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诤友”加藤嘉一的北漂感觉 我的书能出版就是中国的进步 本报记者 屠晨昕 一个日本后生，在中国一待就是将近9年，用比许多中国人说得还溜的中文，整天对着中国的社会现象“说三道四”，你会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就是这个加藤嘉一，2003年“非典”高峰时来华，他就读于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如今是北大朝鲜半岛研究中心研究员。 加藤嘉一继续着对中国的观察和思考，并将其结集出书——《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中国，我误解你了吗？》和《一个日本80后对中日关系的观察与思考》等。结果，他在中国走红了，很多中国人，尤其是同龄人喜欢他，他几乎成了在中国最有人气的日本人。 当记者问他，你是不是“中国的诤友”时，加藤用京片儿答道：“对，我觉得‘诤友’这个词儿用得很准确。” 去年，加藤出了本新书——《中国的逻辑》，说出了“世上有两条逻辑，一条叫逻辑，一条叫中国逻辑”的逆耳忠言。在书中，他关注奥数、蜗居、体改、户口、学费、网论、世博、服务、农民工……甚至包括语文教学改革。 加藤自称“贫二代”、“农三代”。10岁那年，他父亲的公司破产，为了躲避讨债，他和家人曾经在一天内搬了20次家。中学时代，他凌晨送报纸，白天上学，晚上练长跑，每天只睡4小时。和这些相比，他说，读书真是一件太简单的事。 2003年，加藤在没有人民币、没有中文基础、没有朋友的“三无”状态下来到北京，那年正赶上“非典”，因为舍不得机票钱，加藤选择了留在北京。 多年在中国的草根生活，让这个日本80后兼具了勤奋和圆滑，在生活中八面玲珑。加藤坦言，自己没想到自己对中国“说三道四”的文字能出版，“这就是一个奇迹。一个外国人能在中国主流、非主流媒体上发表批评文章，这就是中国的进步。” 记者（以下简称记）：多年来，你为什么一直执着地观察中国？ 加藤（以下简称加）：我认真研究中日关系，来自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于中日两国，对方的国家、社会、文化的存在非常重要。中国的发展对日本未来的发展空间起到决定性作用，我也希望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好。 记：有人说你是“在中国最红的日本人”。 加：我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更多地与当今中国言论环境有关。它正在往包容、开放、多元的方向变化着，它需要我这样一个外国人对中国问题发表观点，提供不同的视角。 中国的官方和民间开始接受外国人说话了，这是较大的进步。像我这样以批评为生的人，也没有被排除。我不极端，不以情绪化角度观察中国，这或许是我能被中国人接受的重要原因。 记：刚来中国时，有什么让你觉得特别意外、特别惊讶的吗？ 加：最意外、最惊讶的，就是发现中国完全是个正常的现代国家，而不是像过去西方宣传的那样，是一个落后、愚昧的国家。 不过，越是了解、剖析中国，我越不了解。中国社会实在太复杂，有些基本走向，我是清楚地看到了，但还有太多看不清楚。没关系，慢慢来。 记：你写到过不少匪夷所思的“中国逻辑”，哪些事让你觉得最不可思议？ 加：举几个简单例子吧！ 比如，中国人在开会时不把手机设置成静音，还大声接电话，这与中国的“面子文化”自相矛盾；会场往往是越开人越少，茶歇时交换名片后，将近一半的人达到目的就离开，出席到最后的往往是外国人；中国的家长“干涉”孩子许多年，孩子大学毕业后，还要给予照顾，包括买房、买车、就业等；还有，中国人觉得有了房子才能结婚，而在日本，工作10年后才会打算买房，几乎没有一个女人把男人有没有房子作为嫁人的标准。 记：现在你出名了，考虑买房吗？ 加：今天没有中国女孩会嫁给我，因为我没房没车。我一直认为，年轻人不要轻易定居下来，要不断地把自己像资本一样流动起来，这才是最大的获得。 记：觉得中国有什么值得日本学习的地方吗？ 加：有。我觉得今天中国社会最大的魅力两个，一是女性，二是年轻人，都非常独立。 由于社会差距悬殊，男女本身不平等显得没有那么重要。在中国整个社会中，职场中，家庭中，女性非常有活力。 记：很多年轻人叫你“日本韩寒”，你怎么看？ 加：我虽然很欣赏韩寒，但把我叫“日本的韩寒”毫无道理。我和韩寒不一样，我没那么锋利，我不嘲笑，我是批评。 关键是，日本出不了韩寒。因为日本的体制比较死板，日本的文化鄙视年轻人，压制另类的声音，因此，不太可能出现“韩寒”。“80后现象”是中国的独特现象，在日本不存在。 记：你在《中国的逻辑》中批评80后90后是犬儒主义…… 加：一些中国年轻人对未来看不到希望，对任何事都无所谓，只会恶搞、嘲笑社会。这么年轻就变成这样，是很要命的。 记：以你自己的经验之谈，有什么建议给中国的年轻人？ 加：中国年轻人爱抱怨，我能从中了解很多东西，但抱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不要开口总说国家大事，不如低下头关心身边的社会琐事。年轻人成长无非两条路：读书和读人。读书是开阔眼界，读人是学习和别人打交道。 记：最近一年来，你对中国有什么新的观察心得可以与读者分享？ 加：中国各个城市之间的同质化越来越严重，是个让我忧心忡忡的趋势。以前，中国城市非常多样化，北京的胡同、广州的本土文化、西安的古城墙、上海的安全感等等，但这些在迅速丧失。 对此，我还在深入思考，而且会把思考结果写到我的新书中去。
它需要我提供不同的视角
抱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书摘：
日本的小学生从一年级开始必须上道德课，记得我那时是每周六上午上两小时。教学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老师讲道德、礼仪以及如何做人，把道德的重要性灌输给小孩子。课本素材几乎都是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思想，孔子、孟子、老子、韩非子、孙子，仁、礼、忠、孝等等都有。第一节课往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师会问：“如果你的朋友偷了你的书包，大家欺负你，你会高兴吗？”我们一起大喊：“不高兴！”老师接着讲：“那你也不要对朋友那样，明白了吗？”我们回答：“明白了！”
微评：
文介：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博士官员”？中国人为何不回电子邮件？中国为何有3到4亿“闲人”？也许你跟我一样不喜欢这个日本人，但有必要读读他的观点。在发展成长面前，情绪是幼稚的表现。
严哲每天在路上：感觉加藤像极了白岩松，既能切中痒处，又能保持不偏激，说话留有余地，都不得罪，所以能被各方接受，又有口碑。做传媒人，说话是艺术。
阿礼：加藤还不了解中国，在民生问题上，我可以很直白地说，一本书改变不了什么。不过，本书的视野还是不错的。书里的养分在于有“礼貌”、“细节”等关键词的章节。
唐山：任何外国人都会遭遇“中国问题”，加藤更进一步，发现了“中国逻辑”。生活在其中，有时我们很难感受到这些“逻辑”，以为从来如此，没有想过这些逻辑未必都合逻辑，它们不一定放诸四海皆准，在它们之外，还有世界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