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史上，在国民党的高层人士中，有不少是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张治中就是其中很难得的一位。我党的革命老前辈、全国政协原主席邓颖超1983年说过：“文白(即张治中)先生是同我党有长期历史关系的亲密朋友。1924年起，他在黄埔军校与周恩来、恽代英、熊雄等同志时相过从，曾为维护国共两党团结而努力。”“从黄埔建军到共同建国(建立新中国)，从言到行，他是国民党方面始终坚持国共合作的代表人物。” 真诚友谊 黄埔奠定 1924年，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后任政治部主任。当年张治中也正好在黄埔军校任军事教官。周、张两人在共事中相识相知，并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周对张真诚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并身体力行，十分赞赏。张对周学识渊博，办事精明干练以及为人热情，谈吐、气质、风度、学养等方面也非常敬重。相近的政治观点和正直的做人性格，促使他们之间的友谊顺利起步并逐步加深。 黄埔军校是早年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但它一开始就存在着左右两派的激烈斗争。张治中与周恩来、恽代英、邓演达等中共党人比较接近并深受他们的影响，思想“左”倾，常常站在左派一边说话，因此经常受到国民党右派分子的攻击。但张认为自己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言行方面无可厚非。在黄埔期间，张治中曾一度主动向周恩来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周恩来表示高兴，并真诚地对他说：“中共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目标较大，国共两党相互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但保证今后一定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上述情节，在张治中后来撰写的回忆录中也得到证实。 十年内战 经受考验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疯狂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反动派血腥屠杀全国各地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共产党人被迫拿起武器，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从此国共严重对立。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张治中，同样处在国共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在这关键时刻，张治中想方设法转到国民党军校继续办教育，从而机智地避开了两党在战场上必将面对面厮杀的血腥场面。 在国共十年内战中，日本侵略者乘机对中国大举侵略，继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我东三省之后，又于1932年挑起上海一·二八事变，遭到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其间张治中主动请缨，率部到淞沪抗战前线，积极协同十九路军指挥对日作战，给侵略者以重创。五年后的1937年，张治中又不遗余力，率部参与指挥上海八一三抗战，受到全国爱国同胞的热烈赞扬。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由于中共坚持和平解决的正确方针，并委派周恩来从中妥善斡旋，终于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张治中在西安事变中对中共的态度给予高度评价。 合作抗战 紧密相助 1937年11月，国民党任命张治中为湖南省主席。中共中央亦派徐特立为驻湘八路军代表，常驻长沙。于是，张治中与我党中断了10年的联系又告恢复。此前，湖南由反动军阀何键主政，我党在湖南的革命组织和人员备受打击与摧残。张治中接任后与徐特立友好相处，有事协商解决。周恩来与叶剑英等人亦常来长沙，相互沟通情况，以诚相待。 抗战初期，国共双方合作的抗战形势相对较好。为了继续保持这种局面，1938年9月，张治中曾趁机发出电报向蒋介石建议，大意是劝蒋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允许中共公开活动，以减少无谓摩擦，加强两党团结，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抗战大业。但蒋不置可否，其内心深处或已另有图谋。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日本侵略军兵临湘北，长沙危急。国民党政府惊慌失措，以焦土抗战为名，秘密下令火烧长沙，致使全城房屋大部被焚毁，居民被烧死两万多人，财产损失无数。全国舆论一片哗然，国民党当局备受各方责难。张治中身为湖南行政长官，亦深感责任重大，面容憔悴，坐卧不安。当时周恩来正好路过长沙，即以好友身份，善言劝慰，既指出张的责任所在，又明确相告主要罪责在于国民党最高当局实施所谓焦土抗战方针的错误。大火过后，张治中拟以国民党中宣部和政治部名义，发布《长沙大火》真相说明。稿子写好后，张治中特请周恩来帮助审阅。周恩来不负重托，对文稿认真负责地进行多次修改，并对起火原因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对此，张治中表示衷心感谢。 1939年2月，张治中调重庆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与时任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人，于公于私均有往来，相互继续以诚相待，共同为坚持抗战和国共合作而努力。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关系濒于破裂。张治中虽于事发前明确表示反对国民党实施此举，但他势单力薄，孤掌难鸣，难以挽其危局。事后他又大胆向蒋上万言书，痛陈此事严重失策，将招致两党关系破裂，不利于团结抗战大局。但张治中的忠言没有被蒋所采纳。 国共和谈 三到延安 1945年8月下旬，蒋介石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说是要同他“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 中共中央经过反复研究，大胆决定接受邀请，派出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赴重庆进行谈判，同时认真做好“和”与“战”的两手准备。 于是，就有了张治中三到延安的历史故事。 8月27日，张治中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奉命乘飞机首次到达延安，专程前来迎接中共和谈代表团。第二天，他们又陪同毛泽东等人乘同一架飞机飞抵重庆，开始与国民党展开和平谈判。 毛泽东等人到重庆后，张治中出于爱国热情和对中共的友好感情，给予中共代表团多方关照。据有关历史资料记载：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住在八路军红岩办事处。张治中考虑到红岩地处重庆郊外，同重庆各界人士交往不便，便主动腾出自家在曾家岩的住处“桂园”供毛泽东使用。毛泽东以桂园作为他在市内的办公地点，每天上午乘车到桂园，下午六时从桂园回到红岩。毛泽东在重庆除会客和处理两党谈判问题外，还继续领导全党和解放区的工作。具体的谈判，由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的代表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进行。
国共双方经过43天艰苦复杂和曲折的谈判，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问题未能谈妥外，其他事项大体有了“共识”，并于10月10日正式签署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1946年3月，张治中再次被蒋介石任命为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4月初他到迪化后，首先对我党被捕同志立即采取改善伙食、准许在狱中自由行动、每日供应报纸并代购书刊、准许配偶会见等举措。接着又先后三次给蒋介石去电，恳切陈词，要求按“双十协定”释放这批中共人员，得到蒋介石勉强同意后，他即派人向狱中我党同志宣布即将释放他们，并设法打消他们的疑虑。
据张治中后来回忆：1949年9月8日，毛主席约我去，告诉我解放大军已经决定由兰州和青海分两路向新疆进军，希望我去电给新疆军政负责人员能争取和平起义最好。还说，他从新疆得到的情报，只要我去电，他们是一定照办的。我听了毛主席的吩咐，立刻兴奋地说，我早有此意。9月10日，我就给新疆陶峙岳将军、包尔汉主席去电。电文称：“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疆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计，为新省和平计，为新省人民及全体官兵计，极应及早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国民党)广州政府继绝关系，归顺人民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之前，接受中央人民革命委员会之领导。”
9月17日，张治中接到陶、包复电，表示已对和平转变审慎筹议，在保障国家领土完整、维护全省和平避免无谓牺牲原则下，采取行动，即以广州政府断绝关系，接受中央人民革命委员会的领导。
9月25日，新疆驻军由陶峙岳总司令领衔，各师、旅长联名给毛主席、朱总司令来电：“峙岳等谨率全军将士郑重宣布：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全军驻守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之命令。”
新疆之所以能以最佳方式获得和平解放，陶峙岳和包尔汉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张治中通过他的威望和影响，从中牵线搭桥积极推动更是功不可没。
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张治中出于他的满腔爱国热情，在我党的领导下，亦尽心尽力为新中国建设出谋划策。
1949年6月，毛泽东在中南海邀请各界人土座谈，酝酿新中国的国号问题。会上不少人提议采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称号。张治中说：“共和”这个词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大家反复讨论，最后采纳了张治中的意见，新中国就确定称“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旗是一个国家最具代表性和最庄重的形象标志。新中国应该挂什么样的国旗?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前必须尽早解决的大事。有关部门事先向全国各地征集了2000多幅国旗图案，经过反复筛选出两幅。一幅是五星红旗，另一幅也是五星红旗，但红旗中间加一条横杠(说是它代表中国母亲河——黄河)。在审议过程中，张治中坚决反对在红旗中间加杠的那一幅，他认为：第一，杠子向来不代表河流，红旗中间加一横杠容易被认为分裂国家，分裂革命；第二，杠子在中国人民传统观念中是金箍棒，国旗中间干么摆根金箍棒?不如就用五星红旗这一幅。张治中的意见获得多数人的认可，最后在新政协全体会议上也获得一致通过。不论新中国成立前或之后，张治中还向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提出过许多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并用实际行动表明了他对新中国的忠诚和拥护。
张治中还特意邀请狱中代表杨之华等6人吃饭，并秘密和他们谈话说：“你们不要多心，释放并护送你们到延安是真心的，这不但是毛泽东主席在重庆时提出的要求，也是周恩来先生谆谆嘱托。周恩来先生从大革命时起就和我是好朋友，我从重庆到新疆前，他们夫妇亲自到我家再三嘱托。你们一出狱就走，不能停留，更不能见报，否则有危险。”张治中还将护送之事慎重交给时任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陶又把这个重任交给其亲信即该部交通处少将处长刘亚哲具体执行。为此，刘即拟定周密的护送计划，对所需车辆、药品、医生、警卫、事务人员，以及动身时间和沿途路线都作了妥善具体安排。临行前，张治中还特别召见刘亚哲并作仔细交代。他们出发前张治中又给甘肃、陕西等省国民党的有关军政负责人发去电报，强调释放这批中共人员，是经蒋介石同意的，由新疆行营派人负责护送回延安，请沿途放行并妥善接待。同时，张治中也把此事的简要情况和动身日期电告周恩来。这批被释放的我党同志动身前，张治中还派屈武代表他和这批同志见面、送行，祝福他们一路平安。
6月6日，这批同志从迪化出发，131人中包括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高登榜、杨之华等我党重要干部在内，分乘六部大汽车，另有两部是武装护送人员和工作人员所乘。一路上，刘亚哲不负重托，认真负责，遇到问题临机处置或及时向张治中请示报告，求得解决。途中连续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在7月8日安全到达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边区政府和中共西北局都派人前来热情迎接，刘亚哲即向来人办理全部交接手续。周恩来随即与张治中取得联系，对其鼎力相助深表感激，说：“这是文白先生所做的一件大好事，在国共关系史上是空前的，绝无仅有的。”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童小鹏也对张治中此举给予高度评价说：“这时蒋介石已发动全面内战，这些同志如果不及早护送回延安，后果将不堪设想。”
和平建国 再立新功
1949年4月1日，国民党派出以张治中为团长的代表团到北平，与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进行和谈。至此，两位久违的老朋友又见面了，这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戏剧性的巧合。双方经过反复友好磋商，终于达成全面协议，但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在协议上签字，和谈宣告破裂。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并于23日解放南京。当天，周恩来来到国民党和谈代表团住地，看望张治中并与他恳切交谈。期间，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多次耐心和诚恳的劝说，张治中及代表团成员终于决定继续留在北平，并与中国共产党人合作共事。
1949年9月，祖国大陆除新疆、西藏、海南、福建的厦门、金门、东山以及台湾等少数地区外，已大部解放。
为了祖国统一大业，彭德怀奉命率领大军乘胜向新疆方向进发。在这重要时刻，毛泽东邀请张治中前去商议国家大事。
10月11日，继续由张治中亲自陪同，护送毛泽东飞返延安。这就是张治中二到延安。
如果说张治中第一次到延安，由于时间紧迫，未能好好体验延安的风土人情，那么他第二次到延安，感受可就深刻多了。他事后回忆说：“下飞机时，机场黑压压地站满了人。干部、群众、学生，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他们的表情里，充分流露出对共产党领袖最大的欢悦和关切。那种情形，真叫人看了感动!”
为了答谢张治中连续两次亲临延安迎送毛泽东的深情厚谊，当晚，在延安举办了一次盛大的欢迎宴会，会上宾主尽欢。这一次，毛泽东也礼尚往来，亲自陪同张治中到机场为他送行。临别，毛泽东还当面对张说：“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
“双十协定”虽经国共双方代表郑重签字，但墨迹未干，蒋介石就于当月13日向其下属秘密颁发了针对共产党的所谓“剿匪手册”，从而引发全国各地国共双方摩擦不断。即使后来双方又在重庆举行了全国政协会议和签署了停战协定，以及中共为顾全大局一再克制退让，但双方冲突仍有增无减，甚至愈演愈烈。随后，只好由双方代表周恩来、张治中加上美方代表马歇尔组成最高三人小组，下辖军事调处执行部，专门研究双方军队整编和监督并处理停火事宜。
紧接着，这个最高三人军事小组乘专机分赴北平、张家口、集宁、归绥、太原、济南、新乡、徐州、武汉、延安等地作了一次监督停火的巡回检查。
这一次，张治中为了执行国共双方的停火协定，于3月初第三次来到延安。毛泽东仍以礼相待，亲到机场迎接。当晚，在延安还举行欢迎晚会。席间，张治中发表了一通祈望国共双方都能切实遵守停战协定的言词，末了他还向在座朋友们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毛泽东接过他的话音回应说：“将来也许你还要四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延安呢?”
解救护送 我党同志
1945年10月间，张治中奉命赴新疆处理伊犁等地暴乱事宜。周恩来得知后，即偕同邓颖超亲往桂园访晤张治中，并向他提出要求：“我们有一批同志在抗战期间被盛世才(新疆反动军阀)逮捕，至今生死不明。释放政治犯是写入“双十协定”的，你到新疆，务请设法将他们放出来。新疆情况很复杂，回内地路途又很遥远，请你派人将他们送回延安。你到迪化(即乌鲁木齐)后，请先调查一下，几个重要人物如陈潭秋(中共一大代表)、毛泽民、林路基还在不在?听说他们处境很坏，生活很苦，务请先改善一下。这里头有杨之华(瞿秋白夫人)，你是认识的，你可和她联系，了解情况。”张治中听后慨然答应相帮。
不幸的是，周恩来所提到的陈潭秋、毛泽民、林路基3位同志已于1943年9月被盛世才秘密杀害。张治中到迪化后，即派屈武与杨之华取得联系，并了解相关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