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副校长吴志攀说的一段鼓励校友扶起摔倒老人的话风靡网络，并衍生出众多版本，被称为“校长撑腰体”。对此，北大校长周其凤也予以力挺，表明了北大支持学生“扶老”的鲜明态度。
与以往只在网上大红大紫的网络语体不同，“撑腰体”已经实质上介入了我们的社会生活。“校长撑腰体”横空出世后，有广东省总工会承诺为见义勇为职工提供免费法律援助的“工会撑腰体”，有成都等地一些公司为做好事员工承担赔偿责任的“撑腰通告”，还有一些法律工作者免费为好心人打官司的“律师撑腰体”，为道德撑腰，正在从一种呼吁变成现实行动。
“撑腰体”为什么这样红？关键在于，它敢于直面道德困境，积极寻求解决之道，彰显了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道德自觉，真诚地呼唤着社会成员的道德践行。
近年来，道德领域的问题越来越多地成为新闻焦点，好人被讹、路人冷漠等现象，其社会负面效应不容小视，其折射出的社会问题更值得深思。从广阔的社会视野看，好人好事依然是主流，但随着利益规则侵入社会生活各层面、不良观念和风气的滋生蔓延，道德环境受到了污染，道德底线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挑战。
透视“扶老”难题这一典型现象，令人遗憾的结局背后，往往显露出复杂的现实因素共同作用的痕迹：价值扭曲、利益算计、道德风险、法律缺失，既大大增加了人们见义勇为的道德风险，也从不同层面消解了人们挺身而出的道德意愿，尤其是经由大众传媒、公共空间的报道与讨论，这一道德问题的“破窗效应”得到了放大。做好事为什么这么难？好人为什么得不到好报？善良者的出路到底在哪里？这些疑问，从某种程度上正在成为一种日益增长的社会焦虑。
“撑腰体”就是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反思基础上提出的“救济方案”。相对于抱怨环境、企望他人的论调，“撑腰体”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自觉、自救、自为，试图唤起广泛的自我觉醒，激发普遍的道德践行，主动去改变现实，提升道德水准。
从实施层面看，“撑腰”方案也对症下药，从化解道德风险、改善道德环境入手，通过调动高校、企业、社会组织的力量，给救助者以有力的道义、经济和司法援助渠道，全面免除其后顾之忧。目前，“撑腰体”的主要力量来自民间社会，然而医治道德炎症、建设道德大厦，离不开科学制度设计和有效社会治理。
