将供肝植入受体体内，进行肝静脉、门静脉和肝动脉吻合，并进行胆肠吻合。
4台手术共耗时近40小时
昨日下午3点58分，罗丹率先结束手术，被推入ICU病房，约3个小时后，尹春林也完成手术，同样被推入ICU病房。北京武警总医院麻醉手术科主任医师韩曙君称，为安全考虑，才将两位供体安置在ICU病房观察一晚，预计今日即可回到普通病房。
昨晚9点23分，团团也结束手术，被推入ICU病房。今日凌晨0点40分，哲哲的手术也顺利完成。院方统计，四台手术共耗时近40小时。
医生称互换移植超越医学范畴
沈中阳教授介绍，就手术技术层面而言，与其他肝移植手术相比，不同的是可能带来的感情压力较大。“如果其中有一个孩子恢复不好，而另外一个孩子手术后恢复较好，可能会给其中一家孩子家庭带来压力，就世界而言，这已经超越医学范畴，是伦理学以及社会学关注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