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关于减税的呼声水涨船高。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把“实施结构性减税”作为今年的工作重点之一。
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税收总收入接近9万亿元，达到89720亿元，同比增长22.6%。与此同时，财政收入首超10万亿元，达103740亿元，增长24.8%。两项指标远远高于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去年GDP增速为9.2%。
这带来两个结果：一是公众的“税收痛苦”加重，幸福感打折；二是本身困境重重的中小企业又雪上加霜。
因此，减税不仅有利于民生，更有利于发展大局。
现在各界将苗头对准了间接税。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在珠三角企业调研后指出，当地企业的税负普遍反映是50%。除了所得税就拿走25%了，其余如教育税、城建税、价格调节基金等杂税就有二三十种，费有18大类，60多项。
为了维持企业正常运营，这些间接税和行政收费自然会变相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比如馒头等生活基本资料都含有苛捐杂税。全国政协委员、联想集团总裁杨元庆也直言：现在已经不只是高档消费品国外比国内便宜，耐克鞋这些大众消费品也是如此，“我们的联想电脑在国内没有办法卖得不贵，有17%的增值税必须加到价格里面，但产品毛利率只有15%”。他追问：中国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1/10，为何却要多花费20%-50%的价格才能买到同款产品？
即使减税已成社会共识，且具备了相应的国家财力，但要顺利实施，尚需深层制度变革配套。
首先，处于舆论风口浪尖上的财税部门并不能独立完成减税任务。结构性减税意味着“两高一资”的行业就不能减，战略新兴产业就该实施减税，小微企业的营业税和增值税的起征点应该进一步提高，小微企业的所得税减半征收。但要执行到位，就必须由工信部、发改委、商务部等职能部门全力配合，麻烦的是长期以来操作上属于先收再返，往往变相演化成“跑部前进”局面，为变相权力寻租大开方便之门，最终吃亏的还是权势小、路子少的中小民企。
但真正制约减税的不是具体操作方案。
众所周知，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央地方分灶吃饭，在国富民穷之外，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国富地穷。广东地税局局长王南健代表说：“100元的GDP，中央就拿走了55元。”为了完成不停加码的任务和指标，地方政府只能搞土地财政，甚至是增加收费项目，甚至是下达一些不切实际的财税增幅指标，“这是逼着地方干坏事”。
一个佐证是：现在基层乡镇政权债务沉重，总额在14万亿元左右。而这些负担往往通过“三乱”等方式转嫁到企业和公众头上。
更严重的问题却在于全国人大代表、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披露的现实：“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刘锡荣说，4年前全国公务员是600万人，现在已经增加到1000万人，一年多100万人。刘锡荣说：“现在有些地方乱设机构，乱定级别；领导职数和公务员人数超标。一些乡镇好几百个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一些地方政府秘书长有十几个，每个秘书长都要给房子，配汽车，这些支出最终都是老百姓买单。”
其实，这个数据保守了：据《中国2009年人权事业进展》一书中说，截至2009年，中国共有290万少数民族干部，占公务员总数的7.4%，由此算出，中国公务员应该有3918万人左右。如果加上变相吃皇粮的事业单位职工、央企高管、政府编外人员，这个数据将更加惊人。
这揭示了税费沉重的一个主要诱因：官员太多了，百姓养不起了。
刘锡荣开出的药方是尽快出台“编制法”，将各部门各地区设官用人的规模纳入法治化轨道，并接受纳税人的监督。
此外，中国干部尽管取消了福利终身制，却一直沿袭福利待遇终身制，形成只进不出的沉重供养负担，与国外总统下台立即需要自谋生路形成巨大反差。
当然最根本的举措还是尽快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要求，尽快进行行政体制变革，按照服务性政府的要求转变职能，全面依法行政，从与民争利转向为民谋利。
记得上次政府全面机构改革已经是1998年的事了，时任总理朱镕基说：哪怕前面有地雷阵，有万丈深渊，也要勇往直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因此，中国减税不仅仅是经济政策的全面调整，更有赖于行政管理制度的深层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