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
周瑞金，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1962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分配到《解放日报》，后主持《解放日报》工作，1993年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91年以“皇甫平”的笔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引起海内外广泛反响。
早在小平南方谈话一年以前，中国曾有一场关于皇甫平文章的论争。署名“皇甫平”的这4篇文章，是《解放日报》组织发表的，传达的是邓小平最新的改革开放思想的指示精神，也就是1991年他在上海过春节的时候谈过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当年，这4篇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
近日，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皇甫平”之一的周瑞金。他认为，重温小平南方谈话，就是要让改革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主流价值观。与上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相比，今天各级领导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水准更高，对主流民意并不隔膜。改革推进乏力，在于深陷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之中，不敢放手改革。当前改革存在不知道改、不敢改、不愿改、只说不改的情形，成为纸上改革、嘴上改革，不见反省不见行动，或者只是乱折腾。
改革又到了
需要击一猛掌的历史时刻
记者：你如何看待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及地位？
周瑞金：过来人都还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那几年，是中国改革向何处去的重要历史关头。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意义，就在于这位老人以惊人的胆识，在政治上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经济上提出发展是硬道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思想方法上提出判断改革合法性的“三个有利于”标准。
南方谈话20年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金融危机中成为重要的压舱石，但国内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摩擦也在积累和叠加。改革又到了需要击一猛掌的历史时刻。
今天的改革
需要破除“特殊利益集团”
记者：你认为当前是否需要再来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如果需要，我们究竟要解放什么思想？
周瑞金：我始终认为改革开放是靠解放思想推动的。中国到目前为止经历了两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一次思想解放是从教条主义和对个人崇拜的思想禁锢中解脱出来，从本本主义中跳出来。小平谈话是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核心是怎样看社会主义。主要目标是摆脱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
但是，我们在改革之后没有驾驭好公权力，资本靠市场机制做大，特殊利益集团形成了。因此，今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社会改革和行政管理改革，需要着力破除的是不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滋生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步步为营”。有人拿出一些“左”的大帽子吓唬人，阻碍改革，恰恰是为了维护某些部门和一己的垄断权力、垄断资源，与民争利。
敢于和这些利益集团切割关系，是今天思想解放的重要方面。当前，领导干部是否担得起改革重任，关键不在脑袋，而在屁股。脑袋清明开明并不困难，难在屁股是坐在利益集团那边，还是坐在人民这边。能否通过改革，毅然与不合理的利益关系切割，通过利益关系的重组，让利于民，放权于民，聚拢民心。可见，今天的思想解放和改革，比当年更加考验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和政治伦理。
对待改革
不能以打工者心态
记者：近年来，社会上对于改革的议论比较多，小平当年一是提出“不争论”，二是提出“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20多年过去了，不同的历史阶段需要不同的认知。你认为当前的改革是否需要“不争论”？今天应当坚持什么样的改革开放不动摇？
周瑞金：现在党内外经常听到一种呼声，对深化改革要有危机感，有担当。有人以《西游记》为喻，描述打工者与创业者的区别。问：为什么孙悟空能大闹天宫，却打不过西天取经路上的小妖怪？答：大闹天宫碰到的都是给玉皇大帝打工的，所以大家都是意思意思不是真的卖命；在西天路上碰到的妖怪都是自己出来创业的，所以会拼命。这个段子，有助于我们认识今天改革的困境。
坦率地说，面对社会矛盾，党和政府所承受的社会压力越来越大，民众的期待和现实的差距在拉大。但有些地方改革仍在空转，一些领导干部不同程度上缺少创业者的担当，用打工者的心态，维持现状，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历史注定了今天的中国改革，已经不可能再是一次“愉快的郊游”了。即便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在现阶段有其合理性，但有些“暗礁”是深化改革时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比如：如何制约公权力的膨胀，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壮大；如何把目前有相当一部分被国企控制的公共资源，通过改革资产收益分配方式，让全体国民受益；如何通过科学的制度驾驭资本，限制权贵资本主义因素的形成和壮大；如何把行政财政转化为民生财政，尽可能地在分配中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如何在深化改革中扼制社会溃败，等等。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十分成功，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下一步是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科学理性的操作细则。在交叉路口，我们不能徘徊不前，必须做出选择，在改革中走向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被权贵绑架，走向国家资本主义。
讲共同富裕
关键在机会的均等
记者：在社会贫富差距悬殊的当下，您如何看待小平同志的“共同富裕”思想？
周瑞金：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谈话强调“发展是硬道理”；1993年他在与弟弟邓恳的谈话中，就前瞻性地思考发展起来以后怎么办。他提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如今，财富集中度进一步提高，社会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这个问题如果长期解决不好，关乎执政党的公信力乃至政治合法性。但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重复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的做法，设法把私有财产收归国有，重组经济格局。还是要靠继续推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减少政府计划配置比重，杜绝官商勾兑和权力“寻租”。
讲共同富裕不是说财富的平均，关键在机会的平等。最主要是解决老百姓的上升通道的问题。如何保障底层民众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如何融化社会阶层的固化，避免一端是农二代、贫二代的无奈传承，另一端是官二代、富二代的高调世袭。共同富裕，也不是要剥夺富人的合法财富，而是要通过民生财政等调控措施，将更多的公共资源向民生倾斜，帮助后富阶层。
所以共同富裕的问题不仅是财产分配的问题，而是需要整个体制改革，使社会体现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