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家四口，为了1500元治疗费，脱下衣服，上街求助。
管了粮，就管不了钱；管了钱，就管不了地
没有人知道那个四口之家为何背井离乡，来到广东。或许他们也与韩文德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在农村老家耕种小麦和芝麻时，“管了粮，就管不了钱；管了钱，就管不了地”。没办法，他只有来到城市。
正因如此，那笔按工程期结算的钱款才显得更加重要。于建嵘认为，想要提高农民工的尊严，首先是尊重他们的劳动，并使其劳动环境得到改善。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户口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让他们真正融入城市”。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发出这样的呼吁：让农民工与市民一样享受医疗保险、子女教育、失业保险、住房等各种保障。否则，“尽管他们的血汗甚至生命都遗落在异乡城镇，但终究难以在他乡找到立足之地，最终成为漂移在城市与乡村、异乡与异城的弱势群体”。
不过，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温铁军看来，如果能够提高农民的尊严感，甚至让农民的尊严感超过市民，“那么农民或农民工到哪都不必觉得低人一头，甚至农民可能不必被迫进城务工”。
上世纪90年代，这位被誉为“农民代言人”的教授曾在珠三角推广一个名为“农村股份合作制”的乡村实验。按照“以土地为中心”的股份合作制，村子将分散的土地从农民手里集中起来，批租给乡镇，乡镇则以股红分配的方式，将一部分工业收益分给农民。
就在不久后，温铁军发现那里的农民可以享受许多市民无法享受的优惠政策，城里人的流行话也变成了“搞导弹的不如卖鸡蛋的”。有了社会地位和经济保障，农民在是否进城打工上也拥有了自主选择的权利。
在快速推进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里，这或许是个好办法，但眼下实施起来却可能不再容易。在温铁军看来，“城市化过程中，利益集团不肯放弃自己的利益。而农民的最大问题在于，个体表达高度分散。”
“只有保护财产权益，才会有尊严。”温铁军表示。
没人能挽救那四口之家的尊严了，但他们至少解决了眼前最大的困境——经过警方与院方的协调，保健院同意减免这家人欠下的治疗费。那个父亲签下自己的名字，接走了儿子。然后，这个家庭就像几颗最最普通的尘埃那样，消失在傍晚的县城。
他们在城市里过着“鼠族”生活，而他们留在老家的那栋漂亮楼房，只有老鼠在里面安家
没有人知道那个被雇来裸体的农民工的故事。有人记得他总是做些“搬搬抬抬”的工作，也有人声称他其实是个“卖废品的”。他像这座城市的很多建设者一样，面目模糊，姓名不详。
韩文德记得，最初，他和受雇者协商这次行动后付给他150元。可在街上，当老韩要求他脱衣服的时候，受雇者一下子就后悔了：“那不行，你得再给我加50元。”
最终，整场“裸体讨薪秀”只持续了很短暂的时间。走了几十米后，由于围观者太多，这支队伍不得不迅速解散。
几天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也从新闻里看到了韩文德的故事。于建嵘曾经为大批农民工做过访谈。在他看来，很多时候“农民工尊严问题都与欠薪相关”。“这件事比较极端，”于建嵘评价，“但没有必要指责他，我可以理解他的选择。”
除了用“裸体”来寻求社会帮助，那个四口之家和韩文德一样，都几乎再无其他办法。这或许就是农村与城市的禀赋差异带来的巨大问题。
在11月刚刚结束的2011年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就曾提到这个问题。在15分钟的发言里，这位站在讲台上的81岁老人首先谈到了3种资本：物质资本；以文化、教育、技术等为指标的人力资本；以家庭关系、家族关系、同乡关系为主的社会资本。
从云南、贵州、重庆等省市考察后，厉以宁发现，以物质资本为例，城市里的住宅有房产证和产权证，可以用于抵押、转让、投资，“钱就到了”。可按照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民的房子并没有房产证，在一个农民进城成为农民工时，他只能两手空空，无法带资进城。而在人力资本上，农村孩子无法像城市儿童那样享有优质教育。当需要比拼社会资本时，他们更没有可供利用的亲戚或朋友关系。
结果显而易见，“3种资本都是城市占优势，农村占劣势”。
或许正因如此，这位老人总是反复提起“老鼠的故事”。农民两手空空地进城打工，没过多久，他的妻子和孩子也跟了过来。他们很有可能住进一间被纸板隔成16个小间的地下室，与其他务工夫妻一起，过着“鼠族”生活。至于他们留在老家的那栋漂亮楼房，只有老鼠在里面安家。
□ 一个农民工，为了200元报酬，出演“裸体讨薪秀”。
□ 密集的农民工“裸体求助”新闻引发人们激烈争论：蒙羞的是他们自己，还是整个社会？
有关这个家庭的信息实在少得可怜。
人们只知道他们来自河南舞阳，在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县以捡废品为生。已经50岁的丈夫和37岁的妻子养育着3个孩子，最小的那个刚刚出生两个月，还在当地妇幼保健院住院接受治疗。
正是这个突然到来的小生命将整个家庭拖入了绝境。11月27日，他们想将孩子接出医院，却怎么也凑不齐最后1500元的治疗费。
这对农民工夫妇也许再找不出什么像样的选择了。就在当天下午，他们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脱光了衣服，走上街头求助。
在路人偷拍的照片里，这对夫妇一直昂着头，紧紧攥住被晒得黝黑、只有半人高的孩子的小手。他们穿过了安静的居民区，也经过了一条车水马龙的大道。现场围观者回忆，路过的摩的司机不停地骂这对夫妻，“不应该带这么小的女儿，影响小孩的”。但他们似乎完全听不见也看不见了，直至赶来的民警将他们接到车上。
有人说，就在2011年即将过去的时候，“这凄凉又可悲的一幕成了这一年最震撼的画面”。两张偷拍得来的照片在网络上疯传，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有人“不能理解他们为何选择如此极端的方式”，还有人激动地斥责：“丢不丢人，我都为你们感到羞耻！”
但许多人也理解这个家庭抛弃尊严的无奈，尽管对他们来说，1500元更接近于一顿朋友间的聚餐、一件漂亮的大衣，或是一双新款球鞋。可在他们看来，社会先“没能给他们应有的面子”，他们才“回报给社会更加难堪的场面”。
一位评论者为此撰写了一篇文章，并在最后这样写道：“‘失节’的是他们一家四口人，但蒙羞的是整个社会。”
丢了面子也不怕，我就怕饿死也没人理
事实上，关于“尊严”的话题已经进入农民工问题研究者的视野。
就在刚刚过去的11月28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在北京发布了《中国农民状况发展报告》，而“农民眼中的尊严”正是其中一章。
在进行调查时，项目主持者之一、华中师大政治学教授邓大才发动了自己的学生。他鼓励那些生长在农村的学生报名成为观察员。在学生们返乡前，这位教授还特别叮嘱，不要用“尊严”这样抽象的词语，而是换种问法，比如“你受到过不公平的待遇吗？”
就在2011年寒假时，学生们和务工者一起返回了家乡。这项调查最终覆盖了31个省、270个村庄和4794户农户。而在一组组数据背后，那位出身农村的教授发现，眼前的调查结果并不乐观。
调查表明，农民在就医、工作、购物、就餐、乘车、住旅馆、与政府官员交往、与有钱人交往时感觉受到尊重的比例分别为4.7%、6.0%、10.9%、9.3%、7.2%、6.8%、3.7%、2.5%。与之相应，上述场合中农民表示受歧视的比例分别为21.2%、19.4%、16.8%、15.9%、9.9%、7.9%、35.2%、34.5%。
此外，年轻人的尊严感明显低于年长者。“年轻人有知识、有信息，又比较敏感，他们会把自己和城里人做比较。”邓大才说。
在结论处，这项调查写道，农民的尊严感有可能持续下降。“当年轻人逐渐成为农村的主力军，在贫富差距、城乡差距逐步拉大、干群关系愈加疏远的影响下，农民的尊严感可能出现下滑势头。”
但至少在眼下，“缺乏尊严的环境”并没有使农民们停住走向城市的脚步。一批又一批农民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土壤，艰难地想要扎根于城市。《中国农民发展状况报告》的调查者发现，一半以上的人认为农民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比其他人低一等”，而这其中就有很多背井离乡的务工者。
就在那个四口之家裸体上街求助的同时，在距离电白县不远的深圳，又发生了一起农民工“裸体讨薪”事件。事件的主角、河南籍农民工韩文德已经在深圳生活了整整21年。但是当面对难题时，他就像很多初来乍到者一样，几乎找不出任何办法。
从去年5月到今年8月，他和13个同乡加入了深圳一栋27层大厦的外墙翻新工程。而今，他声称工程公司和工头拖欠他们共21万元。可工程公司却坚持，自己已经付清全部款项。
“我简直走投无路了。”54岁的老韩说。11月末的一天，这个“没什么文化”的中年男人找了张旧纸板，请人用黑笔重重地写下3个问句：“要不到（工钱）是老板黑心？还是工程被层层转包的原因？我们该怎么办？”
他举着这张牌子在马路边站着，心想“大城市总有个管事的”。可这个希望很快就被行人泼了冷水。“你这样没用。”一个梳辫子的男人走过来指点他，“你找个人，把他衣服脱了，上街去。”
就这样，韩文德从站在街边、举着牌子等待打零工的农民工里找了一个重庆男人，经协商后决定，付给他200元，“在街上站10分钟”。紧接着，就在一条人行道上，被雇用者“全副武装”起来，他脚踩解放鞋，穿着一条贴身短裤，戴上一张写着“黑心老板”的纸壳面具。韩文德和另一个工友则分别站在两侧牵着他。
那一刻，尊严已经不再重要。他只想着，打工者都是自己的亲戚，如果不尽快把钱讨回来，“过年没法回家”。
有人问他，难道你就不怕丢了面子？
这一次，他想了很久才回答：“丢了面子也不怕，我就怕饿死也没人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