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频道连载了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张雄文撰写的《名将粟裕珍闻录》一书。本书记录了一代名将，我军华东野战军的统帅、军事家、开国大将粟裕同志的卓越的军事才能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以下为本书节选。（孙琳）
还有东北野战军八纵的司令员段苏权，红军时期就是师级干部，只授少将衔，而他的政委邱会作并无此等经历，却是中将。
1955年l月，中央军委座谈会对元帅、大将、上将人选进行研究。这条讨论的明线中，元帅人选里已经没有了粟裕。
元帅、大将人选按规定只能由中央书记处决定，当时的书记处相当于1956年9月八大后的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分别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 周恩来、陈云。
也就是说，粟裕的军衔问题只能由他们五人考虑。中央军委讨论的元帅、大将人选，其实已经是书记处讨论确定后的人选。
正因为此，鞠开晚年回忆说，军委座谈会的确没有讨论粟裕授不授元帅的问题，“但不能以此就否定李银桥讲的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要给粟裕授元帅的事”。
他顺便谈到了李银桥的为人，说：“李银桥也没有当过粟裕的警卫员、副官、卫士长或者是秘书，他和粟裕又没有直接接触过，又没有特殊的感情，他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帮助粟裕说话呢？”
鞠开老人的话显然是有道理的，也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其实，李银桥并不是唯一透露粟裕辞帅的人，粟裕几个知情的老战友、老部下也曾在不同的场合，印证了他的回忆。
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建国后的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回忆说：“到了1955 年评军衔问题时，粟裕很有可能当元帅，但是他有自己的考虑，几次诚恳要求不当元帅。”
陈士榘是个“牛”人，眼里除了毛泽东这个领着自己上井冈山的领袖以及老首长林彪、粟裕等人，其他大概没有几个人能入他的法眼，叫他心服口服。当年在淮海的双堆集战场，就不大听中原野战军司令部的招呼。
他的耿直、率性注定后半生并不如意，但闲暇的日子，也能静下心来回首往事，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史料，粟裕辞帅一事便是一例。
另一个老部下管美英，也回忆了一段往事。
李世民说，慨然抚长剑，济世岂邀名。粟裕也如此。
他早就视名利为身外之物，对授衔大将平静处之，曾说：“评我大将，就是够高的了，要什么元帅呢？我只嫌高，不嫌低。”但许多身边人员和老部下尚未达到他这种“超凡入圣”的淡泊境界，都表示不理解。
当秘书兴高采烈地转告他，民主人士黄炎培称他应该当元帅。不想粟裕很不高兴，严肃地批评说，谈这个话题是低级趣味。
但依然是皇帝不急，急死太监。管美英就是其中的一个。不仅当时，到了授衔九年后的1966年，他还依旧“耿耿于怀”。
这年5月，他到北京中央抗旱工作队，看望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老首长谭震林，并顺便汇报工作。
因为谭震林与粟裕也是多年的老战友，管美英便在闲聊间向他打听粟裕为何只授衔大将，一面也流露出自己多年的“不平”之感。
谭震林是华野的副政委，当然知道粟裕的实际统帅地位，也理解华野将士们的这种情绪，解释说：“因为没向你们传达，你们不了解情况，所以有意见。”
随后，他详细地说了粟裕主动辞帅，毛泽东因此最后授予他大将衔的缘故。
这一真相，令管美英受到极大的震动，多年后还感慨万千。在粟裕百年诞辰之际，他说，老首长“是我做人的楷模”。
辞让名利，却从未辞让过责任的粟裕，自然不只是一个老部下的楷模，也是融入了中华传统文明的一面明镜，历时愈久，光彩也将更加夺目。
元帅授衔公开的标准只有两条，当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规定：“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通俗一点说，就是资历或者战功两个标准。
这里的“或”字（并非“和”字）十分关键，就是说，“资历”或“战功”两个条件中任意一条即可。
按这一标准，粟裕一生征战以及指挥华东野战军（即战役军团）创造的辉煌战绩，就完全符合“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一条。
针对个别抱怨的将领，毛泽东亲自出面，严肃地批评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最高统帅发话，金口玉言，一言九鼎，当然就没人敢公开发牢骚了，不过腹诽的不免也有。玉皇大帝尚且有人心里嘀咕，鲁迅就说过：“我对玉皇大帝所做的事，腹诽的非常多。”
好在罗荣桓这个总政治部主任提出辞帅，及时做出了表率。总参谋长粟裕也主动请求降衔，不做元帅，又树立了一个高风亮节的标杆。
毛泽东身边的卫士长李银桥，是他的贴身“影子”，后来多次回忆说，在中南海颐年堂，中央书记处曾谈过粟裕的军衔。
毛泽东说：“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可以领元帅衔。”
周恩来说粟裕已请求辞帅。毛泽东当然也知道，又感慨地说：“难得粟裕！壮哉粟裕！竟三次辞帅。”
李银桥的回忆，成为十分珍贵的历史见证。
粟裕的秘书鞠开曾带着疑问，两次登门小心求证，第二次还有专门人士进行了录像。
李银桥每次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并解释说：“这是没有错的，我是毛主席的贴身卫士长，和他是形影不离，他到哪里，我也跟到哪里……他不开会时我可以随便进去，他开会的时候我也可以随时进去。”
虽然鞠开也是高级别的首长粟裕的秘书，知道一些警卫的常识，李银桥还是担心他不能理解，说：“这也是毛主席对我提出的要求，要我做到随叫随到，不能等毛主席叫我时找不到。”
当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要见毛泽东，还得要事先请示、报告，经同意后才能去。而李银桥因毛泽东有这一规定，却不需要这样。
因此，他有着得天独厚接近“皇上”的便利，知道一些不便见诸文字的绝密内幕，也就顺理成章了。正如他所说：“毛、刘、周、朱在一块开会，讨论一些问题，很自然地会了解到不少问题。”
粟裕与罗荣桓这一对邻居，辞帅的结果虽然因各种考虑与需要而不同，但出发点却是相似的，都表现出了一种谦逊的品格。
如果说罗荣桓授衔与辞帅也是一条明线的话，那么粟裕的授衔与辞帅则是一条暗线。明线世人耳熟能详，暗线却鲜为人知，有时候还因为先入为主的印刻效应，表示狐疑。
但鲜为人知并不表示不曾发生过。
不想当元帅的统帅是好统帅
罗荣桓主动辞帅，粟裕这个老邻居也不例外。
1955年的军衔制，特别是将军以上级别的授衔，的确有些令毛泽东为难。
张爱萍之子张胜说，当过一把手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最复杂的莫过于人事问题了。“许多重要的人事安排，并不是简单地看功劳和能力的，离不开当时的历史背景、人际关系以及各个方面平衡的需要。这也许会是个令人尴尬的话题。”
张胜似乎说出了1955年毛泽东的心里话。
由于不仅仅是出于军队正规化的需要，还是对开国将领们有史以来一次总授衔，多少带点“梁山好汉英雄排座次”的味道。而且，从西汉宣帝“麒麟阁十一功臣”、东汉光武“云台二十八将”，到唐太宗开国“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国似乎早就有“排座次”的传统。
因此，最高统帅部极为慎重，酝酿、筹备几乎达五年之久。“今代麒麟阁，何人第一功？”一介书生杜甫当年尚有如此霸气的一问，授衔的将领们也大多把军衔看成是对自己过去战功、对革命贡献大小的一种肯定，而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专业技术职称。
授衔的方案几易其稿，结果终于出来后，一位老红军听说自己只授少将军衔，大失所望，说了一句贻笑大方的名言：“我要把那个牌子挂到狗尾巴上去。”还有人因此闹情绪，两三天不吃饭，甚至哭起了鼻子。
共产党人虽然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但到底是人不是神，也食人间烟火，也吃喝拉撒，有七情六欲，存在这些“不和谐”音符当然一点也不奇怪。
毛泽东也很清楚，出于各种考虑与需要，授衔的确未必能做到绝对一碗水端平。1956年9月，他曾在中共八大预备会上说：“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不可能。”
皮定均本来准备授衔少将，按规定与其他书记处成员一样，只负责元帅与大将提名的毛泽东，忽然间“意兴遄飞”，“越级指挥”，来了一句“皮有功，少晋中”，皮将军因此得以官升一级。
这虽然被传为佳话，但皮将军的老上级刘少卿因此易位，反而只授衔少将。
这种不按规定出牌，未按条文行事的特例，自然难免个别人会有想法。
《名将粟裕珍闻录》张雄文 著北岳文艺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