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一个“革命者”的姿态
1971年11月15日，第一次进入联合国大楼的中国代表团兴奋之余，仍有人感到一丝紧张。这支代表队伍是在一周之内匆忙组建起来的。
“初返联合国，我们对联合国的事务并不是很熟悉，思想准备也不充分。”联合国问题研究专家、外交学院副院长郑启荣评价道。他形容，当时中国是以一种“革命者”的姿态出现在联合国的。
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上的发言中，“革命者”的姿态和中国最初对联合国的认知亦有明显体现。当时他说：“我们主张，任何一个国家的事，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管；全世界的事，要由世界各国来管；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不允许超级大国操纵和垄断。”
“当时，我们对它的看法有局限性，先认为它是西方超级大国手中的工具，后来又认为它是一个‘清谈馆’，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郑启荣说。鉴于此，重返联合国初期的中国代表团经常在发言和表态时使用“打倒帝国主义”、“反对霸权主义”的口号性措辞，并且在一些国际问题中表现得比当事国还激进。
不过，一个“革命者”的立场和姿态有时也很必要。1981年，安理会推荐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时，中国支持第三世界提名的坦桑尼亚外长萨利姆，而美国则支持奥地利人瓦尔德海姆第二次连任。于是，中国在投票中连续6次否决了对瓦的提名，最后安理会经协商以秘鲁人德奎利亚尔为唯一候选人才打破了僵局。这件事，被外界视为是中国在联合国为第三世界而斗争的一次典型案例。
3
基辛格在北京做了什么
当年10月25日，基辛格恰恰还在北京访问。他在第一次秘密访华时主动告诉周恩来，尼克松已经决定，美国今年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席位，但不同意从联合国驱逐台湾国民党当局的行动。在尼克松访华前，如果美国听任台湾国民党当局失去联合国席位，将使尼克松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我估计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大。”基辛格不假思索地说，“明年还差不多。待尼克松访华以后，你们就能进去了。”
“我看不见得吧？”已经得知好消息的叶剑英和副外长乔冠华在送行基辛格的路上如此回应道。果然，基辛格在离京的飞机上得知了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消息。有资料记载，他当时一愣，自我解嘲地对助手们说：“我的话应验了，光是中美接近就会使国际形势产生革命性的变化，对此连我自己也认识不足。”
基辛格一度指责说，应该把联合国大会的投票议程拖延至他从北京返回后。正是由于摸不清美国对中国的真实态度，一些国家代表犹豫着投了支持中国返联一票。
但尼克松之后在回忆录中清清楚楚地写明，是他有意让基辛格在外面多呆一天，不要在表决这一有争议问题时回国。
不管尼克松当时出于怎样的考虑，于第三世界国家代表而言，中国重返联合国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一场重要胜利。
1971年11月1日，联合国总部自北边数第23根旗杆，青天白日旗被降下，五星红旗开始高高飘扬。
天时、地利、人和，新中国就这样被“抬进了”联合国。
2
印尼外长
没听总统的指令
当时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后来曾若有所思地说，从“双重代表案”最后投票的顺序来看，“两阿提案”的胜利也是必然。
其实，当时的联大主席、印尼外交部长马立克为助中国一臂之力，确实在投票环节进行了一个“技术处理”。
马立克曾追随印尼革命斗士、也是中国领导人的朋友苏加诺。第26届联大召开前夕，他出任联大主席。当时，他敏感地意识到，1971年可能是中国重返联合国的一次契机，于是，他设法与在澳门的密友司徒眉生取得联系，并委托后者想办法了解到中国高层对重返联合国的提案想法。
然而，一直到1971年9月，司徒眉生仍得不到北京方面的任何反应。9月初，马立克与司徒眉生在香港碰面。马立克取出一份文件递给司徒眉生，面有难色地说：“关于本届联大讨论中国加入联合国的议案，苏哈托总统（苏加诺之后担任印尼总统）已经给我下了训令。你拿去看看。”司徒眉生接过文件，只见“训令”上写明：要求对阿尔巴尼亚等国提交的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提案投弃权票，对美国的提案投赞成票。
司徒眉生问马立克：“你研究过联大议事规则和主席的职权没有？有无特别发挥的空间？”马立克回答说：“仔细研究了，空间还是有的。”
沉吟片刻，司徒眉生建议道：“你现在已被选为本届联大会议主席，就不能站在一国外长的角度处理问题，而应站在联大主席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处理问题。”“你作为印尼外交部长最多不过干一二十年，可印尼作为联大主席国是百年才一遇的事情，而你个人能担任联大主席，更是千载难逢啊！这是历史的重托啊！你要紧紧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争取流芳百世啊！”
听罢司徒眉生的话，马立克基本下定了心意。
投票当天，联大一改往日计票方式，采用公开唱票的方法。于是，一些国家不得不慎重考虑，是否再追随美国投票。当“两阿提案”获得通过后，马立克举起手中的木槌，果断裁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就意味着台湾已丧失联合国席位，无需对台湾席位问题再进行表决。”
伴随着这一锤定音，中国为恢复合法权利而经历的22年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多年后回望历史，1971年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那次外交胜利来得突然，却也着实不易。它的背后，体现了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和不同阵营力量的此消彼涨，也体现出了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和外交官们的变通和智慧。
1
非洲国家再推
“两阿提案”
事实上，从1950年起，每届联合国大会都要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但是，美国每次都以“延期讨论”这一问题为名加以否决。直到1961年，新西兰代表首先提出“把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大会日程”，紧接着，苏联提出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权问题”列入大会日程，这两个要求均被大会采纳，美国的“拖”字战术由此未能再奏效。
也正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随着亚非独立国家先后诞生，联合国里以欧美占绝对优势的力量格局开始逐渐被打破，新中国重返联合国渐露曙光。
这些联合国新增加的亚非国家多达56个，占当时联合国成员国近一半。其中，绝大多数刚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出于和中国有着共同遭遇、相同目标而旋即成为联合国里支持中国恢复合法权益的强大力量。
1970年的第三世界不结盟国家元首会议，联合声明集体支持中国重返联合国。次年，中加建交，和1964年的中法建交一样，重创美国阵营。
此外，中国还获得了拉美国家的一些支持。当时的外交部翻译，后任驻法大使、外交学院院长的吴建民解释道：“当时拉美一些国家在争取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权利，但是美、苏主导的第一次海洋法会议通过《领海和毗连区公约》，规定各国领海和毗连区不得超过12海里，拉美国家对此始终予以抵制。在这个问题上，我国支持他们获得这方面的权益，这也使得我们获得了一些拉美国家在联合国问题上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