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中小学传统的开学日。湖北麻城市顺河镇3000余名学生却需要自带课桌报到。整个顺河镇有5000多名学生，开学前约2000套新课桌被分配到镇上小学，仍有3000余人缺课桌。因此有的学生把茶几拿来当课桌，而留守儿童只能由年迈的奶奶扛着桌子为其报到.想想看，3000多名学生和家长扛着课桌去学校报到，如此声势浩大的场景何其壮观。然而，这并非啥美丽的景观，相反却是一道令人心酸的“风景”。
自备课桌为谁上了“开学第一课”？
新的学期开始了，但湖北麻城市顺河镇3000余名学生却需要自带课桌报到。有的学生因此搬来茶几，而留守儿童只能由年迈的奶奶扛桌子为其报到。
一方小小的课桌对于中国农村的义务教育而言，它的象征意义是十分明显的。统一崭新的课桌椅，体现了国家对未成年人受教育权利的有力保障。但有的地方从上一代人到这一代人，自带课桌椅上学已经成了传统，在很多城市人看来，这简直违背常识。校舍不稳固，桌椅不齐全，器材和设施不完备——这样的义务教育，其品质还值得人信任吗？
钱当然是个主要的问题，政府的财政投入值得深究。平常，我们多见的是各种条幅与口号，各种针对贫困地区的捐赠，可令人想不通的是，长久以来为何建好一幢房子、摆好桌子板凳就这么难？有地方采购一套桌椅的价格为160元，3000人所需也不过480000元。这是多大的一笔“巨款”呢？2010年河南洛阳孟津县的一些中小学要求部分新生自带课桌椅，曾引起巨大批评之声。这个县可是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双双突破百亿元大关的百强县，而且2008年当地就曾安排过6亿元资金专门解决课桌问题。那么钱用到哪里去了呢？直到现在也没人知道。所以，到底是没钱投入，还是不愿投入，抑或喂到了贪腐的肚子里？
而在整个教育评价体系当中，由于存在以分数成绩为主的功利性导向，高分学生越多的学校，自然越容易受到领导重视，也就越容易获得各方资源。这些高分学生很多是从一般的乡村小学、中学逐级往上抽取，进入到地方上的强势高中，然后升入大学；很多孩子为了“读书改变命运”，也就不甘于在一般的乡村小学、中学就读，想法设法地寻求优质教育资源。如此一来，最基层的乡村学校出不了人才就逐渐凋敝，聪明学生的集中又导致有优势的学校对其他学校造成挤占，最后的结果，无外乎是乡村精英的离开，普通孩子的教育遭到漠视与遗忘。
话说到这里，我又觉得钱不是个主要问题了。如果农村义务教育的疑难杂症是花钱就能完全解决的，那就只是个政策和经济问题。但显然，农村孩子自带课桌上学的背后，隐藏的是行政手段的效率低下和靡费，是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权利的牺牲，是抽离了优秀人才后丢掉了反哺的责任。
据说，为实现教育投入占到GDP总量4%的目标，日前有个“4%办公室”成立了。同是加桌子，教室难而办公室易。看来桌子虽小，却也是个一窥全豹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