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鹰派”是怎样的人

　近日，英国路透社发文称，中国的“鹰派”开始抬头，在南海问题上采取攻势立场。俄罗斯媒体也说，中国的“鹰派”试图对日打“冲绳牌”，向美国方面施压……中国“鹰派”一时成了热门词汇。中国有“鹰派”吗？他们都是些怎样的人？

　　强硬回击周边国家挑衅

　　“军人都应该是鹰派”

　　
　　自去年以来，周边一些国家在南海和东海等海域不断向中国进行领土挑衅，其气焰大有越来越嚣张之势。

　　在此形势下，今年6月，中国政府打出一记重拳：在南海设立地级三沙市行政区。这一决定立即引起国际社会震惊和反华势力的反弹。

　　日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暗指中国采取“单边行动”，声称“如果继续这样做，将非常令人担忧”，并影射中国试图通过“胁迫”和“实力”处理南海争端；美国一位要员则发表声明，指责中国设立三沙警备区是“不必要的挑衅”，不符合大国应尽的责任……

　　对于三沙市设立的意义，国内也有不同版本的解读。

　　有些专家认为，三沙市的建立跟目前南海的局势没有直接的关系，“不针对任何人”，“没有任何军事目的”，“三沙市的设立会完善我国在南海的党政建制，但并无守卫军事之责”。

　　解放军少将、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罗援则直言：“我们在自己的海疆边陲设市，怎么可能没有军事目的？这是我们的国防前沿，是我们祖国的南大门。我们的针对性十分明确，就是针对一切敢于来犯之敌。保家卫国，天经地义！”

　　中国政府宣布设立三沙市，尤其是军中一些强硬的声音发出后，引起了越南、菲律宾等国的强烈反对及反应。越南外交部发言人称，越南强烈反对中国设立三沙市，认为这一举动比越南宣示拥有南海主权的《越南海洋法》更加严重。菲律宾一些政府人士表示：“这是一种蛮横的态度。中国今后还会进一步加强在南海的示威行动。”

　　7月初，日本领导人发表关于“收购”钓鱼岛的相关言论，中国外交部立即发表声明回应：决不许日方对钓鱼岛采取任何单方行动。解放军少将、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金一南更是强硬地表示：“在今天来看，我们仅仅就钓鱼岛跟日本就事论事，我认为小了，应该就更大的范围来看，先讨论整个琉球群岛的归属，这个琉球群岛到底是谁的？从历史上看，日本是怎么样把琉球强占的，从这个角度来打一个更大的结。”

　　对此，外媒纷纷评论说，中国在南海和东海问题上越来越强硬。中国“鹰派”人士的声音也越来越高了。

　　“鹰派”（War Hawk）一词源于美国，直译为“好战分子”。后来，该词被广泛用于政治方面，用来形容那些主张采取强势外交手段或积极军事扩张的人士、团体或势力。如今，它的另一解释也逐渐为大家所接受——以强硬态度或手段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个人、团体或势力，相对应的词为“鸽派”。因为强硬往往和“非理性”、“蛮横”等意思有关联，许多人一直避免将这个词用在自己身上。似乎只有罗援，近来高调表示，自己“欣然接受中国军中‘鹰派’这个称号”，他也被认为是中国军方“鹰派”代表人物。

　　今年7月底，在位于北京北三环的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办公室里，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对罗援进行了专访。“我之所以对‘鹰派’这个称号欣然接受，因为我认为军人应有自己的语言风格和爱国情怀，军人都应该是‘鹰派’，这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所在。但我要在前面加一个定语，应该是‘理性的鹰派’，而不是‘莽撞的鹰派’”。

　　2010年，罗援到美国参加一个战略对话活动。做自我介绍时，美方一位学者说：“罗援将军，你不用介绍了，我们都在关注你的观点，你是解放军的强硬派代表。”罗援对他说：“我是个理性的强硬派，这是中国军人的风格。你们美国军人也不乏‘鹰派’，但我长了一双鹰眼和一双鹰爪，又长了鸽子的头脑和心脏。”美国学者听了此话，都为他鼓掌。随后他又强调：“就像你们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的会徽图案，一只鹰，左爪持剑，右爪握橄榄枝，我们中国也是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作为军人，我们崇尚和平，但也不惧怕战争。”

　　曾有外媒分析称，周边一些国家与中国的主权之争日益激化，使得中国外交面临“四面楚歌”的局面。军队等对外强硬派势力抬头，正是这种形势的结果。最近，中国网络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批评美国霸权主义、指责周边国家妄图染指中国海洋主权并力挺中国军中“鹰派”的声音。

    　不避讳“红二代”背景

　　罗援，强硬来自父亲遗传

　
　　穿着将军服，身高1.83米，高大魁梧。62岁的罗援坐在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对面，不怒自威。他说话声音洪亮，侃侃而谈，中气十足，几个小时的采访，连水都没怎么喝。

　　和预想的一样，罗援的谈话处处体现着“强硬”，这似乎成了他身上最显著的标签。而在与他接触两次之后，我们渐渐为他身上的强硬本色找到了来源——一是父亲的基因与影响，二是44年军旅生涯的历练。

　　时刻铭记父亲的风范

　　提起罗援的父亲罗青长，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但少有人知道，他其实是中共隐秘战线的元老级人物，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调查部部长，如今已94岁高龄。

　　因为父亲的关系，不少人称罗援为“红二代”，他对此并不忌讳，并将父亲视作自己一生最大的榜样与骄傲。“老父亲现在身体还可以，只是患有脑血栓后遗症，行动不方便，语言也有障碍，已很难和家人交流，每天早上会坐在轮椅上看看电视新闻。”罗援告诉记者，前些年他曾帮助父亲整理过一些回忆录和自传素材，由于涉及很多我党隐秘战线的高层机密，现在还不能出版。但罗援也因此有机会系统地了解了父亲所走过的道路、所经历的种种风雨。通过罗援的讲述，记者得以走近了这个革命家庭。

　　罗家祖籍川北苍溪县，罗援祖父家中有几亩薄田，能赖以生活并供孩子读点书。罗青长生于1918年，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读完中学一年级，16岁那年，罗青长和村里的20多个小伙伴一起离开家乡参加红军。等到1952年罗青长再返回老家时，当年23个伙伴就只剩他一个人了。

　　跟随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不久，罗青长被选派到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后以优异成绩毕业并留校工作。1938年，他又被我党派往西安参加秘密情报领导工作，曾打入胡宗南的部队从事地下活动。

　　“这一时期，父亲的主要联系对象就是后来被周恩来总理称为‘情报后三杰’的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前三杰’为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北风。”

　　在敌占区，罗青长以杨虎城西北军38军中尉书记员、国民党三青团西京分团办事员的身份为掩护，对一些重要情报关系进行联络和指导。罗援还记得父亲给他讲过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当时，中共西安地下情报组织的一些绝密文件，被统一寄存在一位家境很好的地下党员家中。不过，此人的思想后来突然发生动摇，生怕这一箱文件会给他全家带来杀身之祸，便催促我父亲尽快将保密箱取走。为避免给地下组织造成损失，在请示了上级后，父亲决定冒险取回保密箱。谁知他刚将保密箱取出来，西安城突然全城戒严，国民党部队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连小学生背着的书包都要搜查。父亲紧张极了，如果继续在接头地点等待，会很危险。他整了整身上的国民党军官制服，一咬牙叫来一辆黄包车，将箱子压在座位底下，开始‘闯关’。因为那身制服，沿途哨卡并没过多地阻拦、盘查。车子经过八路军办事处门口时，父亲瞅准机会，一个箭步跳下来，拎着箱子就冲了进去，有惊无险地将绝密文件送到组织手中。”

　　1941年9月，罗青长结束了“潜伏”生涯，回到延安中央情报部工作，先是给李克农当秘书，后来到情报一室负责情报联络和情报指导。解放战争时期，罗青长随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负责敌区情报工作和机要工作。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当时各情报系统提供的情报颇为满意，称赞说：“我们在陕北天天都有可用的情报，胡宗南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新中国成立后，罗青长长期担任中共情报部门要职，1957年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1973年，又成为继李克农、孔原之后中央调查部第三任部长。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罗青长相继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办公室主任等职务。

　　罗援喜欢这样总结父亲的一生：“他这辈子干过三件大事。第一，保卫毛泽东，就是追随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为党中央及时提供了情报保障，受到表扬。第二，保卫周恩来，参与破获了国民党特务企图谋害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1955年4月，周恩来等人原计划乘‘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参加万隆会议。4月11日，‘克什米尔公主号’在起飞5小时后发生爆炸，机上11人遇难。所幸周恩来应缅甸总理吴努邀请，乘另一架飞机去了缅甸，在仰光做短暂停留，才躲过了一劫。时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总理办公室负责人的父亲在此事件的情报获取和案件侦破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第三，保卫刘少奇，参与侦破了国民党特务刺杀刘少奇的‘湘江案’。那是在1963年，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出访柬埔寨，父亲担任前方安全领导小组组长。在刘少奇到达柬埔寨后不到48小时，安保人员就在车队必经之路下方发现了一条埋有炸药、雷管的地道，并捕获了一个国民党特务。不过，父亲还是不放心，为了确保安全，他临时和刘少奇交换了坐车。陈毅与父亲开玩笑说，‘小老乡，这一次你可要当替死鬼了’，父亲只回答说，‘无所谓啦，这是职责所在嘛。’”这句话，罗援至今刻骨铭心。

　　血管里流着“强硬”的血

　　经历过战争洗礼的罗青长，对几个儿子寄予了厚望。他结合每个孩子诞生的时代背景，均以提手旁的汉字为他们取名，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威武不屈、善于战斗。罗援对父亲为他们兄弟取名中透出的学问和用心很是感佩，细细向记者解释道：“大哥取名罗抗，抗日战争；二哥罗挺，挺进中原；我是老三，罗援，抗美援朝；老四叫罗振，振兴中华；老五叫罗挥，‘毛泽东挥手我前进’；老六是罗扬，发扬光大。”

　　罗援从小生活在父亲工作的机关大院，如今，他仍能津津乐道地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岁月。“小时候照相，我总喜欢穿件海军服，腰间还别一把枪。可那时候什么都不懂，大人们看了照片总会笑话我，‘你的枪都别反了！’”

　　在父母的严格教育和熏陶下，罗家的几个孩子都表现得十分低调。“父亲常教育我们，不能有‘自来红’思想，要和老百姓打成一片，所以，我们并没有进入干部子弟学校读书，身边的朋友也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别人根本不知道我们是高干子弟。在学校填表格时，我们只在父亲职位一栏填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如今，罗援每每看到保存完好的当年的作业本和成绩单，总会特别感动。“因为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喜欢在晚上办公，我父亲也就经常晚上出门，等天亮我们上学后他才能回到家中，彼此经常见不到。但是，父亲从未因此而忽略我们。但凡有家长会，他总会骑着自行车去参加，我的成绩单也全是父亲签的字。”罗援还记得，自己上中学后的第一次寒假，父亲便让他到京郊的农村和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第一个暑假，又让他跟着劳动模范时传祥一起外出掏大粪……

　　家庭的耳濡目染，让罗援从小就对军营生活充满了向往。不过，十年动乱前期，因为父亲被打成“走资派”，罗援连当兵的资格都被取消了。“1968年，还是父亲的老战友、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刘忠冒着政治风险将我送到云南边陲他的老部队，才圆了我的当兵梦。”

　　当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罗援隐瞒身份到连队的生产点劳动锻炼，当上了一名不发军装、没有领章帽徽的生产兵。在那里，罗援白天放牛、割草、垫牛圈，晚上就睡在牛棚里。身上被跳蚤咬得浑身是包，感染后，血水脓水混在一起，奇痒无比。那段时间，罗援吃了不少苦头，“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放牛归来能在泉水边冲个澡”。

　　半年后，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来到这个连队，却没见到罗援的身影。他纳闷地问：“我给你们送来的那个高干子弟，你们放哪儿去了？”团首长一听，愣了神：“没有高干子弟啊！只有一个‘臭老九’，在山上劳动改造呢。”罗援从山上被叫下来时，王银山一看到他就掉下了眼泪：“罗援，你太死心眼儿了！”

　　罗援告诉记者，从遗传学角度来看，自己的强硬主要来自于父亲的“基因”。“周总理对我父亲十分信任，就是因为父亲在原则问题上非常强硬，从不让步。当年，造反派要斗父亲，冲击他所在的中央调查部档案馆。为了避免党的机密外泄，父亲站在档案馆门口，腰板直挺着说，‘你们要冲档案馆，就从我身上踏过去！’后来，是周总理保护了父亲。周总理曾评价我父亲说，‘你们说罗青长路线斗争觉悟不高，我不管，但他就是守纪律。’”这件事，一直深深地植根在罗援的心底，也成为他日后“讲原则、敢说话”的榜样。

　　罗青长曾语重心长地对罗援说：“老三啊，你最大的优点就是讲义气，最大的缺点也是讲义气。”“文革”期间，罗援在某军作训处当参谋，他所在部队的军长因造反派迫害，被关了起来。罗援说：“但我认为他确实是个好人，身体力行，把整个部队的作风带得嗷嗷叫。”一次，罗援利用休假的机会回到北京，并通过自己的母亲辗转将军长夫人写的一封信交到邓颖超手上，希望能让高层领导了解这位军长的一些真实情况。因为这件事，罗援被部队划入“保皇派”行列，甚至有几次差点“被转业”。但罗援说，对这事他从未后悔，自己并没有私心，只是说出了想说的话。像这类拔刀相助的事，在罗援的军旅生涯中并不少见。

　　“只要在这个阵地上，就要发声”

　　罗援继承父亲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爱学习。

　　在部队时，罗援一有空就抱着本书看，或者往阅览室里钻，战友们都戏称他有“知识饥饿症”。“一得到机会我就学习，什么都想学，学外语、学中国文学、学军事理论、学军事技术。”罗援说，他特别迷恋军事理论，经常给军事科学院主办的《军事学术》杂志投稿。“当第一篇论文变成铅字的时候，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我永远忘不了，帮我修改第一篇学术论文的是一位叫张晶的编辑，他虽然已经去世了，但我非常怀念他，是他将我领进了军事科学的最高殿堂。”

　　“文革”后，军事科学院很多部门急需补充人员，已经在《军事学术》杂志发表过很多文章的罗援自然成了选拔对象。1978年，罗援正式调入军事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罗援曾在总参测绘学院、石家庄高级陆军学院、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防大学深造。在石家庄高级陆军学院，他是少有的几个全优生之一。后来，他回到军科院专门从事战史、战略和外军研究工作。

　　没想到，理论战线后来竟成了罗援真正的战场。“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我们在进行着无形的拼杀。现在虽然一时难见分晓，可一旦狼烟乍起，我们平时理论的积累就会对战争的胜负起到重要的作用。”

　　罗援的各种“敢于言战”的声音，也曾经招来人们的质疑。有人曾冷嘲热讽：“罗援，你这么强硬，总忽悠别人上战场，你自己会不会上战场？”还有人说：“你们这些‘红二代’是不是都把财产转移到了国外，子女也早就送到国外去了吧？！”

　　对此，罗援专门做过回应：“我认为我有底气说硬话，因为我上过战场，知道生与死、血与火的滋味。如果祖国需要，我仍然可以义无反顾，慷慨赴命。我不贪不腐，不可能在国外有存款。我的女儿、女婿也都在国内，我常跟他们说，一旦国家有难，你们就要响应号召，冲在最前面。”

　　上过战场，这确实是罗援的经历。就在调往军科院前不久，他参加了抗美援老（挝）战争。1973年春，罗援作为军工组成员，率自己所在的高炮部队跨过边境线，进入老挝战场。“部队换上老挝人民军军服的时候，我的内心确确实实升起一种慷慨赴死的感觉。我很清楚，自己即将在战场上接受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罗援说，很多学者提起那个年代的战争，总说中国是以中世纪的武力与现代化的外国军队抗衡，事实也的确如此，他和战友们面对的就是美机的密集轰炸。

　　刚出国时，由于经验不足，一次，罗援和战友们将洗好的床单晾晒在高炮阵地上，不想却成为美军的轰炸目标。警报拉响后，战友们本该及时跑到防空洞里避险，但他们愣是纷纷冲向阵地，架起高炮，向敌机射击。狂轰滥炸中，不少战友将生命留在了异国他乡。那悲壮的场景，罗援至今难以忘怀。

　　罗援说，作为一名军事科研人员，他现在只能智力报国，展现自己的“软实力”，通过在媒体上发表言论或者上书国家建言献策来发挥作用。“老一代革命家说过这样一句话，叫‘人在阵地在’，我也有这种坚定的信念。舆论战这个阵地，我们一定要占住。如果失去了发声的机会也就拉倒了；只要我还在这个阵地上，我就要为国与民鼓与呼。” 

　有将军，有作家，有学者

　　四代强硬派各不同

　
　　毫无疑问，具有影响力的“鹰派”人物在国内、国际舞台上果敢强硬的作风，会对一个国家的外交产生深刻影响，更会对该国军事、安全等方面的政策规划与制定产生重要影响。

　　2010年底，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教授大卫·莱在《世界报》上撰文称：“‘鹰派’是中国崛起的自然结果……许多‘鹰派’人士是解放军高级军官或刚退役的解放军军官，还有许多是中国知名大学和智囊机构的国际事务教授和研究人员。”另有消息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军方“鹰派”进行了分代：第一代以曾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李际均中将为代表；第二代代表人物是以《超限战》引人侧目的乔良、王湘穗；罗援、朱成虎、金一南等学者型将军被归为第三代；最新一代则包括了《C型包围》的作者戴旭及《中国梦——后美国时代的大国思维与战略定位》作者刘明福等。

　　第一代：“美国别制造12亿敌人”

　　李际均生于1934年，哈尔滨人，16岁入伍，次年入朝参战，后担任过陆军师长、38集团军军长，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是军界、学术界公认的“儒将”。美方之所以将他归为“鹰派”代表，应该与以下两件事情有关。

　　其一，设计并建成了中国首个具有立体作战能力的集团军。1985年，中央军委决定组建第一支机械化集团军，李际均由于兼具深厚理论素养和实战指挥能力，成为中央高层心目中牵头人的首选，被直接从一个步兵师师长提拔为新改编的集团军军长，承担起机械化集团军的试点重任。他和将士们一起深入研究集团军在现代条件下作战的特点和规律，提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作战原则和战法，为我军陆续改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次年，李际均带领该集团军在内蒙古组织了一次近似实战难度的合成作战演习，获得成功。《解放军报》称这次演习“标志着我陆军已结束单靠步兵决定胜负的历史，跨入合成作战时代”。

　　第二件事情发生在1997年7月。当时，李际均以中国军事战略专家的身份应邀访美，并借在美国陆军学院演讲的机会，对“中国威胁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他告诉美国同行，中国军事思想传统的本质特征就是“求和平、谋统一、重防御”，基于这种认识，中国不可能产生侵略的欲望。他指出，国家之间“合作比敌对好，协商比冲突好，互惠比制裁好，尊重比歧视好，信任比猜疑好，对我们军人来说，用酒杯瞄准比用枪炮瞄准好”，并不忘强硬地宣称：“谁敌视中国，谁就会为自己制造12亿个敌人，必将为此付出极高的代价。”

　　1997年，有着47年军龄的李际均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岗位上“隐退”。有分析人士透露，在中国军方，将军退休不过是职位的退让，其所扮演的幕后智囊角色并不会发生改变。罗援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李际均退休后，美国国防部长政策办公室主任马歇尔曾在一次座谈中毫不掩饰地表示：“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他对美国太强硬了。”罗援反问马歇尔：“你想不想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马歇尔十分好奇，追问道：“退休了还能干什么？”“他现在在带博士生，又培养了好多‘小李际均’。”罗援话音刚落，马歇尔脸上露出无奈：“啊？那这对我们来说又是坏事了。”

　　第二代：“预测”将会发生恐怖战争

　　第二代代表人物乔良、王湘穗都出生于军人家庭。乔良现年57岁，曾任空军政治部创作室副主任，空军指挥学院战略教研室教授，如今是国防大学教授，空军少将；王湘穗比乔良年长1岁，退役空军大校，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二人之所以被称为“鹰派”，除了曾以空军将领身份参加1996年台海导弹演习，更因为其合著的《超限战》一书。1995年，乔良和王湘穗在《超限战》中明确提出，由于现代技术的介入与全球化的影响，战争一起，无论军人还是平民，都会受到战争的威胁，非军事战争行动更让战争超越了原有的界限和限度，将触角延伸到社会每一个角落。他们认为，超限战是“一种可以超越实力局限和制约的战争方式，对处于强势和弱势的国家具有同样的价值和意义”。

　　《超限战》一经出版，就引起国内外军事与外交界的强烈关注与轰动。6年后，“9·11”事件发生，不少人回想起书中的种种论述，不禁惊叹：“‘9·11’事件原来就是最典型的超限战！”该书随即在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引起震动，并被意大利陆军总监米尼上将称为当代军事名著。近年来，书中的一些重要观点更是被美军写入最新作战条令。

　　对于外界赋予自己的“鹰派”称号，乔良表现得十分理性。他曾明确表示：“我不喜欢无端发狠话，更不喜欢说那些一味示弱的话。军人如果只会说示弱的话，这个国家就没希望了，但如果军人处处逞强，同样也会损害国家利益……各国军队中都有人发表‘鹰派’言论，都有人喜欢发表肾上腺素分泌旺盛的话。这些话有时能起到话语威慑的作用，有的也能成为国民心理的强心剂，但这些话，基本不是我想说的。我要说的，只是些理性的、现实的、充分顾及国家战略利益的话。这些话可能两头都不讨好，但只要有必要，我就会说。”

　　与低调的乔良相比，王湘穗在面对媒体时表现得更加直言不讳：“每个军人都是‘鹰’，如果军人不是‘鹰’，那就是‘和平鸽’。”

　　第三代：“我们只能用核武器反击”

　　罗援、朱成虎和金一南是当前中国学者将军的代表，也是外媒眼中第三代中国军方“鹰派”人士的突出代表。在这3个人之中，朱成虎的“鹰派”色彩很浓。

　　1952年出生的朱成虎，17岁参军入伍，如今是国防大学教授，少将军衔。2000年，朱成虎通过《解放军报》向美国“喊话”：“中国不是伊拉克！”不过，他真正被称为“鹰派”，还与其7年前的一次言论有关。

　　2005年7月14日，在一场由中国外交部主办的通报会上，有媒体记者提问：“如果美国介入台海战争，中国将如何反应？”朱成虎旋即用流利的英语答道：“如果美国用导弹和制导武器攻击中国领土，我想我们只能用核武器来反击。如果美国人决心干预，我们就决心反击。我们已经做好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的准备。当然，美国人将必须做好牺牲数以百计城市的准备。”虽然中国官方一直秉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但朱成虎说，“原则是可以改变的”。

　　作为军方高级将领，朱成虎的“核反击”和“牺牲西安以东城市”的言论一经媒体披露，便被视作迄今以来中国方面发出的“最为直白”的警告，国内的军事迷也开始称他为“中国第一鹰派”。

　　事后，朱成虎曾澄清，这些话只代表个人观点，他只是想表示，在台湾问题上，如果我们“被逼到了墙角”，就可以“承担任何牺牲”。不过，美国各界的强烈反应却并未因此停歇——有国会议员认为，朱成虎的讲话“高度不负责任”，要求中国政府道歉并撤销朱成虎的职务；一些美国“鹰派”人士则表示，鉴于此，美国必须认真考虑向台湾转移武器，一旦敌对态势形成，还必须做好迅速做出战略核反应的准备。

　　朱成虎出言犀利的做派并未因为种种质疑而有所改变。2010年8月16日，美国国防部在《中国军事和安全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军事不透明”。很快，朱成虎通过媒体回应，“我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是西方一些人的恶意炒作……军事透明是相对的，任何国家都有不透明的地方”。他还曾对日本、美国的朋友说，“你们如果能够把埋在海底监视我国潜艇活动的传感器跟我们透明一下，我什么都能和你透明，你能跟我透明吗？”

　　另一位代表人物金一南今年刚到耳顺之年，现任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主任、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少将。他的几本著述，如《苦难辉煌》、《浴血荣光》等，在民众中颇具影响力，他自己也说，希望能借这些书“写出信仰的力量”。

　　至于第四代“鹰派”人物，他们虽然时常语出惊人，但目前看，还没太多理性政策建议以及严谨的理论体系，被称为单独的一代还为时过早。

　　不难看出，这几位民间或西方眼中的军方“鹰派”人物，有的在军事战略理论上有所建树，有的在保持“鹰派”强硬立场的同时也具有明显的理性色彩，对国家安全提出了可行性策略……尽管他们身上聚集着褒贬不一的评价，但这些不同观点的同时存在，本身就是中国社会舆论多元化与国家宽容度的有力证明，也标志着中国正不断走向成熟与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