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岩岛对峙，让在中国大陆务工的菲佣似乎也处于一种莫名的尴尬之中。一如菲律宾人质事件之后，香港工作的菲佣。图为香港举行声讨追思的游行队伍边，正在聚会的菲佣。
失业 “我想你的工资应该降一降。”2012年5月16日，珍妮正在家中陪双胞胎女孩玩耍时，男主人将珍妮叫到面前说，要将她的薪水从6000元降到4000元。 作为一名菲佣，珍妮过去一年零三个月的工作，一直受到男主人的夸赞。她初到浦东这个富裕之家时，雇主的女儿才两岁多，如今这对可爱的双胞胎马上就要过她们四岁的生日了。 男主人的降薪理由是“现在中菲关系不好”。珍妮不明白男主人支支吾吾说出来的借口，“我很勤快，或许他们感到什么压力吧”。 2012年4月10日，菲律宾海军军舰欲在南海黄岩岛附近抓扣中国渔民，双方随后发生对峙。此后的时间里，岛屿争端的报道充斥于上海的报摊、电视以及街头闲谈。网络上，先前被质疑学历造假的地产老总禹晋永声称将自己的菲佣解雇，获得不少附和。随着两国民间情绪的激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表达自己抵制对方的立场。“去找你们总统讨工作吧”。 “警察现在到处在找没有签证的菲律宾人，他们会把你遣送回国。”男主人希望珍妮降低工资，来补偿自己的风险。珍妮觉得这并不构成降薪的理由，清理“三非”外国人的行动在上海几乎每年都要进行。 最终没能和雇主达成一致，珍妮失业了。在这一次领土争端风波中，并没有人理会珍妮和她的伙伴们处境的艰难。 “我喜欢中国，喜欢上海。”对于这座亚洲最大的都市之一，31岁的珍妮可以清楚列举出她喜欢这座城市的理由： 宽阔的街道和明丽高大的建筑，树木和鲜花点缀其间，让整座城市始终富有生机；众多人气蓬勃的步行街和商圈，橱窗里陈列着最潮流的服饰；春夏时节，沪上的街区海风习习，清爽宜人，而在珍妮菲律宾的家乡，这时早已是夏日炎炎，每天都汗涔涔的。 最重要的是居住在那些漂亮社区楼宇里的中国新兴的富裕人群，他们富有知识和财富，慷慨而温和。在这里，珍妮拿到了她从事家政工作以来的最高月薪——6000元。这个数字比菲佣在世界范围内的很多地方的收入都要高，在香港聘请一个菲佣的工资一直稳定在3500元到4000元之间。 “我每个月都会寄送5500元钱回菲律宾，这是父母以及两个女儿的生活开销。”这个数目几乎是一个普通菲律宾人一年的收入。自从珍妮在上海工作之后，她家从农村搬到了城镇生活，她的两个女儿也进入了当地最好的幼儿园学习。她甚至帮助兄弟购买了12000元的摩托车，让家人在当地过上了有尊严的生活。 “我很喜欢小孩，这两个可爱的孩子就像我自己亲生的一样。”对于珍妮来说，南海的争论离自己太遥远，此前她一心想的就是照顾好主人家的两位千金。2012年5月15日，北京市公安局称将集中清理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工作的“三非”外国人。之后，上海媒体关于菲佣的报道中也重申了明令禁止的立场，珍妮感到周遭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了。 珍妮的签证约在一年前过期了，新的雇主并没有给她办理新的签证，自然属于被驱逐之列。此前，菲佣们良好的职业信誉，让她们在家政市场受到欢迎。根据上海家政行业业内人士介绍，目前在上海的菲佣超过1000人，但其中绝大多数都没有签证，“以打黑工的居多”。对于珍妮和她的姐妹们来说，隐匿在上海滩的生活惬意自在，却也脆弱尴尬。 2010年之后，内地城市纷纷开始引进菲佣，甚至是长沙、成都等中西部城市也开始有了她们的足迹。多地涉外家政中介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由于多数菲佣都没有工作签证，他们在这段中菲关系敏感时期已经暂停菲佣业务，已工作的菲佣也要“低调再低调”。而离香港较近的广州深圳两地，不少菲佣“已经停止工作，前往香港避风头”。 珍妮没想到遥远的岛屿争端，会打碎自己的饭碗。她发现地铁里开始多了查证件的警察，这让她每次外出时，心里都很忐忑。留在上海，是她唯一的选择。此时，在珍妮遥远的家乡还有一大家人指望着她生活，这个月，失业的她向同在上海的亲友借钱，才凑齐每个月定额汇给家里的钱。 北上“英雄” 珍妮是在2010年春天来到上海的。此前，她曾在约旦工作了五年，帮助雇主照顾年迈的老人家。 珍妮生于1981年。在她出生之前，菲佣便作为一个品牌，成为全世界高端家政行业的代名词。缔造这一品牌的，多数都像是珍妮这样的年轻菲律宾女子。 上世纪70年代，菲律宾经济发展落后，国内就业困难。当时的菲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颁布《劳动法》，鼓励菲国人外出务工，帮补国困，菲律宾人开始大迁徙。此后，菲佣为国家赚回了大量外汇，一度占到菲律宾GDP的5％到6％。1992年5月，拉莫斯接任阿基诺夫人担任总统后，称赞“菲佣是新国家英雄”。 “在国内获得社区大学的学历之后，我觉得出国才有前途。”珍妮远离城镇的乡下，坐公共汽车去首都马尼拉需要六个小时。她说自己害怕“插秧时被晒得刺痛”的感觉，选择做了菲佣。在家乡工作，珍妮每个月只能赚到约500元人民币左右的工资，这还不到她在上海月薪的十分之一。 为了实现像珍妮这样年轻女子的外出务工梦想，菲律宾政府和就业机构也花了不少心血。在菲律宾各中学女校和近3000所大专院校中，一律把家政学列为必修课。社区大学中，还会将《雇主心理学》以及各种急救知识列入课程，从身心方面将菲佣打造为“超级保姆”。目前，在菲律宾技能培训和开发部门登记的培训中心就多达四千多个。 “菲佣会帮我查询出差地的天气，以方便带足合适的衣物，考虑到上飞机安检，她们还会将行李中的打火机等管制物品拿出。”上海博伲家政是2002年成立的一家涉外家政中介公司，负责人朱炜对于菲佣品牌赞不绝口。 根据1996年颁布的《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个人及家庭不允许雇用外籍劳工。面对旺盛的需求，不少中介机构则暗地里将菲佣通过隐蔽的方式介绍给住在中国的外籍商务人士以及中国富裕的家庭。朱炜保守估计，目前进入内地的菲佣超过一万人，“但有合法工作签证的不超过两百人”。 而在香港，由于印度尼西亚佣人和泰国佣人涌入，新来者的收入要求更低，菲佣已经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按照香港出入境部门2010年的统计，在全港284901名外籍保姆，菲律宾人所占比例已经下降到48％，49.4％是印尼人，1.3％是泰国人。 在竞争激烈的过程中，新兴的中国内地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越来越多的菲佣选择和珍妮一样北上淘金。当她们冒着非法执业的风险来到中国后，惊喜地发现这里或许是她们在全世界范围内赚得最多的地方。 孤独 珍妮和她在上海伙伴们每天的生活大同小异。 早中晚饭点，要按时买菜做饭；按照中国学校的作息时间，接送孩子。下午放学之后，陪孩子玩耍，以方便让小孩在日常生活中学习英语。晚间帮小孩洗澡。 这些事情对她们来说驾轻就熟，她们在出国工作前都要进行1到3个月的上岗培训，主要包括技能培训和语言文化培训两大类。其中，在培训学校接受216个小时技能培训是成为合格菲佣的“针线包”，项目涵盖了各种常用的家用电器的使用、洗熨衣物、清理房间、烹饪和照顾老人与孩子等。 35岁的凯莉原本是菲律宾一家航空公司的空姐，虽然工作体面，但挣的却不多。穿梭于世界各地，她发现在加拿大、台湾、香港等地做帮佣的女孩子远比她收入丰厚，她最终决定到香港做一名菲佣。 2005年，凯莉遇到了现在的雇主，在香港有业务的生意人刘东（化名）。刘东是南京人，2002年儿子出生后，他和妻子因为“只顾自己偷懒，不管孩子”，炒了好几个本地保姆。后来经朋友介绍说菲佣很不错，做事踏实用心，还能教小孩英语。见过凯莉之后，刘东决定将她聘请回南京家中，照顾小孩和老人。 “小男孩调皮，坐不住，凯莉就带着他玩耍，同他进行英文交流。”虽是主仆关系，但刘东觉得凯莉在教育小孩方面倾注的心力并不比自己少。这个35岁的菲佣会通过折纸、画画、买一些小玩意儿来鼓励孩子学习。“每天如此，一转眼就七年了”。 作为“住家佣人”，七年的时间里凯莉成为刘东家庭的一部分，这期间他的儿子已经长成了一个三年级的学生。刘东和妻子常年外出，凯莉和儿子建立起了亲情般的感情。或许是想到自己的处境，凯莉今年忽然决定回家乡结婚，她嫁给了一个加拿大人，希望也能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珍妮到中国后的第一个雇主是一个年轻的女店主，她请珍妮帮忙照顾4个月大的婴儿。在这栋160平方米的豪宅里，富有的男主人和年轻漂亮的女雇主并不是夫妻，这位在河南做煤矿生意的中年男人每月只“回家”三四天。女主人作为一家连锁咖啡店的加盟店主，常常忙到夜里两三点才回家。 2011年2月，女主人去了加拿大以后，珍妮很快找到了浦东这个雇主。家中男女主人都是公司高管，他们的双胞胎女儿需要照顾。两个孩子意味着珍妮的工作量翻了一番，但她喜欢这两个孩子，这让她想起自己的两个女儿。 “每天晚上我让两个长得一样的女孩睡在我的两侧。”珍妮是个未婚妈妈，两个都已经入学的女儿都寄养在外婆家中。根据和雇主的约定，珍妮每个月有四天休息时间，但她经常自己放弃。 在休息日，上海的菲佣常有自己的圈子交流。古北的家乐福和南京路上的超市则是最常见的聚会地点，她们可以在那里购物，然后一起聊天。“也会去超市附近的肯德基坐坐，就是一直聊天，一直聊天。” 珍妮觉得上海滩虽然繁华，自己却始终是个“孤独人”。她几乎不去外国人集中做礼拜的教堂。平日里，她会用自己的平板电脑登陆主人家的WiFi，浏览网页看新闻。周末，一个人到星巴克点一杯咖啡，接着上网，一坐一整天。 在中国的两年多，珍妮从未回过家乡，思念女儿时，她就用Skype跟她们通电话。生分的女儿总是在她的要求之下，才会讲“我爱你”。之后，小女孩们会带着天真的眼神告诉妈咪，我想要这个，我想要那个。想起女儿们争抢礼物的样子，珍妮就会开心起来。 “她们总会问妈妈什么时候把钱寄回来，却不会问妈妈什么时候回家。”珍妮忽然有些失落。她自言自语说，或许女儿们也知道，如果我回去了，就没钱了。 除了获得中国国籍，只有极少数有签证的菲佣才会以大方的态度融入当地社会。在上海碧云别墅社区，2009年就有一名菲佣嫁给了社区里的保安，“不再为被遣返而担惊受怕”。 流离 “我很漂亮，也很年轻，我觉得应该要拿到6000元的工资。”有着褐色皮肤的珍妮觉得自己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广东人，多数见过她的人都猜不出她来自菲律宾。她觉得自己还年轻，应当得到比较好的薪酬。而且，拿到这笔薪水也是她家人生活的保障。 依靠自己在上海的收入，珍妮把女儿送到了菲律宾老家有名的贵族学校。在这类学校里，幼儿园和小学阶段每人每年都需要6000元人民币的学费，两个女儿就需要12000元，这还不包括她们的生活费用以及外婆陪读的费用。 在南海岛屿风波这两个月里，珍妮心里觉得隐隐不安。伙伴们相互通气说，警察一直在清查没有签证的菲律宾人。 更糟糕的消息接踵而来，在结束了和雇主家庭的雇佣关系之前，珍妮便从网络上了解到，菲律宾商人开始号召反华游行，作为回应，中国的网络上已经出现解雇菲律宾人的小道消息，驱赶菲人的呼声喧嚣。 这种情形很容易让菲佣们想起2010年马尼拉人质事件时，她们在香港遭遇的抵制。当时有港人愤怒地要求制裁在港的菲律宾人，不予她们永久居住权。最后，菲佣们通过静坐抗议，维护了自己的权益。但以菲佣目前在内地的隐身状态，珍妮和伙伴断然不可能同自己的雇主以及有关部门争取权益。 刘东的儿子一直询问刘东，凯莉什么时候能从菲律宾回南京。“她被大使馆卡了工作签证，暂时来不了了。”刘东也没想到凯莉回去结婚，结果遇上了这个当口。上海等多地的旅游部门都已经发布通知，限制前往菲律宾的旅行，双边的流动遭遇刹车。 在断了收入的这段时间里，珍妮一直住在远郊的朋友家中，那是一间租金500元的小房间，在上海郊区，500元只能租到没有空调和其他电器的房子。在找到同意她住家的雇主之前，她和朋友以及朋友的男友挤在这间逼仄的屋子里。 5月20日夜里，因为害怕一个人待在出租屋里被警察抓住，珍妮和朋友一起去了酒吧。之后，她的朋友在酒吧被嫖客带走交易，她一个人在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待了一夜。珍妮说，因为身份非法，不少滞留上海的菲律宾女孩发现卖淫更容易挣钱，就不再从事需要抛头露面的菲佣职业了。 “我爱上海，我喜欢去商场逛，买好看的鞋子和衣服。”珍妮有些不安地打着电话，她手上的诺基亚手机已经没有键盘，需要用发卡戳才能拨号。虽然她不喜欢这个城市拥挤的巴士和地铁，以及提心吊胆的日子，但她并不能轻言放弃。 眼下，菲律宾当局一再强调不会就黄岩岛问题引发战争，争议如同海面一样，在风浪之后渐渐平复。新闻说，菲律宾的香蕉又重新出口到了中国，珍妮觉得苦日子很快就将过去。她并无太多时间藏匿自己，为尽快找到一份新的工作，她又穿梭在上海的人流中了。 “如果有可能，我希望能在这里再待十年。”珍妮说，十年后两个女儿大学毕业时，就是她回家的日子。
菲佣珍妮的雇主要把她的月薪降低，理由是“现在中菲关系不好”。上海的菲佣超过1000人，大多和雇主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发酵一个多月的中菲黄岩岛风波，慢慢触及这群异乡人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