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茂名原政法委书记倪俊雄，从基层扎实干起，曾经是一个典型的青年励志楷模；山东原副省长黄胜，一度和身残志坚的青年模范张海迪等人一起，当选为山东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打开“落马”官员的履历，发现他们大多有一个由好而坏的过程：刚刚上任，往往恪尽职守、廉洁奉公；居官日久，则渐生骄惰之心、日染腐败之气，以至于在堕落的路上一发不可收拾。 这不禁让人思考，难道真有所谓“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的定律？那么，究竟是怎样的权力逻辑和腐败路径，使一些“曾经好官”中道变节？ 分析那些走上邪路者的堕落历程，有些是法治观念淡薄、纪律意识松懈所致。我们看到这样一则忏悔，“制度、法律被我无原则变通”、“那种唯我独尊、自以为是的美好感觉就像鸦片一样，让我上瘾”。有些是一种攀比心理在作祟，有人坦言，“随着地位的升高、权力的增大，对有钱人那种一掷千金的豪爽也不由自主地羡慕起来”。 这些“堕落”的干部的成长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普遍现象：当外在约束与地位的上升不相适应时，膨胀的欲望就可能突破法律、越过底线，导致堕落现象的发生。因此，对干部而言，获得提拔之日即加强约束之时，提拔是一种爱护，约束是更重要的爱护。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以法律监督、政府监督、新闻监督等为内容的权力监督网络，然而再严密的监督网络，在其经纬之间也难免存有空白，这正是完善监督体系的着力之处，更是干部的道德自律发挥作用之所。如果能在权力寻租的“底线时分”，想起“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的告诫，听到来自良心和道德律令的“咯噔”一声，膨胀的欲望也许就会悬崖勒马，在法律的藩篱前幡然止步。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自我约束与外来约束同样重要。 毛泽东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培养一名干部需要长期的磨练实践，然而堕落就在一念之间。干部是党执政为民的珍贵资源，在培养、重用的同时，绝不能忘了强化监督管理，教育引导他们加强自我约束。这是对干部最好的爱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