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滩大桥桥梁塌落事故发生后，哈尔滨市建委表示，因阳明滩大桥施工指挥部已经解散，所以无法查询到是哪家单位负责的这段事故桥梁。但昨日又有报道称：哈尔滨否认找不到垮桥事故责任单位，称经了解核查，此事并不存在。 对哈市方面的这一“辟谣”，还须存疑，还要听听有关媒体怎么说。其实对听惯了官员雷语的民众来说，有没有人说过“找不到责任单位”这句话关系真的不大，此事倒是提醒我们去探究，一些公权力单位，一些官员，为什么对一件举国关注的公共事件敢于发表这么弱智的言论？ 官员学文件、听报告、谈体会的机会，要比普通民众多得多，相信他们在写文章、谈体会的时候，观点肯定是正确得不能再正确，立场坚定得不能再坚定，挑不出一丝毛病来，为什么一遇到实际问题，说出来的话，就完全不一样了呢？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他们在面对上级、同僚这些“内部人”的时候的思维和言行，跟在公开场合面对普通民众时是完全不同的？从“你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到“领导就得骑马坐轿，老百姓想要公平？臭不要脸！”（辽源市环保局局长郭东波），以及“戴避孕套不算强奸”（贵州毕节阿市乡派出所副指导员钟显聪），直到几天前的“该打就打，打了再说”（乐清市虹桥镇仙垟陈村党支部、村委会《告民众通知书》），无不具备同一个特点：敢于表现弱智与蛮横，敢于扮演丑角，敢于挑衅民意，挑战良知。 是否有这个可能： 在民众看来是相反的价值观和行为逻辑，也许在官员内部看来并不显得对立，而是一致的、具有同一性的：开会发言、写文章的内容并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实质性的意义是你会这样说与写，表明你的成熟和“正确”，具备了内部人必备的特征，表明你不会破坏“内部”规则，不会威胁内部人的共同利益；而对民众的雷人语言，也同样表明你对内部的忠实、忠诚。凡引起公众愤怒或嘲笑的雷人官员，事后都悄悄复职，说明他们在内部是受保护的。如果为保护内部利益还要受处罚，利益同盟就无法维持了。这是不是一些官员敢于大胆秀愚蠢、秀蛮横的原因？ 如果公权力没有发展起对国家、对公众负责的态度和能力来，他们很可能发展了一种相反的能力和智慧，即向上负责的能力，这个“负责”的实际含义是让“上面”高兴，让“上面”对自己满意。这个“上面”，主要是那些能够决定自己官运官途的少数人，既然只要“跟对人”就仕途顺利，还有必要学习如何对公共利益负责吗？ 目前，一些有识之士对社会共识的缺乏感到忧虑。所谓社会共识，其核心内容，应是社会成员应共同遵循的价值观。缺乏社会共识，社会成员之间就缺乏凝聚力，不容易形成合力，反而会增大社会内耗。十八大代表、江苏沭阳县委书记蒋建明最近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就提出“不能把老百姓人为对手化”。这表明，蒋建明对现实的严峻及其成因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的立场和观点，他对社会真实状况的认知，和绝大多数公众非常接近，甚至可以说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