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条件使人民更努力地学习，更智慧地工作，更积极地创业，更大胆地创新，在创造个人财富、社会财富、国家财富的过程中走向共同富裕。 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正在展开的此时此刻，注定是一个“大时代”（GreatTime）。 2011年，中国GDP达到47.2万亿元人民币，约合7.45万亿美元。2012年1月27日，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GDP占美国GDP比重近半，达到49%。相比较，奥巴马上台的2009年这个比重为30%，十年前的2001年为13%，二十年前的1991年为7%。 为此，2011年2月，在与美国硅谷头面人物的晚餐会上，奥巴马询问苹果公司老板乔布斯，“要想在美国制造iPhone都需要什么？这些工作为什么不能在美国进行。”苹果公司2011年出售的7000万部iPhone、3000万台iPad和5900万件其他产品，绝大部分都在中国制造。苹果公司创始人直言不讳地告诉奥巴马，“这些工作机会不会回来了。” 已经持续了3年多的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快了全球经济体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对比的变化。2010年，中国制造业以1.995万亿美元的产值，有史以来首次超过当年1.952万亿美元的美国制造业产值，从而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这是自1885年美国制造业产值超越英国以来，世界经济格局的又一次重大变化。 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1年美国货物对外贸易总额3.734万亿美元；按中国海关统计，中国货物贸易总额为3.642万亿美元，中美差距已经缩小到区区920亿美元。商务部研究院外资部主任马宇就此预测，2012年，中国将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 这意味着，在全球经济的三大“制高点”——全球制造业总额、全球对外贸易份额和国际储备货币，中国已于2010年在制造业领域和今年将在对外贸易领域超越美国。 2月11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在《华尔街日报》上撰写了一篇题为《为什么世界需要美国》的文章。这位受到奥巴马欣赏的国际政治研究者直言，“现行国际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塑造并且反映美国利益的。如果力量的重心开始向别的国家转移，那么国际秩序也会相应向有利于这些国家的利益方向转移。” 事实上，2011年，美国的一连串战略举措，已经诠释了其不惜一切代价全力阻止这一力量转移的动向。 “60多年的新中国建设还只是刚刚确立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国实现‘强国梦’还有相当长的道路要走。”2月19日，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认为，此时此刻，“中国的民族复兴大业正处在关键时刻，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拷问，执政党带领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选择什么样的方向，决定着13亿多国人的前途和命运。 资本主义大变局 1月25日，2012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瑞士召开。这次国际会议变成了“资本主义大辩论”。第一天第一场讨论一开始，主持人问，20世纪的资本主义制度，能否适应21世纪的现实？将近一半在座者认为，资本主义无法应对21世纪；两成左右觉得资本主义并无大碍；余下的是谨慎的游离派。 讨论中，美国凯雷投资集团董事总经理大卫·鲁宾斯坦警告，“我们现在还有3～4年的时间来改进我们的经济模式，如果不尽快行动，我们会输掉这场战争，而我们的制度也会终结。”全球工会联盟总干事长巴罗女士抨击说，“高失业率和贫富差距拉大，显示资本主义制度正在失效。”在现场亲历这一幕的FT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转述了FT资深同事对这场“全球资本家俱乐部”内部争议的评价：资本主义碰到了百年来的大变局。 李慎明认为，对于这场危机的根源，不仅仅是金融家的贪婪、银行监管制度的缺失和公众消费信心不足等，更不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所说的美国消费方式和中国汇率与外贸政策的联姻，“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为主导的以新自由主义为主要推力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 因特网的广泛使用，使国际资本流动速度以几何级数加快。现在，全球GDP为70万亿美元，而债券市场则为95000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1000倍以上，各种金融衍生品的价值则达到466000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6657倍还多。世界上每2.4小时流动的资金总额，就相当于一年全球GDP的总值。 “如此庞大和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品，不通过生产环节便能将其盘剥的触角伸往世界各国、各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直至家庭直接攫取金钱。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和金融产品的大发展，从本质上讲，只是为贫富两极分化提供便利的工具罢了。” 李慎明指出，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出现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经济现象：极少数富人愈来愈富、愈来愈少，绝大多数穷人其中包括中等收入阶层愈来愈穷、愈来愈多。而且，包括发达国家在内几乎所有国家都愈来愈穷，其标志就是各国主权债务都在急剧增多。比如，仅仅30万平方公里、6000万人口、2011年GDP为2.04万亿美元的意大利，目前竟然积累了1.9万亿美元的主权债务。 2007年9月12日，英国《卫报》报道，联合国协会世界联合会的一份报告显示，现在，世界上最富有的225人的收入与最贫穷的27亿人的收入相等，相当于世界所有人口收入的40%。即使美国，其国内贫富差距更甚。2011年10月24日，德国学者托马斯·舒尔茨在《明镜》周刊撰文称，目前，美国400个最富的美国人占有的财富超过1.5亿底层美国人占有的财富总和。 “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是在积累财富的同时积累贫穷。”对于这种全球范围急剧扩大的贫富差距，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向本刊记者引用了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的这句名言。在他看来，在资本社会里，无论银行家、企业家还是工人、消费者，每个人都感到自己缺钱，每个人都被深刻的“贫困感”所驱动，“而这种贫困感正是市场社会的产物，它就深深地植根于对人永不能满足的财富积累欲望的制度性肯定之上。” 李慎明给出的结论是：从一定意义上说，目前这场正在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是对美国这种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特别是其中金融霸权肆意泛滥的绝地“报复”，是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理论的一种“清算”，还是对美国基本制度的根本挑战。 “美国秩序”的逻辑 2009年5月9日，奥巴马通过电视镜头向全世界明确宣布，“如果十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美国并不想限制中国的发展，但中国在发展的时候要承担起国际上的责任。中国人要富裕起来可以，但中国领导人应该想出一个新模式，不要让地球无法承担。” 奥巴马此言后的注解是，不到全球5%的美国人口，消耗着全球20%的能源、16%的淡水、15%的木材，同时排放10%的垃圾和25%的二氧化碳。奥巴马的潜台词非常明确，美国将会千方百计运用各种手段维持乃至扩大这个比例。也因此，罗伯特·卡根这位同时受到美国两党领袖青睐的美国新保守主义学者，对中国的未来不以为然。 在那篇《为什么世界需要美国》的文章中，他的分析是，中国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但距世界最富有的国家还有非常大的距离，“中国庞大的经济总量是庞大的人口所创造，在人均方面仍然属于比较贫穷的国家。美国、德国和日本的人均GDP都超过4万美元，而中国只有4000多美元，与安哥拉、阿尔及利亚和伯利兹大致相同。即使根据乐观估计，中国2030年人均GDP也只能达到美国的一半，也就是斯洛文尼亚和希腊现在的水平。” “过去我们总讲‘地缘’，现在应该加上‘货币’、‘信息’、‘军事’和‘资源’。可以说，‘地缘’、‘货币’、‘信息’、‘军事’这前四种都是手段，最终是为掠夺和占有资源服务的。”李慎明告诉本刊记者，现在看来，只有这五种因素相加，似乎才可以解释现在世界上所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 他的判断是，由于新一轮金融危机在未来几年内可能存在的进一步激化，在今后一些年内，各种国际力量特别是世界上一些大国和强国，将会围绕金融、能源、粮食、主权等根本性问题，既有多样的合作与竞争，更有着激烈的博弈和较量，“其手法和手段将是多种多样甚至是十分残酷的。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经济危机发展的结果必然是政治危机。” 2011年11月1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澳大利亚议会的讲话中明确表示：“作为美国总统，做出了一个深思熟虑的战略性决定：美国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将通过维护核心原则及与盟国和伙伴的紧密合作，为亚太地区的发展和未来发挥更重要且长期的作用我的国家安全团队将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和任务视为重中之重。” 几乎同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撰写了题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的文章，“从印度洋经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太平洋的海上狭长地带包括了世界最重要的能源和贸易途径”，“全球一半商品都要经此运输的南中国海”则是美国全球战略的焦点之一。为此，“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等5个主要区域伙伴签署的结盟协议构建起美国在亚太的战略转变的未来”，印度将是美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南方轴心和亚洲中心的结合”。 由于天文数字般的金融衍生品在今后一些年内将要破灭，全球GDP将必须回归以实物经济为主。从这一视角出发，美国推行“重返亚太战略”也就顺理成章。前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研究员、美国战略学家托马斯·巴奈特曾说，“美国用美元这种‘小纸片’换取亚洲的巨量产品，这当然不公平。所以，美国在美元之外提供了真正的有用之物，这就是太平洋舰队。” 极力维护“美国利益优先”的罗伯特·卡根，在其新著《危险国家》一书中坦然承认，美国历史上就是一个危险的国家，扩张成性，“今天，当大多数的美国人了解到，世界视美国甚至幼年时的美国为一个非常危险的国家，将会感到惊讶在南美大陆、西半球和欧洲的人民和国家出于多种原因认为美国是危险的。首先是美国人侵略成性，对领土和占统治地位的追求欲壑难填。” 然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逻辑在道义上难以成立。“今天的主要势力，美国和欧洲，尤其缺乏关于未来的创见，它们试图维持已经不再现实的想法，缺乏理性精神。”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赵汀阳否定了“美国利益优先”的逻辑，“美欧试图维持肥水如百川入海似的流向美欧的世界秩序，以便维持高消费高福利的奢华社会。这种单边主义思维是非理性的和无效的，它无法超越的难题是：他人不同意。这是最朴素的事实。”
中国道路
共同富裕之路
采访中，一位相关部门研究人士告诉本刊记者，保守估计，到2015年底，中国国内消费市场规模可以达到4.8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消费市场规模的90%；到2020年，中国国内市场将远大于美国市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买方市场。
“只要我们下定决心，彻底将‘扩大消费’这扇大门打开，如此庞大的中国消费能力，将对全球经济乃至国际政治产生巨大的影响力。”这位人士指出，目前全球不少跨国公司已经看到了这种趋势，正在将过去“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向“一头在内”、“两头在内”、“三头在内”乃至研发、生产、销售全产业链转移向中国市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与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的‘合体’，将焕发出无与伦比的市场想象力。”
李慎明对此抱有强烈的信心，“创新的主体，首先是国家，只有国家才可以有财力、物力、人力集中起来办大事。如果能够拿出‘两弹一星’的精神，在新能源上实现突破，不但能大大缓解未来发展中能源约束的压力，更将一举占领决定国家命运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制高点’。”
事实上，在胡鞍钢的观察中，60多年的探索，就是不断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国家建设创新史。这其中，他认为最具挑战也是最具历史创新的壮举，就是实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第二个目标——共同富裕。
未来中国将从小康走向富裕，从中低收入走向中高收入，共同富裕成为社会主义中国最重要的发展主题、最核心的发展目标和最大的发展任务。”胡鞍钢将这个目标具体为三方面内容：
一是中国的共同富裕社会。胡鞍钢指出，“共同富裕”并不是平均富裕，其核心是“共同”，使十几亿人能够共同拥有发展的机会，共同提高发展的能力，共同提升发展的水平，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只有具备这四个“共同”，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富裕”。而且，“共同富裕”的底线是防止出现贫富两极分化，消除各类绝对贫困人口，使他们也能富裕起来。
“‘共同富裕’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旗帜”，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执政为民的基础，也是中国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保障。他认为，我们不仅是唯物主义者，客观承认社会差异，而且还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创造条件使人民更努力地学习，更智慧地工作，更积极地创业，更大胆地创新，在创造个人财富、社会财富、国家财富的过程中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二是中国与世界共同繁荣。在胡鞍钢看来，日益开放的中国与日益一体化的世界，谁也离不开谁，“只有世界特别是南方国家（指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了，中国才能得到更大的发展；只有世界特别是南方国家繁荣了，中国才能得到更大的繁荣；只有世界特别是南方国家富裕了，中国才能得到更大的富裕。”
为此，需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不但要“引进来”，也要主动“走出去”，特别是投资南方国家提高发展能力；不但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也要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特别是帮助南方国家尽快富裕起来；不但要参与全球化，还要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均衡的方向发展。努力促进同世界各国在政治上的平等互信，共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挑战，共同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和持续发展的绿色世界。
三是人与自然共生共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生态安全、减灾防灾既是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之一，也是中国长期发展的基本国策。”胡鞍钢强调，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优先发展绿色产业，投资绿色能源，倡导促进绿色消费，将大大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社会福利，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生态安全、适应气候变化的“多赢”，为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作出重大贡献。
胡鞍钢感慨地说，毛泽东50年前曾经说过，21世纪中国应该对整个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什么才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胡鞍钢为本刊记者给出的回答是，除了经济贸易方面和扶贫方面的巨大贡献，中国还应该在以下关键领域贡献自己的力量：人类发展、科学技术、绿色革命和文化传承，“这四个方面的贡献代表了中国在国内和国际意义上的现代复兴。”
“当然，考虑到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事务中最大的利益攸关方之一，中国不仅要兼顾自己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选择发展模式时，也需要考虑到发达国家的利益。”胡鞍钢最后补充说。
1992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在其《21世纪的角逐》一书中做过统计，在1870年至1988年的118年间，世界上以人均收入为标准排名最富的国家几乎变动不大，仅有两个人口很少、自然资源却十分丰富的石油输出国——阿联酋和科威特进入这一行列，而自然资源丰富但资源价格较低的新西兰、阿根廷、智利甚至从富国行列中消失。他由此得出结论：“穷国要想挤进富国行列几乎没有可能。”
李慎明就此向本刊记者提出了自己的疑问：“现在世界上共有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192个国家），搞社会主义制度的仅有5个国家，即中国、越南、朝鲜、古巴、老挝。除此之外，其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搞的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但富国却只有20多个。而其中许多富国遭遇到严重的债务危机。这说明什么？”他的结论是，穷国挤不进富国，也就是资本主义救不了穷国。
“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包括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的、举世瞩目的成就，靠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他将其简称为“中国道路”。
基于新中国建设60多年的经验和探索，采访中，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为本刊记者总结了“中国道路”的三个决定因素：
其一，不断增加现代化因素，最大限度扩大生产、创造财富，最大限度利用现代知识、科技、教育和信息要素。
“从本质上来看，中国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落后者，其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不断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包括经济追赶、教育追赶、科技追赶、信息通信技术追赶等。”这位拥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国情研究者描述了中国的雄心，“凡是发达国家所具有的现代化技术，中国都要拥有，并普及于全国城乡。凡是发达国家正在创新的现代化技术，中国都必须创新，成为领先者，同时惠及于中国和世界。”
其二，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资本主义因素可以使人们富裕起来，但是不能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因素不仅使人们更快地富裕起来，而且使人民共同富裕起来。”胡鞍钢认为，社会主义在中国本身也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不成熟、极不发达阶段，80年代不发达阶段，至今才形成了比较适应、比较成熟、比较成功的阶段，“但还不完善、还不均衡、还不平等，今后还要走向更为成熟、更加均衡、更加公平的阶段。”
他强调，只有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才能真正凝聚十几亿人民，有效动员社会各种力量，充分激发人民的创造力，共同分享发展成果；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才能保证政治上实现民族团结、多元一体、国家统一、长治久安。
其三，不断增加独特的中国文化因素，对构建中国特色的理想社会有重大创新，如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共同富裕社会、学习型社会、健康型社会、安居乐业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等等。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和发展现代文化，增强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为增进世界丰富多彩文化作出贡献。
“这三个基本因素的发展，也决定了中国道路的路线图。”从发展水平及阶段来看，胡鞍钢认为将分四步走：第一步(1978～1990)从绝对贫困到温饱水平；第二步(1990～2000)从温饱水平到小康水平；第三步(2000～2020)从小康水平到小康社会；第四步(2020～2030)从小康社会到共同富裕社会，“大体经过四个阶段完成占世界五分之一的十几亿人口的现代化。”
“中国道路的原创性决定了这条道路不是一条笔直的大道，而是一条曲折复杂的、历经艰辛的万里长征之路。”这位中国国情研究领军者30余年如此分析判断。
“不过，历史与未来都将证明，中国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他说。
世所罕见的挑战
莱斯特·瑟罗不相信。这位被《纽约时报》称颂为“经济论辩中，极具说服力的分析家及优秀的阐释者”认为，作为一个不发达的经济体，中国要在人均收入上追上美国，至少需要100年的时间。”
瑟罗给出的理由之一就是人口。中国人口在不久的未来，将呈下降趋势，然而美国与此相反，到22世纪初，其人口将是目前的两倍以上，两国目前巨大的人口差距将会持平，“并且，美国并没有止步不前，经济增长仍快于其他许多大国。一个人口规模正在拉近中国、仍在发展的美国，怎么会被中国超过呢？”
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挑战。2011年8月24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布的《世界人口前景与全球经济展望》显示，到2040年时中国的老龄人口比例将由目前的8.3%提高到22.6%，老龄化程度可能超过美国，“中国在未来二十年可能将要经历的人口老龄化轨迹，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尽管日本正在经历这样一个人口老龄化的快速节奏，但日本是未老先富，而中国将是未富先老。”这毫无疑问会降低中国经济的增长水平、加大社会负担。
与此同时，在能源方面的挑战更为激烈。2月14日，在《BP2030世界能源展望》发布会上，BP集团首席经济学家鲁尔告诉本刊记者，美国“页岩油气革命”正在大大降低美国能源进口依存度，到2030年，美国对石油的进口依存度将由2010年的50%下降到32%，将成为天然气净出口国；而中国2030年石油进口依存度将达到80%，天然气达到42%，并成为煤炭净进口国。
“2030年，美国可以依靠加拿大油砂和墨西哥石油完全实现能源的自给自足。”鲁尔向台下的中国记者问道，“20年后，美国总统会关注什么？不知道，但毫无疑问，世界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他的潜台词是，如果这一重大战略调整完成，一个难以回避的局面将形成：一面可能是中国对中东能源的日益依赖，另一面是毫无能源负担的美国可以放手在全球施展自己的意志。
事实上，在李慎明眼中，未来中国面对的挑战远远多于此，“我个人认为，在未来一些年内，我国所面临的所有新情况、新困难中，可持续发展的七个资源可能出现相对匮乏的情况，这是最重要、最基础性的挑战。”
土地资源。2020～2030年，我国人口可能达到15亿～16亿，每年需要粮食5.6亿到6亿吨，但若无大的科技进步，每年我们仅能生产5亿吨左右，而现在国际上每年商品贸易粮不过是2亿吨。如果出现极端困难的情况，粮食就会成为比黄金还要珍贵的物品。我国这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其粮食的生产与供应必须立足自力更生。因此，要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
政府性投入资源。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在相当多的时期我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发行长期国债、银行直接贷款，绝大部分已经贷出，并且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有的项目回收投资可能需要二三十年时间。这一资源在今后也会明显减少或受到限制。
物质资源。今后，粮食、石油、水、矿产等各种战略性资源都将受到很大制约。我国经济主要是粗放型的增长。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4，全国600多个城市有2/3供水不足，其中1/6的城市严重缺水。现在国内石油资源对需求的保证程度仅在40%左右，对外依存度将逐年提高。在已探明的45种主要矿产资源中，可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仅有21种。
环境资源。全国七大水系约有一半河段存在严重污染问题。全国90%以上的天然草原不同程度的退化，草原退化、沙化和碱化的面积达1.35亿公顷，占草原总面积的1/3，并仍以每年200万公顷的速度增加。大气环境处于严重污染水平。过去不少地方可以先污染，后治理，现在不仅不能这样做，而且对过去已形成的污染治理需要大量的投入。
国际国内市场资源。目前，国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中国可以占领的已经基本占领，今后中国进出口再继续高速增长的潜力有限。在多年30%以上投资率的推动下，国内市场中基础设施投资已趋于饱和，未来高投资率很难维持。当前我国经济上最大的隐忧就是城乡居民内需相对不足。在初次分配中，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是消费最终决定生产。东西卖不出去，谁还敢投资？投资得少，较高的GDP增长率就很难较长久地维持。
劳动力资源。目前，我国已进入准老龄化社会。到2015年，劳动年龄（15～64岁）人员将明显减少。已经或正在进入劳动年龄的“80后”、“90后”，有的可能要两个人抚养两个孩子、四个老人。此时，我国的廉价劳动力将不复存在。按照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届时我国商品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将明显下降。
外资资源。过去30年，由于以上六个资源充裕，加上我国各项政策到位，外资进入我国后其利益能够得到保证，中国吸引外资水平继续提升，连续19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如果未来上述六个资源都有明显萎缩或受到限制，赚钱难度增大，外资也可能逐渐乃至大量减少。因此，在近些年内，要高度重视防范和化解在特定的条件下外资大规模撤离时给我国带来的金融及社会等风险。
从“大国”走向“强国”
——需要中华民族同舟共济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