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亚，有太多挥之不去的阴影制约着几个邻国间的正常交往。连日来，韩国和日本围绕日本天皇是否应就历史问题道歉展开激烈外交战，韩方称天皇若想访韩就应真心道歉，日方则认为韩国总统“外交失礼”并要求韩方道歉，还有舆论说“如果这样，恐怕天皇100年之后才会访问韩国”。面对韩日“天皇谢罪”之争，美国默不作声，但有分析认为，正是美国的私心改变了东亚本该出现的历史轨迹。正如一名韩国国际问题学者所言，历史留下的这笔孽债只能靠韩日等国政治家拿出相应的智慧和勇气去解决。 日宣称受到韩国“公开羞辱” 韩日两国1965年建交后，日本天皇还没有访问过韩国。因韩日独岛（日本称竹岛）之争，韩国总统李明博8月14日在一次公开活动中表示，“加害者（日本）会忘记，但受害者（韩国）不会忘记”，并表示“如果（日本天皇）只是前来表达痛惜，就没有必要来”。类似这种令日本人“浑身不自在”的说法在过去30年也曾被韩国领导人多次提及。韩国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和金泳三任职期间，都向日本提出过天皇道歉的问题。全斗焕1984年访问日本，日本裕仁天皇在欢迎晚宴上表示，对日韩过去的历史感到非常遗憾。这是日本天皇首次就历史问题表示歉意，但韩国国内认为日本天皇的表态没有诚意。 多年以来，韩国国内依然强烈要求日本天皇“用明确的语言”对侵略历史表示“谢罪”。韩国外国语大学国际学院教授康俊荣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日本天皇作为日本的象征，直到现在对殖民时期所犯的罪行以及慰安妇等问题都没有进行过正式道歉，只是用过“遗憾”、“痛惜”等几个简单的词语。为了韩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韩国政府和民众都希望日本天皇能够进行有诚意的道歉，对日本过去所犯下的罪行进行反省。 负责日本皇室事务的宫内厅已对韩国总统的发言表示“不理解”。据日本《朝日新闻》16日报道，宫内厅相关人士称，“如果这样恐怕天皇100年之后才会访问韩国”。对于韩国元首提到的“天皇谢罪“，日本一些政要表现出不依不饶的架势。8月23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在出席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时，要求李明博就“要求日本天皇道歉”一事道歉。据韩国《朝鲜日报》23日报道，未来日本首相的有力竞争者、民主党政调会长前原诚司称，“天皇是国家元首”，韩国总统及外长要求日本天皇道歉的言论是“不能容忍的”。 日本《产经新闻》21日评论称，韩国方面的“天皇谢罪”是一种“通过揪住历史问题，在现实问题上向日本施压”的策略，试图将脏水泼到“日本国民精神的支柱”天皇身上。日本右翼政客、团体和激进民族主义者纷纷借李明博的发言大造舆论，称韩国“公开羞辱日本”，“试图把脏脚踩在日本的脸上”。还有日本右翼团体嚣张地表示，既然慰安妇等历史问题“存在伪造的可能”，那么天皇就更没有理由向亚洲国家道歉。日本国内杂志《回声》发表言论称，关于日本二战时“所谓的侵略历史”“必须重新认识和解读”，“日本对于战争责任的认识不应由韩国人或中国人来帮助确定”。 韩日民间态度针锋相对 日本对“天皇谢罪”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击，加剧了韩日两国民间情绪的对立。 韩国《朝鲜日报》近日发表社论说，李明博总统要求天皇道歉没有任何问题，“明治、大正、裕仁三代日本天皇统治时期，日本两次将朝鲜变成战场”，“对日本人来说，日本天皇或许是神，但对于韩国人来说，他就是压迫、侵略和军国主义的最高负责人”。《东亚日报》称，韩国光复会等民间组织23日发表声明，支持总统要求日本天皇道歉。 韩国学者康俊荣认为，李明博总统要求日本天皇真心道歉“虽然在时机选择上可能让人认为是为了国内政治需要”，但其发言内容没有任何问题，韩国民众也普遍支持李明博的观点。康俊荣认为，韩日建交以来，日本天皇从未访问过韩国，如果日本天皇访问韩国，他对日本侵略历史进行道歉的问题是不可能回避的。韩国前总统金泳三在提及日本天皇进行道歉时，韩日关系就出现过倒退，本次李明博总统提及这一问题又使韩日关系陷入困境，为使历史问题不再成为韩日关系的障碍，两国政治家都需要拿出相应的智慧和勇气。首尔一所中学的老师卢泳和告诉记者，日本裕仁天皇对战争历史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日本应对历史进行道歉和反省，她支持总统的说法。 《环球时报》记者26日采访了一名日本退休教师，他认为，日本军队应对侵略战争负责，而天皇不应对战争负责。还有一些日本大学生对韩国的说法表示“十分愤怒”。 日本冲绳大学华人学者刘刚27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日本一些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创伤，没有沉痛的历史记忆，他们偏执地认为“日本是被战败的”，所有后果都是被历史强加的，天皇也是“被负责”的。 实际上，对于天皇在战后回避承担战争责任，一些日本学者也尝试揭示真实历史。2008年，日本关东学院历史学教授林博史通过在英国国家档案馆调阅资料发现，在二战结束前夕，日本陆海军下令销毁军中士官的裕仁天皇相片、武器上的皇室徽章和能够证明皇室和军队关联的相关文件等，这表明当时日军有意识地掩盖天皇与日军的密切关系。一些日本中左翼历史学家曾反复举证，认为天皇应当承担战争责任，但在近年日本社会总体保守化趋势加强的背景下，这种声音开始减少。 1996年，日本历史学家藤原彰发表《彻底查证“昭和天皇独白录”》一书，明确提出天皇在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15年对外战争中负有责任，这也是近年来不多的学界声音。日本前外交官小原雅博在《日本走向何方》一书中表示，日本没能像德国那样找到相当于纳粹分子这样承担历史责任的特定对象，只好声称“大家都有责任”，换言之，统治阶级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被变相地让一亿日本国民共同承担了。 美国出于私心未追究天皇责任 日本人在天皇的历史责任问题上异常敏感。日本天皇1992年访问中国前，日本各大报纸一度报道中国“要求天皇在历史问题上谢罪”，有的还暗示这是天皇访华的前提条件。实际上，日本人最担心的一幕并未出现。 其实，在二战结束后，苏联等国都将裕仁列为日本头号战犯。但出于对日本前途和国民信仰的考虑，美国决定对裕仁发动战争的责任不予追究。据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道尔记载，战后出任驻日盟军最高司令的麦克阿瑟被美国同僚称为“裕仁天皇真正的朋友”，他当时发急电给杜鲁门总统说，“如果盟国决定逮捕和作为战犯处决天皇，那么驻日盟军统帅部将需要100万作战部队增援……”美国政府认为可以利用天皇，让日本成为“冷战”期间美国在远东对抗共产主义阵营的“最后一座堡垒”。远东国际法庭最终并未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 战后美国政府出于“私心”促成天皇战争免责，但在一些美国历史学家的著作中，裕仁天皇是君主，也是主张帝国扩张的典型代表。约翰·道尔在《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一书中记载，美国国务院驻东京代表乔治·艾切森在1946年初写给总统杜鲁门的报告中主张：“天皇是个战争罪犯”，而且“如果日本想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就必须废除天皇制”。 2001年美国出版的《裕仁传》改变了一些日本人认为天皇没有战争责任的看法。美国历史学家哈尔伯特·比格斯在《裕仁传》一书中写道：“我们不能再以过去的眼光看待裕仁天皇在政治决策中的作用，而是必须对其进行批判和审判，因为裕仁真实的角色是制定日本政策的核心人物。”比如，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裕仁在他致侵华日军的密诏中下令日本侵略军“向前推进”；1940年，裕仁成为日军最高指挥官，有任免日本三军将帅和政府首相及内阁大臣的权力。《裕仁传》获得当年的普利策新闻奖，获奖原因是：“改写传统看法，揭示历史真面目，是对日本有历史警示的好书！”《洛杉矶时报》的书评认为，该书“粉碎了日本战时天皇只是消极被动，甚至是傀儡的一贯说法”。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网站近日以“日韩关系妙谈”为题报道说，日韩围绕“天皇谢罪”的争吵让美国感到不安，它在亚洲的两个主要盟友不能和睦相处，美国把一切都看到眼里，但却不过问引发此轮争吵的“岛屿之争”。文章说，1951年签订的《旧金山和平条约》故意忽略独岛主权问题，是因为美国担心该岛落入朝鲜手中。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学者杜登认为，认识到美国在历史和战争中起的作用后，人们会发现美国“真的希望在亚洲培养出更强烈的地区主义”。 对于美国在东亚国家“天皇谢罪”之争中起的作用。日本学者也有反思。日本一桥大学历史学教授中村正则曾表示，战后的象征天皇制是日美两国政府合作的成果，日本政治的最高领导者对战争责任没有明确的表示，对战后日本史和日本人的精神“真的有难以估计的负面影响”。在这样“负面的影响”下，困扰东亚民间情绪，让韩日外交陷入低谷的“天皇谢罪”之争恐怕还会屡屡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