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16日，张自忠中将殒于湖北，算起来已有72年。
在漫长的72年里，很少有人探究，到底是谁害死了张将军。
答案似乎非常简单，不用细想，当然是日本人！
这个结论固然不错，没有日军入侵，张自忠可以做一位和平年代的军人，无人可以置他于死地。但是，即便是日本人长驱直入，打到了华中，张将军就一定会殒命前线吗？
张自忠贵为中将，高居第5战区右翼兵团总指挥之职，是第33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55军、第59军、第77军，其中第59军军长一直由其兼任，但他却只带着两个团，孤军深入，投入日军重重围困，壮烈赴死。这其中很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他的军阶太高，职位太显赫，他完全可以坐镇大本营，免于一死，为抗战立更大的战功。
那么，是什么迫使张将军义无反顾地迈向死地，决定以壮烈殉国终其一生？
只要翻一翻历史资料，不难看出，逼死张将军的，是公众舆论。
提起这件事，今天的人恐怕很难想象，像张自忠这样的肝胆忠烈之士，在尚未成为“民族英雄”之前，也会被没脑愤青痛骂为“华北头号汉奸”。
30年代中期，日本为确保“满洲国”的军事安全，防止蒋介石突然收复东四省，便要求在华北建立“非军事缓冲区”，日军北撤，国民革命军南撤，所有驻防退出华北。经过艰苦的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华北只留驻一支军队，这就是宋哲元中将驻守京津的第29军，其中第38师师长便是张自忠。
那个时候，蒋介石给这支军队的训令是“忍辱负重”，不主动打仗，也不放弃华北，与日军作长期周旋。可问题是，这支军队一直视日军为死敌，比如冯治安师长，有事没事都想找日本人的麻烦，一心想把事情闹大，发泄心中的郁愤。宋哲元也是这么一个人，看着日本人就别扭，根本不想跟他们多说话。在全军高级将领中，唯有张自忠儒雅周详，他沉默寡言，身高1.80米，相貌酷似周恩来，不仅革命军官兵敬仰他，日本军政人员也很喜欢他。于是，在华北危亡的复杂局面中，张自忠被先后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和天津市市长，艰难维系着苦涩的和平，不能得罪日本人，又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对于一个具有高度民族自尊心的人来说，这种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
但这一切，在外人看来完全是另一番图景。
大家只是看到，第29军全军将士对日本人都横眉立目，只有张自忠一人竟与日军保持往来，甚至应邀去日本访问，受到欢迎和敬重。
这个时候，人们忘记了就在几年前，张将军曾在喜峰口战役中亲临前线指挥杀敌，令大刀队夜袭敌营，砍下数百日军的头颅。为此，还有了《大刀进行曲》这首当年脍炙人口的歌。后来，这首歌被修改了歌词，变成了歌颂东北义勇军和全国抗日老百姓，殊不知，当年它是献给第29军大刀队的，第二句歌词不是“全国爱国的同胞们”，而是“29军的兄弟们”。
那时，张自忠是抗战英雄，但没过多久就变成了“嫌疑汉奸”。
对于张自忠的全面误解，发生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为了保存战斗实力，第29军奉命南撤保定，以取得紧急北上的5个甲种师的支援。与此同时，为了疏散和安置没能随军撤离的军人家眷，为了京津不受重大损失，也为了收殓沙场上的官兵尸体，宋哲元任命张自忠为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兼北平市市长，与敌周旋，拖延时间。
这一次，沉默寡言的张将军落泪了，他对秦德纯副军长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
果然，张自忠彻底成了众矢之的，成了叛徒、大汉奸、卖国贼的代名词。1937年后半年的报纸多在痛骂他“卖国变节”，一律称他为“张逆自忠”。那时的中国文人，凡喜欢发表言论的，没有谁没骂过张自忠。一些大报用醒目的大标题配文，讽刺张将军“自以为忠”，其实是“张邦昌之后”。张自忠想改变公众看法，最有效的办法便是“粉身碎骨，以事实曲直于天下”。
在一片痛骂声中，张自忠始终缄默着，周旋着，估算着第29军向目的地撤离的时间，努力使京津免于被屠城。等到日军要求他通电反蒋，他已完成宋哲元交给他的任务，便断然拒绝，随后称病，躲进德国医院，然后骑车逃往天津，再换乘英国轮船去青岛，至济南，试图转道至南京。
在济南时，张自忠被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拘押，韩复榘叫来秦德纯，另派一位大员，一同押解张自忠去南京候审。在韩复榘看来，张自忠的确是汉奸，必须惩办
张自忠被押上火车时，京沪各大报纸皆发电讯，报道“张逆自忠今日解京讯办”，连车次也作了详报。所以火车一进徐州站，秦德纯忽然发现打着白旗的学生包围上来，他急忙令张自忠躲到厕所里，张将军自问无愧，不肯，被秦德纯推了进去，随手把门锁上。学生冲上车，咆哮着要抓“汉奸张自忠”，秦德纯颇费了一番口舌，才把愤怒的学生骗下火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