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核心利益、真实关切已经不止一次对外传递，因此，无论从近期事件还是长远共存的角度看，战略释疑的责任，主要在美方。 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这是中美高层对话机制在关键时期的一次关键对话，其意义要超过以往任何一次。 首轮对话搭建了中美战略磋商的平台，第二、三轮对话偏向于经济议题，而这一次对话，则是战略在前，经济在后。双方的高层对话能否有效解决双方存在着的显性和隐性问题，将验证中美对话机制的“战略性”含量。 此次对话之所以关键，与中国最近遭遇的地缘政治挑战不无关联。而在具体的挑战背后，无不闪现着美国的身影。比如，持续超过两周的南海黄岩岛对峙事件，尽管属于中菲双边关系范围的波动，但是，菲方将争议“国际化”的企图则会导致事件的复杂化，而所谓的“国际化”，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国介入合法化”。 又如，4月底美日发表了16年以来的第三份联合声明《面向未来的共同蓝图》，在这份被称作“确定今后几十年亚太秩序的文件”中，美国直言不讳地提出要“主导亚洲太平洋地区”，而中国则要“遵守规则”。 中美的战略合作正呈现出奇怪的矛盾之处。一方面，中美在经贸方面的合作处于最高水平，而在全球战略事务方面的合作水平低于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在全球战略事务方面的合作，核不扩散等领域的合作水平又高于双方在亚太事务上的合作水平。简言之，越是离中国家门口近，中美合作就越是不顺畅，模糊面积就越大。这不能不令人产生疑问：中美合作，究竟是战略性的，还是战术性的；是着眼于功利的，还是面向未来的。 必须看到，鉴于中美的经济和政治分量，双方长久以来存在的战略模糊性所带来的隐患，不仅对于中美双方具有危险性，对于全球也是如此。肩负国际义务的责任感，中美双方就必须消除战略疑问，在一个可预期、有底线、能兼容的情境中，解决问题，实现共赢。中国的核心利益、真实关切已经不止一次对外传递，因此，无论从近期事件还是长远共存的角度看，战略释疑的责任，主要在美方。 美国高层访华前夕，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财政部长盖特纳都表示：“希望在一些关键事情上取得进展。”战略层面的关键事情包括外交政策、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经济层面的关键事情指“中国加快银行系统改革”和“进一步向美国市场开放”等具体要求。美国既希望在传统的全球性事务中得到中国更多的合作，也希望在中国启动的新一轮金融领域改革中占据市场先机。 无论中美高层对话要谈多少议题，如何增进战略互信，仍是首要任务。就当下而言，在美国经济已经出现实质性复苏迹象之后，实际上中美经贸领域的老话题敏感性已经下降，而战略信任度的敏感性则在急剧上升。这是美国应当回答的考题。即使大选年因素决定了美国战略模糊的客观性，也不能对此拒而不答。毕竟，战略互信是战略合作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