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冯玉祥遇难后，李德全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召唤下，抱着丈夫的骨灰盒，携儿带女回到已经解放了的东北地区。在电台发表声明，号召西北军官兵弃暗投明，在前线起义，站到人民方面来，不要再为蒋介石挑起的罪恶内战卖命了。1949年2月，李德全回到久别的北平，把冯玉祥的遗产全部交给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她成为共和国第一任卫生部部长。
英雄有真爱 佳偶自天成
1948年，冯玉祥和夫人李德全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回国参加人民政协筹备工作。临行前，父母让女儿冯理达选择是回祖国还是留在美国。面对人生的重大选择，冯理达毅然与父母一起，义无返顾地走向新中国。在冯理达看来，向往共产党，就是向往真理、向往光明。
从美国回来后，冯颖达又赴苏联列宁格勒医学院学习。在苏联她始终体弱多病，还患了结核症。次年，周恩来总理访苏时，把她带回国内养病。康复后，进入北京农业大学学习。自1956年始，冯颖达一直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
冯晓达是冯玉祥将军和李德全最小的女儿，深得父母疼爱。她在黑海海难中不幸与父亲同时遇难。
冯理达全盘继承了冯玉祥将军平民意识的优秀品质，像父亲那样勤勉读书，像母亲那般聪明伶俐，既气质高雅又平易近人。她在苏联获得了公认的很难拿到的医学院免疫学博士学位，回国后被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免疫学研究所工作。“文革”后被调入海军总医院，经过30多年的努力奋斗，成为我国著名的免疫学专家。
在人生风雨中，冯理达始终追随党，历经磨难矢志不改。她曾用35份入党申请书，写出了对党的执著追求。1975年12月23日，当得知自己被批准入党的消息后，冯理达流着泪激动地说：“我终于入党了，我终于实现了自己26年的夙愿。”当天，她就给远在外地当兵的儿子写了一封长信，自豪地说：“妈妈是党的女儿，咱们家全是党员啦！”
在冯理达的75本日记中，出现次数最多的话是“感谢党”、“感谢人民”。正是这种一生执著的情感，使她把报效祖国作为自己人生的最高追求。冯理达曾在日记中写道：“我是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士，那么，我就姓中、姓军、姓海，这就是我的特色。”她把为兵服务作为爱党报国的事业平台。“文革”结束后，50多岁的冯理达以急迫的心情和殉业精神投入工作，建成我军第一个免疫学研究中心，创立了免疫物理学、免疫康复学和部队免疫学等基础理论，主编学术专著8部、260万字。1991年，她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有突出贡献的早期归国定居专家”称号。
冯理达曾29次作为中央和卫生部工作组负责人，带队奔赴流脑、霍乱、痢疾等重疫区，以及邢台地震中心区，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偏僻农村，挨家逐户防病治病、调查研究。1998年，在抗洪抢险的紧急关头，73岁的她，主动向医院党委请缨，坚决要求加入医疗队奔赴灾区。
冯理达严格按照党章要求，一丝不苟地履行党员义务。她把交纳党费看得非常神圣，从来没有迟交过一次，她经常交纳千元党费，弥留之际还特别嘱咐儿子代交1万元党费。
她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20年间，经常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先后提出减免农业税和农村教育附加费、重视解决困难群体基本医疗保障、关注农村留守儿童和农民工子女上学难问题等155项提案、53份书面发言。
2007年11月，82岁高龄的冯理达肺部已出现纤维化症状，经常咳嗽得满脸通红，身体明显不支。有一次，海军总医院高压氧科主任潘晓雯生气地劝她：“你都病成这样了，不要再去讲课了。”冯理达说：“像我这个年纪，能多讲一场是一场，只要安排了就一定要去！”她拖着病体赶到空军指挥学院作健康辅导报告，主持人劝她坐下讲课，她说：“我是来讲课的，不是来开会的。”120分钟的报告，冯理达像往常一样始终站着授课，充满激情，深入浅出地讲解医学保健知识，现场示范健身动作，引来台下听众阵阵热烈的掌声。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堂课竟然成了冯理达最后的一课。
这年7月，冯玉祥一家乘坐苏联“胜利号”轮船绕道苏联回国。9月1日下午两点多钟，客轮正航行在黑海上，冯玉祥夫妇正在给颖达、晓达讲述他们访问苏联的情景，灾难突然降临。一股浓烟钻进他们夫妇敞开的特舱，冯玉祥夫妇先后冲出舱门，但随后又昏倒在舱内。经过子女抢救，李德全死里逃生，一代名将冯玉祥却与世长辞。
几天之内，李德全头发全白了。但她很快挺起胸膛，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召唤下，毅然抱着丈夫的骨灰盒，携儿带女回到祖国已经解放了的东北地区。到了哈尔滨，她立即在电台发表声明，号召西北军官兵弃暗投明，在前线起义，站到人民方面来，不要再为蒋介石挑起的罪恶内战卖命了。1949年2月，李德全回到久别的北平，把冯玉祥的遗产全部交给国家，还把冯玉祥的28箱珍贵资料全部交给了档案馆。新中国成立后，她成为共和国第一任卫生部部长。后来，她又先后担任了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等重要职务，成为新中国卫生、体育事业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开拓者和领导者之一。
将门出虎子 家风毓俊秀
冯玉祥对子女要求甚严，曾无数次嘱咐儿女们：“要自爱，要靠自己的双手生活。”他生前留下的遗嘱也曾表示：“我的几个孩子，虽然还有未毕业的，只要他们能自爱，有双手，就不会饿死。”对严父的谆谆教导，儿女们始终铭记在心。
晚年，冯理达清楚记得她11岁时，全家搬到泰山居住。父亲要求她每周写100个大字、1000个小字，冬天要到室外耍大刀，刮风下雨也不能偷懒。为了培养孩子们独立生活的技能，冯玉祥制定家规：男孩子必须学会缝衣服、织毛衣；女孩子必须学会开汽车。家务劳动由孩子分工来做，每人一周轮流做饭。孩子们每当轮到自己做饭时，都下厨掌勺献艺，妈妈在旁边打下手。冯理达还记得父亲有一则日记这样写道：“理达昨天回家来，回来一次是很不容易的，今天收拾屋子、洗衣服、洗家伙、做饭，样样事情都添帮手。”良好的家庭教育使得冯家几个兄弟姐妹都很要强、能干，后来都很有出息。
冯洪国是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曾在父亲的部下领军。他严于律己，一直带领部队战斗在抗日前线，与张自忠、吉鸿昌等一道为国效忠。冯洪国青年时代就读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曾发表声明，谴责冯玉祥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倒退行为。
冯洪志和蒋经国在留苏时是同学，二人以兄弟相称。他曾给蒋经国及李登辉写过信，希望台湾当局当机立断，与大陆开诚谈判，实现和平统一。他后定居美国，仍表现出一个炎黄子孙精忠报国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
冯洪达的童年和少年，正是父亲冯玉祥“从一个旧军人，经过了曲折的道路，转变成一个民主军人，最后走向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时期，他自幼从父亲那里受到了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怀有强烈的报国之志。他长得高高的，方圆的面庞，酷似父亲。魁梧的身材、坚毅的面容，让人一看就是标准的军人风度。在父亲逝世后，经毛泽东和朱德同意，进入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学习，后转入苏联巴库海军学校学习，1953年回国后投身新中国海军建设事业。在建国35周年大阅兵之际，他以海军军官训练方队大队长的身份，雄纠纠气昂昂地走在方队的前面，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庄严检阅。1990年1月，他被任命为海军北海舰队少将副司令员。1993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海军北海舰队少将副司令员的冯洪达病逝了，年仅62岁。
1923年，冯玉祥原配夫人刘德贞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留下两个儿子：冯洪国、冯洪志；三个女儿：冯弗能、冯弗伐、冯弗矜。中年丧妻，子女还未成人，冯玉祥需要重新建立家庭。由于他握有重兵，位高权重，于是想和他攀亲的也都不是等闲之辈。其中，最显赫的是陆军大元帅曹锟。一天，曹锟派副官来到冯玉祥的陆军检阅使署，对他说：“大帅认为您为人倜傥，带兵有方，前途无量，想与您结亲。”
冯玉祥从骨子里看不起曹锟，一听曹的副官来说媒，直倒胃口。但他又不好明拒，只得对来人说：“我是个穷小子出身，大帅厚爱令我受宠若惊，如大帅千金不嫌弃，过门后须做到三条——第一，不许穿绫罗绸缎，只穿粗布衣裳；第二，会纺纱织布；第三，精心抚养前房子女。”当然，这三条于曹家小姐是无法接受的，好事自然告吹。冯玉祥不肯攀龙附凤、拒绝曹锟提亲的事，在部属中传为美谈。
生于1896年的李德全也是穷苦出身，父亲是一位牧民，从草原逃荒到了通州。李德全长大后，父母省吃俭用供她读书。1911年，她考入北平贝满女中。1915年进入京师女子协和大学。毕业后，回到母校贝满女中任教，并任青年会总干事，是个豪爽、泼辣、刚毅、质朴的女子。冯玉祥在一次基督教青年集会上看到李德全发表演说，对她那出众的口才、率真的性格一见倾心。于是，他委托部下、李德全的堂姐夫妇当“红娘”。
那时李德全已经是28岁的老姑娘了，还没有出嫁的意思。这天，堂姐怕妹妹不同意，故意对她说：“妹妹，有个大兵请我们吃饭，你敢不敢陪我们去？”李德全很仗义地说：“大兵也不是三头六臂，还能吃人？怕什么！我陪你们去。”两人见面后，谈得十分投机。这次被精心安排的“接触”，成就了两人一段美好姻缘。1924年2月19日，冯玉祥与李德全在南苑举行婚礼。婚礼不落俗套，新娘穿蓝色棉布大褂，头戴白纱。没有丰盛的酒宴，待客的是家常饭菜。婚后次日一早，李德全即陪冯玉祥骑马来操场观操，全体官兵欢呼雀跃。
婚后，李德全问冯玉祥为什么喜欢她，冯玉祥毫不犹豫地说：“我看你天真直率！”冯玉祥反问李德全“你为什么嫁给我”，李德全回答：“是上帝怕你不为民办事，派我来监督你的。”夫妻问答珠联璧合，一时被传为佳话。
李德全用宽容和爱心为冯玉祥挑起家庭的重担，精心照顾好已故夫人留下的孩子们。她总穿蓝布大褂，不施脂粉；吃的是粗茶淡饭，安于简朴的生活，作风与当时的官太太、阔小姐全然不同。他们夫妇生了五个子女：女儿理达、颖达、晓达，儿子洪光、洪达。但儿子洪光1927年在上海走失，后来再也没有找到。
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冯玉祥被以“考察水利”为名派到美国。携家眷到达美国后，看到国内战乱愈演愈烈，冯玉祥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痛斥蒋介石独裁统治，呼吁美国政府和人民停止对蒋介石的军事援助。次年，他与中共在纽约的组织及一些爱国人士、爱国侨胞共同组织成立“和平民主联盟”，高举反蒋独裁旗帜，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正义主张。蒋介石随即开除了冯玉祥的党籍，吊销了他的护照，并把冯玉祥的随行人员全部调遣回国，迫使冯玉祥一家在美国过着流亡生活。
子女：冯洪达在父亲逝世后，赴苏联学习，1953年回国后投身新中国海军建设事业。1990年1月，他被任命为海军北海舰队少将副司令员，1993年病逝。冯颖达始终体弱多病，自1956年始一直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冯理达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免疫学研究所工作，是我国著名的免疫学专家。曾29次作为中央和卫生部工作组负责人，带队奔赴流脑、霍乱、痢疾等重疫区。1991年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有突出贡献的早期归国定居专家”称号。
将相本无种 寒门出英才
冯玉祥原籍安徽巢县，生于河北保定。其父冯有茂是位泥水匠，为逃避兵役来到一个偏僻村落为地主当雇工。地主家有两个少爷，老地主为了光耀门第，请来一位武艺人教儿子练武。冯有茂天生好学，常去武场讨教两手。考期到了，老地主叫冯有茂带两个少爷前去应考，结果，两个少爷连射三箭无一中的。这时，冯有茂冒昧上前试手，竟连中三元，从而考取武庠，继而投身淮军。
其实，冯玉祥原名“冯基善”。11岁那年，母亲去世了，当时父亲在保定府五营练军当兵。这个地方实行父缺子补。父亲没退伍，儿子自然不能补缺。但由于冯家生活拮据，家人都希望冯玉祥补上，多挣几两银子。这时，营中恰巧出现缺额，一位姓苗的管带是冯有茂的好友，得知消息后立即提出：“这次补冯大老爷的儿子吧！”旁人问：“冯大老爷的儿子叫什么名字？”这一问，姓苗的管带愣住了，他也不知道。接着那人就说：“让我问问去。”姓苗的管带生怕他一去问，耽搁了时间，缺额被别人抢去，灵机一动便说：“别问了，我知道。”于是，随手写了“冯玉祥”三个字。这样，读书郎冯玉祥辍学进了军营，成为一名少年军人。
初到军营没几年，冯玉祥得了一个绰号“外国点心”。一次，父亲意外受伤，冯玉祥希望多挣一点银子以便老父解甲归田，便下决心当一名替教官喊操的“教习”。每天清晨天还没亮，他就站在操场上大喊“立正”、“稍息”、“托枪”，日复一日，风雨无阻，一喊就是四年。他的“喊”功练好了，却得罪了那些睡懒觉的人。于是，他们便给冯玉祥起了一个绰号叫“外国点心”，意思是说他如此卖命，迟早会被洋鬼子打死。但冯玉祥丝毫不以为然，反而特意刻了一枚“外国点心”的图章保存起来，日后给人写字时常盖上这枚图章。
冯玉祥还有一个外号叫“基督将军”，这个外号来源于义和团运动时期。当时冯玉祥的部队驻守河北保定，他亲眼看到保定天主教堂的外国传教士全被逮捕，面临杀头，其中一位女传教士在行刑前要求只杀她一个而放别人。她的那种舍己为人的精神使冯玉祥深受感动。1913年，冯玉祥任京卫军团长时，常到崇文门教堂听讲基督教义，被基督“博爱”所打动，遂于两年后由牧师为其施洗入教。后来，他又为其部下进行领洗盛典。直到五卅运动后，冯玉祥看到帝国列强侵略、蹂躏中国的悲惨景象，终于认清了帝国主义者的丑恶嘴脸，愤然与基督教彻底决裂。
冯玉祥功勋卓著、高风亮节。1935年，国民政府授予他陆军一级上将军衔。但冯玉祥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一生为人正直，嫉恶如仇，做了高官后仍厌恶“朱门酒肉臭”的军阀作风。他在部队与士兵一起劳动，同吃一锅饭，同睡一张床，同洗一个澡堂，和战士一起训练，真正做到了官兵平等，被誉为“平民将军”。有一次，吴佩孚做五十大寿，将领们纷纷送厚礼，当时冯玉祥还是他的手下部将，却只送了他一坛清水。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由于冯玉祥坚持抗日大业而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先后于1932年3月至10月和1933年8月至1935年秋，两次含愤旅居泰山。有一次，他到蒋介石官邸去，大白天手持点燃的灯笼，见旁人诧异，便解释说：“太黑暗了！太黑暗了！”
在重庆时，冯家住在陈家桥，因为那里达官显贵太多，谁也不敢去查户口和收捐税，街区的保长无人敢当。冯玉祥便自告奋勇，被称为“重庆最尽责的保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