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把握历史的未来 1 12月25日,苏联解体整整20年。 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具震撼力的事件之一。印有五角星和镰刀锤头的红旗在克里姆林宫上空悄然滑落,不仅割断了一个大国苦难辉煌交织的历史,也将世界推入“单极时代”。 “共产主义失败了”,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一时间成为西方乃至世界的主导哲学思维。 2 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国际关系史也是国家史。世界风云变幻,中国人有自己的观照。 对照1991年和2011年,我们找到这样两个“交集”: 中国会不会成为“下一个”? 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消失,西亚北非地区陷入动荡。尽管两件事相隔20年,但是一些人探寻“传导效应”的目光没有变,把祸水引向中国的邪念也没有变。 意识形态对立进一步凸显。 无论是当年热炒的“中国崩溃论”,还是今天的“不可持续论”,其最终指向都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干扰中国发展环境、压缩中国战略空间的小动作并未停歇。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不过是花样翻新而已。 苏联解体是一面镜子,为我们观察国际关系走势,思考国家发展道路和人类社会历史演进,提供了一个不寻常的视角。 3 解读中国的发展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以西方设定的“终极目标”为框架,硬套中国活生生的现实。20年来,这一框架下的论调形形色色,大都昙花一现。一些西方人带着希望与躁动观察中国,总是为中国发展进程没有按照他们预设的道路前行而失望。 西方的框架远离中国的现实,舆论对有关中国的悲观预测也越来越淡漠。但是,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在希望与失望的交替反复中折腾下去。在他们眼里,停止折腾意味着放弃炫耀西方模式的优越感,放弃宣扬西方道路的理想和责任。 理解中国发展的另一种方式,可以从中国为什么没有走苏联老路、没有发生西方所期待的变化入手。 中国的稳定发展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换来的。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功,恰恰是因为没有听信别人的误导,在严峻的国际环境中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今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周年。为了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中国的改革力度远远超过世界贸易组织其他成员国。改革是痛苦的,也是值得的。改革的收益终将高于付出的成本。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实实在在地尝到了这个道理的甜头。 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不断进步,才能破解发展进程中的难题。“改则进,不改则退”的观念在中国深入人心。它既是一种执政理念,也是中国面向未来的一种生存方式。中国的体制优势将在改革进程中得到充分发挥。 中国的发展实践证明,历史终结论不过是西方编织的一道梦幻彩虹。而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以及“单线性发展”模式,则是陈旧历史哲学思维的新变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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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留下太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当转型成为趋势,发展成为必然,改革就是成功的基础。
改革决定着一个国家对自身命运的选择。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以来没有实施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虽然有过一些修修补补,最后还是走进了死胡同。
在痛失改革机遇方面,西亚北非国家也有类似的教训。
西亚北非的现实再次证明,发展问题无法通过暴力革命来解决。最终还是要回到以稳定求发展、以发展促稳定的路径上来。
持续稳定的发展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俄罗斯人创造了一种风靡一时的电子游戏“俄罗斯方块”,改革如同移除不断积累的方块,它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应当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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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避免危机、保持稳定需要不断进取。从这个意义上看,转型目标的实现,不仅意味着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同样意味着要有创新的智慧与改革的勇气。
强化忧患意识,清醒面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非但不会影响一个社会的发展,还将催生变革的动力,帮助一个社会在解决矛盾与问题的过程中健康前行。
中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中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今年,西方国家同样遭遇体制方面的严峻挑战。
欧洲债务危机,美国减赤之争,伦敦骚乱、占领华尔街运动……西方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出了毛病,这已经是明摆着的事。
美国的体制危机,首先在于它担当“世界警察”的负担;其次,虚拟经济远离实体经济,寄生性越来越严重;第三,参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在国内分配严重不均,加剧了美国社会的不平等;第四,两党政治被选票左右,致使白宫决策力和执行力越来越弱。
弗朗西斯·福山今年出版了一本新著,书名为《政治秩序的各种起源》。福山在书中这样写道,“当政治体制不能很好地适应改变了的环境,政治衰败就会出现。”他预言美国政治制度的适应性有可能遇到一场“重大检测”。
美国仍然是实力最强大的国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头羊”。美国能否找到足够的变革勇气,能否较为顺利地通过这场“重大检测”,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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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制度调整的考验一点也不比美国小,其艰难程度甚至可以用“史无前例”一词来形容。
这不只是用多少钞票去支撑即将倒下的几张“多米诺骨牌”,而是欧洲一体化的列车能否继续前行的抉择。
欧盟由民族国家组成共同体的“大试验”已经步入一个关键点。设立共同遵守的严格财政纪律是一回事,而让成员国更严格地遵守这个财政纪律,以及成员国持续遵守而不至于被开除出去,才是解决当前问题的难度所在。
体制变革意味着利益的让渡,这对一个由不同民族国家组成的共同体来说,将是异常艰难的。如果德国人和法国人不能把希腊人当作和自己一样的欧洲人,那么货币的统一乃至政治经济联盟就无法获得坚实的基础。
痛苦的身份转变似乎已经开始。从某种角度看,它同样也是发展路径的选择。尽管选择的层面不同,但难度可能并不比西亚北非国家小。
大试验如何进行下去?会不会半途而废或是开倒车?大多数欧洲人将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步入2012年。
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时期,发展道路的选择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加多样。
新旧体制转型过程中问题不断出现,制度创新的需求空前突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有体制难以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诉求。
在西亚北非,求变革造成剧烈动荡;在西方国家,体制调整滞后引发严重不安。各国遇到的麻烦,背后大都有国际国内因素的交织作用。国际与国内因素从未像现在这样密切互动。
世界格局呈现出向多极转变的趋势。多极并非只意味着新兴大国的力量提升,更意味着新兴大国的发展路径多样化。没有发展路径的多样化,也不可能出现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
这种群体性崛起呈现出一种扇形的开放结构,没有人能够预测这个扇面打开后会有多么宽阔。宽阔的扇面必然会给发展路径、改革方式创造更多的选择可能。
一个国家的稳定发展,取决于能否通过改革找到自己的路径。而寻找这个路径的主动性越强,折腾与反复就会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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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北非动荡是苏联解体以来又一波多国群体剧变。有西方人士断定,这是全球寻求民主自由进程的延续。其言外之意,这个进程还没有结束。
和苏联解体时不一样的是,面对西亚北非变局,西方政治家和学者较少表现出惊喜,一些人还有明显的压力感。
革命时不需要太多复杂的选择,或许只要有一腔热血,就会痛痛快快地走向战场。但是,总有一天要回到发展路径的选择上来,这个过程谁也绕不过去,而且越是想绕开就越是会麻烦缠身。
西亚北非国家的局势演变,取决于内部各种力量的整合与协调,取决于能否在保持国家稳定前提下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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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仍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占据优势,这让它们有实力对西亚北非国家发展进程施加自己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西方有施加这种影响的强烈意愿。
探讨西亚北非局势走向,更大的担心也来自于此。在西方影响力的挤压下,一些国家在发展理念、制度模式等方面可能找不到更好的参照。
人们不会忘记,前苏联地区国家在寻找发展路径时也走过一段弯路,经历过“照搬”的痛苦。原因之一,就是在如何应对外部影响问题上没有保持清醒头脑,受到西方“导演”的蛊惑。
西亚北非动荡的背后,同样有西方导演的身影。一些时候,导演甚至借助战争手段走到了前台。现实表明,西方在自身力量和影响力受到削弱情况下,就越是要拼力维护在发展路径选择问题上的主导地位。
走什么路,怎么走,不只需要勇气,还需要耐心与智慧。西亚北非国家对发展路径的选择难度很大,不稳定局面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