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政协委员建议设生存壁垒让外来人员“主动离开” 有这想法的还不止深圳一个城市啊 关注地方两会 深圳应设置生存环境壁垒，让一些外来人口主动离开？ 前天，深圳市政协委员、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唐泰来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通过大力度拆违行动，增加外来人口的居住成本，让他们“无地可住而不得不离开”。 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观点在其他城市也出现过。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曾就合理调控人口规模展开调研，之后提出缩减“低端劳动力”的建议，一些区县早已实施低端产业退出行动，并作为成功的样本被推广。 委员建议设置生存环境壁垒 截至去年10月底，深圳登记在册的非户籍人口达到1280万人，户籍人口274.7万，全市实际管辖人口已超过1500万，外来人口占到八成以上。 在肯定其贡献的同时，唐泰来在提案中说，外来人口的犯罪数量和增长速度已成为深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难点，成为大量社会问题的根源。 提案透露，近几年深圳检察机关办理的刑事案件中，80%左右是外来人口所为。“要限制外来人口犯罪，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控制外来人口总量。” 提案强调采取措施让外来人员离开深圳，具体建议是设置生存环境壁垒，建立“外来人口间接过滤机制”。虽然这个机制不是强制性地为外来人口进入设定各种苛刻的标准或条件，但同样达到驱离人口的目的，“可以促使一些外来人口主动离开城市，寻找更适合自己生存、发展的地方”。 具体来说，除了在“衣、食、行”方面适当提高生活成本，让某些无固定收入来源的外来人口自动离开城市外，主要可行的措施是在“住”这一环节上设置壁垒，具体就是对违章建筑的拆除力度进一步加强。提案说，许多外来人口盲目流入深圳，抱着“先住下来再说”的想法，而60多万栋的违章建筑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这种思潮。 提案可能是从网上抄的 好几个地方写的是“来沪” 唐泰来还在提案中提到，“违章建筑的泛滥导致外来人口在沪居住成本被超限度降低，许多外来人口盲目流入深圳”。“在沪”居住成本降低，为什么会导致外来人口流入深圳？ 记者搜索发现，这份提案和3年多前上海的一份论文有多处相似。这份名为《1997-2006外来人员犯罪情况分析及预防》的论文于2008年6月12日发表在上海法院网上，署名为“课题组成员：韩伟清、潘丙林、黄擘、凌莉、钱华、周波、黄红红、徐军、张悦，执笔：张悦”。 对比可见，唐泰来委员的提案中有关外来人口犯罪的四个总体特点和五大成因，以及提到“暂住证”等内容，基本与这篇论文一致，且多处仍保留“来沪”表述。粗略统计，在深圳这份10333字的提案中，和上海论文较为相似的部分为3000多字。 记者电话联系到唐泰来。对方解释是政协搞错了，自己原来只准备作个发言稿，也根本没有按照提案的方式写。为何与网上论文多处相似？唐泰来说，自己工作确实很忙，而政协人员催得紧，做个政协委员“啥事都不干的话也不太好意思”；当时只剩下两天时间，就“参考了它的一些东西”，弄了一下交上去。 不能发展起来就排斥外来人口 对于这份“参考”了别人东西的提案，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教授王蒲生指出，“设置生存壁垒”的提出有强烈的地方主义倾向，深圳就是众多外来人口发展起来的，不能在发展起来后就排斥外来人口。 不过王蒲生认为，其实有政协委员提出这种观点，也可以理解，此前国内其他地方也有类似观点出现。随着深圳的发展，土地环境资源承受能力已经到达一个临界点，人口密度非常大，所以类似观点有一定市场。但是，不应当是通过“设置生存壁垒”，简单地把外来人口赶走，而应通过产业转移，把人口带走。 王蒲生分析，劳动人口是依附在产业上的，只要一些低端的产业转移出去，劳动力就会随之离开。在王蒲生看来，本土产业升级，适应的劳动力留下，不适应的可以去别的地方就业，通过这种方式也可以促使劳动力的自身提升，是一个促进城市人口结构优化的过程。 王蒲生说，“设置生存壁垒”的提法不能出现在公共政策当中，外地人会因此感到受歧视，在强调对外来人口关怀的今天，尤其容易引起反感。 深圳市政协委员的这个提法，和此前北京市人大缩减“低端劳动力”的建议遥相呼应。 北京市多个区县早已有行动 2010年5月至7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就合理调控人口规模展开调研，建议将合理调控人口规模纳入北京市“十二五”规划，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在加大对高端人才引进的同时，减少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 调研组提出，完善低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退出机制，淘汰一批低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吸附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等实行强制退出机制，提高各类市场的开业门槛标准。 此后，北京又传出“将引导17个低端行业的从业人员向外转移”的消息，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赵磊对此予以否认。他说，没有“低端产业”或者“低端人群”的说法，三百六十行都需要人去干，我们从来没想把低端人群挤出去。 但事实上，去年年初，北京多个区县的“十二五”规划提出这样的思路：顺义区提出对“五小门店”整顿规范，减少低端就业岗位对流动人口的过度需求；房山区提出未来五年内，将抑制劳动力密集、技术含量低和吸纳外来人口多的低端产业；丰台区也提出将加快退出低端产业…… 这一年的5月1日，在朝阳区原东苇路市场摆摊卖牛奶的吴翠玉一家，坐上开往老家苏州的火车，告别了生活10年的京城。清理群租、清理地下室、限购汽车、限购房子……北京的一系列新政让他们作出“逃离北京”的决定。 北京的地下室、广州深圳的城中村、上海的群租房，因为被“整治”而见诸报端时，就有专家提出，大城市发展离不开外来人员，整治的同时，城市需要为外来低收入人员留块空间。也有专家担心，人口调控会剥夺流动人口应有的权利，引发大的社会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