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美欧制度性问题
道德资本的消解
刻意异化的问题根源
自由资本主义的复合性危机 资本主义正面临深刻危机。2011年，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进入了复合性的严重危机阶段。 这种危机完全来源于资本主义体制内部。资本扩张的内生涌动与全球化带来的扩张机遇之结合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资本主义社会随着投资者财富的扩大，正陷入产业空心化以及产业工人相对贫穷化的境遇。 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普遍困境，本身并非全球化之错。资本主义社会当前面临的真正危机是：在国家财富增长的同时，其全体国民是否同步取得经济机会？或是深化了富者愈富、贫者更穷的两极分化？现实的答案指向后者。西方社会出现的金融危机，鲜明地指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严重弊端。在任何一个市场经济环境中，即使是个人理性经济行为的无规交集，仍有可能产生整体无序的非理性后果，这就需要政府予以指导和规范，通过适度监管既规避大规模风险，又惩戒恶意行为。 然而，这恰恰为这次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的金融市场所稀缺。长期以来，美国社会信奉小政府，少监管。在这种政治理念的主导下，美国行政当局让金融放任自流，这已经成为其资本主义制度的痼疾。美国金融管理高层的严重贪婪，直接吞噬着这个国家的财富，威胁着美国普通大众，并造成国内的严重分化。最近美国城镇普遍出现的“占领华尔街”的群众运动，就是来自基层的对社会经济不公的反弹。 美国的高失业和高国债还同美国对外行使霸权主义密切有关。美国对伊拉克开展的军事行动，除了给伊拉克带来十多万军民死亡，美军自身也死亡4000多人，耗资上万亿美元。连同阿富汗，对外作战对美国国家财政造成沉重负担，并造成国际形象受损、国债快速攀升、主权信誉降级，而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是，美国资本主义周期性对外动武，在历史上已成惯性，根本上正是资本主义的利益驱动作用所致，无法在当下制度设计下较好防范。 目前美国在道德价值、对国际体系的尊重上已全面滑坡，体现出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在这个国家的积重难返。改变这种局势，需要美利坚民族拿出足够的勇气反思和行动。
变革未触及结构性问题
哈里·马蒂森
（男，美国马里兰艺术学院哲学教授）
我觉得缩小个人之间、国家之间悬殊的贫富差距将是2012年最大的挑战，对美国来说尤其如此。国家财富掌握在极少部分人手中，公司高管的薪水几乎是普通员工的400倍，而且美国现在有1/3的少数族裔儿童处于贫困当中，这种体制的不平等如果继续下去，将是非常危险的。我认为，那些致力于实现更大平等、建立机制确保全民利益的人将是2012年历史的书写者。
德昂索诺
（男，著名教育家、西班牙IE商学院院长）
2011年最吸引人眼球的现象之一是在多个国家发生的青年运动，共同之处在于青年人尤其是大学生的主导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在过去的数十年里，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在工资、财富分配方面的差距却在拉大。
阿历克谢·寇罗斯芬兰
（男，《赫尔辛基时报》总编辑）
2011年对全球来说都是一个变革之年。欧美国家靠借来的钱，粉饰虚假的增长与繁荣。美国还举债支撑战争，这个全球最大的战争机器只有在花光最后一分钱，撑到最后时刻，才能认识到暴力时代已经结束了。
马克东·巴伯尔
（男，巴基斯坦《每日邮报》总编辑）
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反映出美国政府没有把自身经济治理好，引发了中产阶级的愤怒。也真是，自身经济亏空得厉害，为什么还要在千里之外发动战争呢？
克劳斯·内雷德
（男，德国，退休公务员）
德国的极右翼问题是我今年特别关心的。仇视外国人和杀害外国人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我希望明年我们可以通过一种民主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阿德里昂·波拉孔
（男，挪威斯基恩高中学生会主席、挪威“7·22”爆炸和枪击事件幸存者）
我很幸运，在那场袭击中幸存下来。当我术后苏醒过来，再次看到太阳、花朵和大地，我感谢上苍给了我另一次生命。你无法决定何时或者如何走向死亡，但你可以决定当下如何生活。生活不是等待雨过天晴，而是要学会在雨中跳舞。希望未来不会再有“7·22”事件发生，不要再有仇恨。让我们穿越过去，面向未来。
克里斯·哈曼
（英国著名学者、《僵尸资本主义：全球危机与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作者）
虽然危机的表现形式是金融部门的危机，但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外表归因。而问题的主要方面却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基本矛盾无法克服生产社会化与私有制的对立，因此资本主义应对危机和经济复苏时，在国家干预和自由市场政策中的摇摆转向无法克服其自身的周期性危机。
托尼·卡伦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
在美国政治体系中，金钱已经成为选举的王牌，最高法院认可企业有权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来支持有利于它经营的候选人和政策，同时抵制有损其商业利益的政策和候选人。因此，无论是健康的改革还是刺激方案，美国制度下的特殊利益团体总是要么无法落实，要么弄出一个满足少数集团利益而不是整个经济和社会利益的立法。
中谷岩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资本主义为什么自我崩溃》作者）
这次美国泡沫经济崩溃，将迫使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资本主义转变方向，但是寻找到新的出发点和解决办法或许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2011年国际政治中最为重要的事态之一，就是美欧等西方国家继续深陷金融经济危机而脱困乏术。国际金融危机及其效果正在加快向西方政治和社会领域扩散、渗透和发酵，催化各种潜在矛盾相互联动和相互激荡，彰显美欧等西方国家各种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和政治制度的弊端弱点，危机的综合性和深刻性日显突出。
西方国家内部政治对立的局面加重。朝野为了各自党派的利益展开恶斗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民众游行抗议示威的规模扩大。这种发展态势导致西方发达国家内外进一步深入反思，开始讨论政治领域的西方民主制度乃至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和发展前景，甚至开始再度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比较的角度来看待和思考，促使人们翻新观念和认识。
经过反思和检讨，西方着力以变革求振兴，对外积极维护并充分利用作为国际体系主导者的优势取得帮助和转嫁危机，对内调整经济发展方式，提升竞争力。美国更加注重发展制造业，同时积极寻求新的技术创新，特别是力图发挥其在互联网领域的优势，通过制定网络空间国际规则来打造支撑美国竞争优势和全球领导地位的技术产业支柱；欧盟一方面制定和实施教育、科技、产业、社会等方面的中长期规划，另一方面力图通过缔结新的同盟条约，推进一体化建设。
然而这些改革并未深入触及前述西方结构性和制度性问题和弊端。对这些结构性和制度性问题，美欧实际上更需要改革财政税收制度，缩小贫富差距，缓解不断凸显的社会矛盾；改革选举和网络舆论管理制度，为多种政治力量和公众力量提供施展空间；改革文化、教育和移民管理制度，在确保社会安全的同时，提供有利于多元文化和外来人才发挥创造力的宽松环境；在国际体系的变革调整中，给新兴市场国家更大发言权以发挥更大作用。
目前，西方仍具有较强的调整适应和自我矫正振兴的潜力。一旦条件适当，仍可能在变革中再度释放生命力和彰显强势。但危机已经将它们的问题和劣势充分暴露并逐渐催化，如果它们在经济脱困的基础上，推进前述制度性变革，西方国家有可能再获持续发展，否则就可能坠入新的危机。
2011年，世界经济险象环生，西亚北非动荡不已，国际热点此起彼伏，西方社会风潮涌动。人们注意到，正在肆虐的全球经济危机发源于西方，而未来最大不确定因素仍在西方。民众已不仅是对某项改革政策不满，而是对整个西方制度提出质疑。
西方常夸耀其政府通过民众普选产生，因此最能代表民意。实际上，在西方式民主体制下，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多是零和博弈。执政党执政越成功，民众满意度越高，反对党上台的概率就越低，因此反对党的政治前途寓于执政党的失败之中。朝野零和博弈以损害公共效率为代价。为取悦选民，政客盲目许诺，造成社会公共开支增长超过经济发展速度、政府信贷盲目扩张、民众负债超前消费等诸多问题，最终引发了金融和经济危机。要走出危机就必须执行紧缩政策，而紧缩财政意味着减少公共服务，触碰既得利益。政府若认真执行紧缩政策意味着政治自杀，这里面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
西方经常夸耀其媒体享有完全的新闻自由，媒体在法律规定的自由范围内监督政府、反映民情、预警社会。但在现实中，作为一种逐渐被垄断资本掌控的产业，媒体为了自身生存并谋求利益最大化，功能逐渐异化。财团对其麾下的媒体有潜移默化的“政治熏陶”，每个媒体都清楚本集团的“政治红线”。西方新闻自由最鲜明的特征、即媒体上经常出现的对政府或政治家的攻讦，不过是不同财团为自己的政治代表造势而攻击其政治对手而已。
西方国家议会经常会有非常激烈的辩论，但在国际事务中，明显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干涉别国内政、以强凌弱发动战争的错误动议，却往往能在议会得到通过。这是因为涉及别的国家，特别是与自己政治制度和治理理念不同的国家的事务时，西方政客本能地拒绝接受别国政府的立场，又本能地相信“异见人士”提供的资讯，因此西方议会涉及外国问题的辩论经常是肤浅的，通过的决议往往偏颇。
一些西方国家把与自己价值观和治理方式不同的国家视为异类，并通过各种手段在这些国家改朝换代。一旦这些国家的民众与政府形成街头对峙，西方必然向示威者传递支持信息，对这些国家的政府施加高压，结果往往使游行示威演变成动荡，动荡演变成冲突，冲突酿成流血,流血为国际干预提供了依据，形势由此进入恶性循环直至爆发战争。实际上,今年美欧也发生了大规模游行示威和骚乱，伦敦警方曾一天拘捕1000名示威者、纽约警方曾一天拘捕700名示威者。如果当时国际舆论也铺天盖地地谴责欧美政府，也一边倒地支持街头民众,那么伦敦和纽约的法律秩序一定不会那么快就得到恢复。
当权力的相互制约异化为朝野的零和博弈，受损的就是公共服务的效率；当民主由崇高的目的异化为争权夺利的工具，割裂的就是社会民众；当新闻媒体异化为无孔不入的利益集团，伤害的就是公民的知情权和隐私权；当“人道主义干涉”异化为发动战争的依据，为了保护一部分人就要造成更多人的伤亡，为了避免所谓的“人道主义灾难”就要造成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当享受生活异化为超过偿还能力的借贷消费，经济崩溃就是迟早的事。如果把文明冲突视为必然，把异己文明视为异类，企图用一种价值观来统治整个世界，用武力来强加治理模式，就会造成越来越多的战争和贫困，人类的思维在自然的挑战面前就会越来越僵化和贫乏。这正是西方国家和当前国际社会许多问题的根源之所在。
对于世人来说，2011年是对资本主义反思的一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此起彼伏的罢工、示威和抗议声中度过了失落的一年，留下的是混乱、矛盾和衰退。美、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经济复苏乏力，没有从深陷的经济困境中脱身，还面临着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全面危机，昭示着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的深入展开。
更多的人已经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无力从根本上解决其内在的矛盾。“失效的经济政策”导致经济危机持续蔓延，而“失败的政治制度”是过去一年西方国家留给自己的最佳标签。
美国的民主体制曾被广泛效仿，但美国在这一体制上长期积累的道德资本，在过去短短一年中几乎被消耗殆尽。在以形式民主之名、行资本专制之实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下，欧美等国政府不是积极削减不合理经费开支，而是通过消减民众福利等措施不断向民众转嫁危机后果，甚至直接祭起强力部门的大棒干预代表99%人利益的抗议活动。由于西方民主政治谎言的破产，在“占领华尔街”及其国际运动中直接出现了 “消灭资本主义！”的口号，并提出要用真正的人民民主替代虚伪民主外衣掩盖下的大公司统治等具有深远影响的政治改革诉求，这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社会运动的历史上较为罕见。
在社会层面，过去一年中西方社会结构的失衡开始加剧。其主要表现是，各种群众性罢工和抗议活动愈益频繁，社会分化苗头凸显。“占领华尔街”传导至全美及世界80多个国家的城市，裹挟了各阶层人群；英国爆发了32年来最大规模公营部门大罢工，抗议“付出更多、工作更久但获得更少”。抗议范围的扩大和活动的持续，昭示着西方社会中生产资料的资产者和无产者间的鸿沟进一步加深，表明西方社会结构在危机的持续冲击下正发生裂变和分化。
文化地位的衰落，是西方社会面临的新问题。在其内部，由于西方国家对华尔街金融资本家和下层民众呼声的不同态度，催生了民众的普遍不信任感，削减了西方文化对国内民众的凝聚力。“占领华尔街”让世人听到了普通美国民众“反对债务奴役！”、“我们是革命的一代！”、“我们需要工作，我们需要革命！”等强烈呼声，极大地冲击了美国民众的文化价值理念。在其外部，西方国家对西亚北非民主政治和民众权利的两面干涉手法，显露出其崇尚自由等文化价值观的虚伪性，也在相当程度上削减了西方文化对他国民众的吸引力和亲和力。
值得警惕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混乱和矛盾，也将给未来世界发展带来更多的变数。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惯于从政治手段寻找克服体制危机的出路，因此，未来国际政治领域的分化和重组进程将加快，外交争端、贸易争端、金融战乃至局部的军事斗争，都有可能激化。同时，在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冲突和普通大众的压力下，西方社会中超越各种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而指向社会主义的那些建言或替代计划，可能被提上日程并逐步发展。
欧债危机愈演愈烈、美国主权信用降级、西方社会抗议不断、小城血案震惊世界……错综复杂的2011年，似被迷雾笼罩，令人迷茫。
“贪婪是好东西”——电影《华尔街》中的这句经典台词，恰似雾中的现实。随着危机的不断深入，曾经盛极一时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受到挑战，一向为人称道的福利资本主义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有论者认为，美欧资本主义体制，遇到了“机能故障”，正演变为“民主危机”、“政治意志危机”……国内外五位知名学者，将为您透视美欧等国暴露的制度性问题。
游戏化、资本化和短视化
西方世界今天似乎步入了危机四伏的冬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这一切乱象背后的制度原因。西方民主看来正在面临着“游戏化”、“资本化”和“短视化”三重危机，如果没有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西方的整体颓势恐怕还会加速。
西方民主越来越演变成“游戏民主”。只要程序正确，谁上台都无所谓。民主已经被简化为竞选，竞选又被简化为政治营销，政治营销又等同于拼资源、拼谋略、拼表演，政客所做的承诺无需兑现，能打胜选战就好。这种“游戏民主”导致了今天西方一流治国人才的严重匮乏。美国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至今已经3年多了，还是一笔糊涂账，没有任何一个人为此承担责任。美国老说什么问责制，结果连问责制的影子都见不到。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西方所谓“只要制度好，谁上台都无所谓”的“游戏民主”看来将越来越玩不转。没有人才观念的公司要破产，没有人才观念的军队打不了仗，没有人才观念的政治制度将走衰，道理就是那么简单。
在不少西方国家，民主制度的“资本化”越来越严重，日益演变成“钱主”制度，特别是美国的民主。美国标榜的“三权分立”制度仅限于政治领域，本质上这些权力还是被资本力量所驾驭。实际上，美国总统奥巴马三年前当选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华尔街巨额捐款，随后就有奥巴马用几千亿纳税人的钱去“救市”，要奥巴马对美国金融业进行大规模的改革，确实是难为了他。现代社会需要超出政治领域内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大致平衡和良性互动，否则的话，“钱主”将左右“民主”，“占领华尔街”背后的99％与1％之矛盾也可能因此而长期化。
西方危机的另一个主因是多数西方国家都成了寅吃卯粮的债务依赖型经济，即通过借新债还旧债的方法来解决经济和财政问题。从政治角度来看，这是民主“短视化”结果。政客为了拉选票竞相讨好选民，开出各种直接和间接的福利支票，耗尽了国库，最终还是要老百姓来埋单。南欧国家相继出现的债务危机就是这样形成的，美国居高不下的债务危机某种意义上也是这样形成的。美国《时代》周刊不久前发表《民主能解决西方的经济问题吗？》的文章指出：“大西洋两岸的政治问题有着相同的症结——即现代民主国家选举政治的要求。西方政客们将选举胜利这种狭隘的利益看得重于更大的国家长远利益。他们关心的不是削减赤字、提高经济竞争力，抑或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他们的眼光最远也就是停在下一次选举计票上。”
美国《新观点季刊》主编内森·加德尔斯说得很直白：西方民主制度屈服于“即时新闻”和“一人一票”的“短期暴政”，导致民粹主义泛滥，“这种制度缺乏长期思考、策划，缺乏持续统治的政治能力”。其实，今天的西方民主制度很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只是因为有祖上留下的家产，还可以继续挥霍一下，但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上，这种情况恐怕将越来越难以为继。西方应该好好考虑对自己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否则全面走衰的趋势恐无法逆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