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屠晨昕

　　42年前，在被关押了2年零2个月之后，遇罗克终于被带出北京的死刑号，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年仅28岁。罪名是“私藏手榴弹，阴谋杀害伟大领袖毛主席”。

　　遇罗克是“文革”期间，第一位因“思想罪”而被判处极刑的人。这位在逆境中追求社会公正的天才，最终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这个月，诗人北岛等所著的《暴风雨的记忆：1965至1970年的北京四中》，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其中记述了遇罗克在生命最后时期的言行。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遇罗克当年的狱中好友张郎郎。

　　遇害前遭受80多次“预审”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种荒谬无比的“血统论”，在“文革”之初甚嚣尘上，“地富反坏右”的所谓“黑五类”遭受迫害，他们的子女也在升学、就业、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遭遇了极大不公。

　　家境优裕的遇罗克，父母被打成“右派”，他先后两次参加高考，尽管成绩优秀，但不被录取。他插过队，在小学做过代课老师，因出身问题被辞退。后被分配到机器厂当学徒工。

　　1966年到1967年，遇罗克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发在《文汇报》上的《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反对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出身论》刊在《中学文革报》上，反驳“血统论”，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4月，当时“中央文革”表了态，说《出身论》是反动的。1968年1月遇罗克被捕，在遇害前，他遭受了80多次“预审”，一直找不到他有什么实质性的把柄，直到在他住处搜出了手榴弹。

　　1979年11月，北京市中院宣告遇罗克无罪。在“拨乱反正”的背景下，遇罗克作为“解放思想”的先驱，一度受到了官方的宣传。

　　要把遇罗克从神还原为人

　　“现在正好是两个极端，有些人想让你遗忘他,有些人想神化他。”作家、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研究员张郎郎对记者说：“只有把他还原成一个真实的人，人们才能记住他。”

　　在聊起哲学思想时，“根正苗红”的张郎郎发现遇罗克其实是个坚定、正统的马列主义信徒，他相信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其实，遇罗克这人特适合搞政治。”张郎郎说，“他经常向预审员汇报，说谁是林彪的人，他在监狱里散布了什么，谁是刘少奇的人，他现在在牢房里跟谁好。说得头头是道，其实故意扰乱视听。”他还找这些人聊天，然后把一个人的事情套出来给套另一方，制造事端。

　　“我说你这么弄你累不累啊？他说，这房间里越乱，我们就越能聊天，人家就不会来关心我们俩的思想问题了。”

　　当时有个预审员“丁大个儿”特恨遇罗克，因为他简直是个“讼棍”：了解官方的各种法令、规定、条例，审讯的各种方式、手段以及不成文的程序，往往能找出预审员违法、违章的破绽，还帮助犯人应付提审，免费当律师。因此狱友们特别崇拜他。

　　今天更要提遇罗克

　　40年过去了。如今，家庭出身依然潜在而强烈地影响着所有人的命运——以“我爸是李刚”、“郭美美”为标志的“拼爹”时代，“富二代”、“官二代”吃香，农家子弟和城市工薪阶层子女上升渠道日益闭塞。

　　着眼于打破出身藩篱，真正实现普遍意义上的社会公正，重提遇罗克这个过去式英雄有何意义？

　　在张郎郎看来，研究遇罗克现象，要研究中国现在缺什么。

　　“记得北京大学几年前做过一项《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证明子女就业与父母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除了技术性极强的岗位之外，一般可替代性强的非专业技术职位的竞争中，血统原则的作用日显重要。”

　　张郎郎认为，在精英选拔过程中，一旦血统原则取代成就原则的首要地位，精英的素质将会日益退化。“这既不利于社会进步，更会加剧社会不公。”当年，遇罗克就曾提出“不是通过自己努力获得的权力，我们一概不承认”。

　　然而，如今的年轻人几乎没有几个知道遇罗克。作为历史亲历者的父母们，在孩子面前几乎绝口不提“文革”的惨痛历史。

　　“重提遇罗克，重提历史，是必要的。”张郎郎总结道，“如果我们因为怕揭伤疤会痛而当鸵鸟，那就容易重复过去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